對于整個天水文學寫作的現狀，每個熟知它的人都知道，詩歌的成績最大，散文次之，而同樣作為文學三樣式之一的小說寫作多少年來一直是暗弱的。是楊逍的小說寫作改變了這一格局，他以持續不斷的寫作耐力和較高水準的寫作質量，讓甘肅乃至全國文學領域不僅意識到天水的文學寫作除詩歌散文寫作實力不俗外，小說也有了可以與其比肩的寫作潛質，其中代表，便是這幾年頻頻用自己的作品不斷在全國各級各類刊物上沖擊著讀者眼神和內心的楊逍的小說。

我想我這樣的比較定位對于楊逍的小說寫作并無多少實質性的意義，這也僅僅是我作為一個喜歡寫作和閱讀的人，對本地文學寫作在多年關注中的單一的非常個人化的經驗判斷而已。因為我知道，一個作家的作品實力永遠來源于他自身，他的情感、修為、視野以及認識觀察生活與表達生活的廣度和深度，來源于他對自己所從事的文體表達的高度自覺與認知。它和一個區域內的文化氛圍與認同沒有多的關聯，而我的這種判斷，只是想為楊逍的小說寫作在本地文學寫作的歷時性上加注一個標簽而已，旨在說明在21世紀的天水文學寫作中，是楊逍，把天水的小說寫作帶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在系統地閱讀了楊逍的中短篇小說后，我在手機的記事本上寫下了“底層敘事”“孤獨”“羸弱抗爭中的悲憫情懷”這樣三個關鍵性的詞句，我想這既是我的閱讀過程中對楊逍小說表達的一種認知與概括，也是最終要理性地去解讀楊逍小說意蘊的突破口。在楊逍的筆下，每個人物的姓名幾乎是模糊的，像《水中央》的所有人物，都是以身份去區別，比如父親（繼父） 、母親、大姐、二姐、三姐、四姐、“我” ， 《天黑請回家》中的“三哥”（一個制作販賣狗皮暖帽和圍脖的人） ， 《一個無所事事的周末》和《空窗子》的孤獨者“我” ，這種模糊本身雖然有小說敘述的需要，但我感覺是楊逍有意為之，即使有名有姓者，比如《那一年杏花敗了》中的素素和李逸， 《野蠻生長》中的郭成、趙傳、李素素， 《若依和小鎮》中的若依和李想等，他們都是為生計奔波和勞苦的普通人，甚至可以說是屢遭生活打擊與折磨的失意者、掙扎者、失敗者，正是這樣一些無名無姓者構成了我們現實生活中的絕大多數，他們起早貪黑地辛勤勞作只為求一個衣食無憂，而他們艱苦求生的困境卻幾乎被影視娛樂頻道消滅，只有在一些有良知的作家筆下，才能呈現出他們真實而殘酷的生存氣息。楊逍的小說寫作是生活決定的，更是他的小說寫作觀念和意識所決定的。“作為一個作家，一個文學的創造者，我既是敘述者又是反復思考者。 ” （蘇珊·桑塔格《文字的良心》 ）因為文學寫作所能提供的最大的功用是讓我們認識到人，絕大多數人的存在真相。我想，楊逍正是在這一點上提升了他小說寫作的高度與深度。而這種高度與深度表現在楊逍的小說中的人物形象身上，都是鮮活生動的存在，就如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遇見的他或者她，他們或者她們，盡管在一面之交上是陌生的，但只要你愿意走進他（們）和她（們）的內心世界，就會發現在內心深處，我們有著同樣的悲欣，有著同樣的希望與掙扎，也有著同樣的孤獨與絕望，他（們）和她（們）就是另一個我們沒有發現的自己，他們以另外一種面目和另外一種我們不屑甚至鄙夷的方式呼吸存在著……比如《水中央》中為了生計被人包養的三姐，最終靠出賣自己的肉體要為自己的父母蓋寬房大院的“我” ， 《野蠻生長》中販毒和倒賣文物的郭成、趙傳， 《若依和小鎮》中把能找到人間一份真正的愛情當做此生唯一幸福的妓女若依，再比如《天黑請回家》中唯利是圖把狗皮做成的暖帽當作狐皮賣的小商販“三哥” ，在利和大義的面前最終選擇了幫助同樣是掙扎于城市生活底層的鄉村女人趙月陽，讓她拿著他辛苦賺來的五六千元，逃離要控制她的黑心商人，去給得了癲癇的兒子治病，而“三哥”自己被黑心商人找的盯梢的打手擊昏在街頭，凡此種種，都無一例外地展示了這些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小人物內心的愛與恨、情和仇、利與義、是非與善惡的糾結與掙扎，呈現出了人物形象的豐富性，伊利亞·愛倫堡在《人·歲月·生活》中認為，“我認為對人的命運，作家不應當滿足于描寫種種事件，他們應當表現同時代人的內心世界。 ”

