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雙鞋子（1888年） 凡·高/繪

一雙鞋子（1887年） 凡·高/繪

一雙鞋子（1886年） 凡·高/繪

一雙皮革林底鞋（1888年） 凡·高/繪

在藝術史曾有一場著名的爭論，爭論的一方是藝術史家夏皮羅，另一方是哲學家海德格爾，爭論的對象是荷蘭畫家凡·高的一幅油畫，油畫的內容是一雙破舊的鞋，爭論的焦點是這雙舊鞋是農婦的還是凡·高自己的，基于此，我們可以簡化，姑且把這場爭論稱為“鞋之爭”。與其說這是一場爭論，倒不如看成一次無回應的批判，因為海德格爾對夏皮羅的質疑保持著緘默。為了這點事，不少美學家、美學史家乃至哲學家（如法國的德里達）樂此不疲，發表過各自的見解。今天再次論及“鞋之爭”這個話題，我們并不打算，也不期望裁判爭論的最終結果。相反，我們只是以這場爭論為契機，來略覽其背后所蘊含的詮釋學問題。

1935年11月，海德格爾在弗賴堡科學協會作了一次演講，題目為《藝術作品的本源》，第二年的11月至12月間，他又以同樣的題目在美茵法蘭克福自由德國主教教堂議事會上多次進行演講，演講的內容頗受聽眾歡迎，甚至激起了一些愛哲者的狂熱。海德格爾的得意弟子伽達默爾后來把這些演講對德國思想界的影響稱之為“轟動一時的哲學事件”。正是在《藝術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爾幾次提到了凡·高油畫中的鞋。誠然，在演講稿中，海德格爾的分析充滿了想象力，從“凡·高那幅描繪一雙農鞋的油畫”，到“田間農婦穿著鞋”，再到“農婦站著或走動時都穿著這雙鞋”，他將這雙破舊的“鞋”鎖定為“農婦之鞋”。不僅如此，海德格爾還從磨損的“鞋”中領悟到了農婦勞動的艱辛、豐收的寧靜、生活的苦樂、甚至是分娩的痛苦和死亡的恐懼。

不可否認，海德格爾這番評論有著獨到而深刻之處，但也引起了人們的質疑聲。作為藝術史家，夏皮羅提出了系列質疑，其中涉及兩個重要問題，一是海德格爾所提到的那幅油畫具體是凡·高的哪一幅畫？二是憑什么說那雙鞋子是農婦的而非藝術家（凡·高）本人的？對第一個問題，海德格爾本人1965年以書信的方式進行了含糊的回答，他告訴夏皮羅那幅畫是他1930年3月在阿姆斯特丹展覽上看到的，回答就僅此而已，而無其他任何信息。較真的夏皮羅則并不就此罷休，以藝術史家的“嚴謹”來深究，最終判定了海德格爾所提到的那幅畫乃是德·拉·法耶目錄中編號255的那幅。當然，夏皮羅的這個論斷也是一孔之見，并非什么定論。后來，不少人對海德格爾回答的真實性又進行了考證，因缺乏足夠的資料佐證，因而最后都不了了之。相比較于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關于鞋的歸屬性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夏皮羅認為海德格爾犯了錯誤，弄錯了鞋的“主人”，不是農婦的鞋，而是凡·高本人的鞋。倘若鞋的“主人”不是農婦，那么，海德格爾的論述也就存在偏頗。遺憾的是，對后面這個問題，海德格爾一直未予以回應。其實，這場爭論背后隱含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對藝術作品理解的合理性問題，當然，我們也可以將這個問題具體化為兩個方面：其一，對藝術作品的理解屬于存在論意義上還是認識論意義上？其二，對藝術作品的理解能否超過藝術家本人的理解？要回答這兩個問題，就必須擁有雙重視角：哲學的和詮釋學的。

作為藝術史家，夏皮羅始終堅持從科學主義出發，以考證海德格爾所論及的那雙“鞋”的真實性為目標，于是，對藝術作品的理解變成了認識對象的活動，客觀性被視為重要的評判標準，也正因為如此，夏皮羅發起了對海德格爾的質疑。然而，作為哲學家，海德格爾以“懸置”的態度來對待夏皮羅的質疑，或許海德格爾對質疑的“回避”，有著納粹時期難洗的“政治污點”之痛隱，更有人們對存在主義哲學（海德格爾不愿意人們稱其哲學為“存在主義”）所秉持的“怪異眼光”之無奈，但“懸置”與“沉默”并非代表海德格爾的理虧。在哲學方面，海德格爾繼承和發展了恩師胡塞爾的現象學理論和方法，并用于哲學的追問中，試圖扭轉傳統形而上學關注“存在者”而忽視“存在”的探討路徑，從《存在與時間》開始，海德格爾就以“此在”作為存在論的基礎性分析，希望通過“此在”導向“存在”本身，從而來闡明“存在”的意義，雖然海德格爾并未完成這一工作，但還是展現了對“存在論”討論的基本思想和輪廓。通過哲學上的變革，一方面，海德格爾顛覆了傳統認識論視閾中的真理觀，這種傳統的真理觀只注重“知”（認識）與“物”（對象）的“符合”；另一方面，他揭示了存在論的真理觀，“存在”的真理就是“存在”的自我顯現，就是“隱蔽”之敞開，就是“存在”之澄明。正是基于存在論真理觀，海德格爾一改人們把“美”與“真”分屬兩個領域來討論的做法，而大膽將“美”（藝術）問題置于“真”（真理）名義之下探討。在《藝術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爾有著許多論述：“美乃是作為無蔽的真理的一種獻身方式”、“作品的本質就是真理的發生”、“作品之成為作品，是真理之生成和發生的一種方式”。（海德格爾著、孫周興譯：《林中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頁、第44頁）從這些論述中，不難看出，海德格爾認為對藝術作品的理解必須在對真理本質的澄清中方能得到揭示，因為在作品中蘊含了一種澄明之境，它是存在者的無蔽敞開，是“存在”的顯現。毋庸存疑，在海德格爾這里，對藝術作品的理解只能是存在論意義上的，而非認識論意義上的。實際上，海德格爾這一存在論真理觀被伽達默爾推進了一步，其巨著《真理與方法》的題名不但意味著反對把真理與方法對立起來，而且意味著將方法融入真理，以至于不少人發出了“真理還是方法”之問。當然，這只是后話。

倘若上述考察可以算是哲學層面，那么，接下來就該輪到詮釋學層面了。詮釋學源遠流長，當它在近代擺脫神話、宗教以及法律等特殊領域，而被提升到普遍方法論層面時，它也就成為神學家、詮釋學家施萊爾馬赫所謂的“避免誤解的技藝學”。作為一種“技藝學”，施萊爾馬赫認為理解就是對作者意圖的重構，既然要達到對作者意圖的重構，那么，內在的心理移情和外在的語法解釋是切實有效的手段和途徑，唯有如此，才能重構作者的意圖，甚至達到他所言及的“可能比作者自己還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意思”之境界。施萊爾馬赫的詮釋學主張對后世影響不可小覷，當然，也影響到了對藝術作品的理解中。很少有資料表明夏皮羅受到了施萊爾馬赫的直接影響，但夏皮羅通過藝術史的考證發現，海德格爾在“鞋”的審美分析中，沒有看到藝術家本人在作品中的自我展示。以此觀之，夏皮羅指責海德格爾存在某種“農民狂想曲”，也就是難免之事了。不言而喻，夏皮羅是想通過對“鞋”之主人（屬于凡·高本人）的確定，來重構藝術家本人的創作意圖和審美追求。至此，該為海德格爾做出某些反駁，我們可以質問夏皮羅，即便通過藝術作品的考證能夠猜定“鞋”歸屬于藝術家本人，但按照柏拉圖的理念論，油畫中的“鞋”已經是“摹本的摹本”，面對作為“摹本的摹本”之藝術作品，農婦之“鞋”與凡·高之“鞋”具有同樣的解釋力。進一步說來，現代詮釋學理論足以表明，因“前見”和“間距”的存在，我們已經無法在理解藝術作品中實現作者意圖的重構，對藝術作品的審美把握已經演繹為一種“效果歷史”意識。在這種意義上，我們有理由接受伽達默爾的觀點：不存在更好的理解，唯有不同的理解。需要表明的是，正是“不同的理解”，讓伽達默爾詮釋學身陷“相對主義”困境，當代詮釋學家已對這種相對主義發起了系列挑戰，形成了詮釋學史的“解釋沖突”。

值得關注的是，海德格爾的哲學和詮釋學并不是分離的，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在海德格爾這里，詮釋學不再是方法論的，而是存在論的，理解成了“此在”存在的基本樣式，“此在”必須自己解釋自己，理解就是展現“此在”（“存在”）的意義，就是對“存在”種種遮蔽的“揭蔽”。于是，我們就可以聆聽海德格爾對那雙“鞋子”的精辟論述：“從鞋具磨損的內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著勞動步履的艱辛。這硬邦邦、沉甸甸的破舊農鞋里，聚積著那寒風陡峭中邁動在一望無際的永遠單調的田壟上的步履的堅韌和滯緩。皮制農鞋上粘著濕潤而肥沃的泥土。暮色降臨，這雙鞋在田野小徑上踽踽而行。在這鞋具里，回響著大地無聲的召喚，顯示著大地對成熟的谷物的寧靜的饋贈，表征著大地在冬閑的荒蕪田野里冬眠。這器具浸透著對面包的穩靠性的無怨無艾的焦慮，以及那戰勝了貧困的無言的喜悅，隱含這分娩鎮痛時的哆嗦，死亡逼近時的戰栗。”（海德格爾著、孫周興譯：《林中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頁）

（作者：姚滿林，系江西省委黨校哲學教研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