楊逍的小說寫作除上述的以個人命運起伏轉變為主線表現底層小人物生存群相外，還有一類即是表現單獨個體存在狀態的小說，其中的代表作品是《一個無所事事的下午》 《馮二的理由》和《空窗子》 。楊逍的這類小說在寫作方式上更自我化一些，初讀更像是一個人在酒后或者失神時的自言自語，會讓讀者一時間感到手足無措而產生疑惑，這是小說嗎？如果你再認真一點，耐著性子讀下去就發現，看似沒有章法的言說里其實有內在的敘事邏輯，貌似沒有條理的段落中暗布著小說行進的肌理，我想楊逍的小說正是在這個層面上離開了傳統小說以故事構架小說的路數，走到以敘說呈現現實生活的豐富性和多樣性的現代小說寫作道路上來，這或許是喜歡楊逍小說更為深層的心理要素。作為個體的人在社會中的存在，他從何處取得價值感和成就感，無非是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中去獲取，而現代社會價值觀念在一味地傾向金錢和權力之后，造成了一個人在與他人和社會關系中找不到與自己內心固有的情感體系和道德系統相一致的認同，一個人的存在總讓自己感覺被眼前的繁華的世界吊了起來，懸浮在空中。徐葆耕在《西方文學之旅》中認為，“私欲成為人類不可更易的本性，人生成為無可逃遁的地獄，孤獨感、災難感、無聊、寂寞……人被物異化的痛苦在現代作品中獲得了生動、奇譎的藝術表現” 。楊逍的這類小說恰好抓住了人被異化過程中的痛苦、疏離及掙扎，而這種被異化過程中的痛苦、疏離及掙扎正是我們每個身處這個時代的人正在經歷著和正刻骨銘心地感覺著的——如果放在我們身上，就是那種無時不體會到的，無所不在的孤獨。而這些，正是楊逍這類小說的肌理和命意所在，也就是評論家張艷梅評價楊逍的《一個無所事事的下午》所說的，“小說寫出了一種生活狀態，無聊、茫然，充滿失重感。小說的底色是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彌漫在深處的是一種灰茫的精神境遇” 。用楊逍自己的話說， “我的小說始終都在闡述人與現實的緊張關系，尤其是那些弱小的人，我一直在寫他們面對病痛、債務、逼迫、追毆、婚姻等等苦難的時候，他們的無能為力，他們的艱難抉擇，無奈或者無助，才是他們內心真正的聲音” 。

一部好的文學作品能提供直指人的存在的狀態和意義，不僅僅是作家自己價值和文本價值的完成，而其外延的部分還需要另外一種方式的參與才能徹底完成，即讀者思考的參與。徐葆耕認為，“文學的最高宗旨是實現人的精神與審美的自由、發展和解放” 。人，正是因為不自由，才格外希冀自由，正是因為困境，才想著要突圍并找到出路，正是因為束縛和禁錮，才有了夢想解放的動力。我想，這些作為楊逍放在他小說背后的意義，是我們作為讀者要去自己發現的，也是他希望我們能發現的，也是他作為一個小說家已經當作責任和使命的，而我最后想說，這也是一個好小說家的標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