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視人稱在敘事結構中的意義，回眸自己的閱讀脈絡，厘清“通俗文學”和“民間文學”的區別，這些嚴謹又細致的交流，是視聽時代全面來臨之前，我們對“文學何為”所做出的積極回應。7月15日，中國作協副主席、作家張煒與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評論家陳曉明在威海展開了以“凝視與講述”為題的對談，共話小說的浪漫詩情。本次活動由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國家重點學科、山東師范大學文學與創意寫作研究中心和哈爾濱工業大學（威海）語言文學學院聯合主辦。

第一人稱是有難度的敘事

浪漫主義的詩情表達和第一人稱敘事之間存在著深層的關聯，主體性對抒情類文本的作用至關重要，而在二十世紀的漫長歷史中，主人公“我”常常被扼制。如何把個體“我”發出自我的聲音，而不是“我們”這個群體中的一個，這的確是個引人深思的問題。自魯迅以來，第一人稱的敘述在整個上世紀中國小說史中都不多見。茅盾的《子夜》、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楊沫的《青春之歌》，以及紅色經典中的“三紅一創”“保林青山”，這些已經進入文學史的作品大多數都采用了第三人稱的視角。

“中國當代的小說很少用第一人稱來寫，因為我們的小說主要是現實主義風格占據主導地位，而現實主義風格把歷史客觀化，小說的敘事主要是歷史自在展開的過程，類似《創業史》《暴風驟雨》《白鹿原》還有你的《古船》，其中都包含著很深的歷史維度，”陳曉明在對談伊始就表達了自己的困惑，“我很好奇，為什么你的《你在高原》一直采用第一人稱進行寫作？”

“我很少考慮這個問題，但第一人稱寫作的確是有難度的。”張煒如是說，“我寫長篇一般也不采用第一人稱，大致來說有兩個原因，一是避免讀者把小說中的‘我’和作者本人對號入座，二是作家更愿意隱蔽自己，讓自己超脫出文本。”

張煒的全部長篇小說中，《柏慧》《遠河遠山》《獨藥師》是全部用第一人稱完成的，其中《獨藥師》譜寫19世紀20年代山東半島養生術的故事，距離作者的生活年代較遠，而《柏慧》《遠河遠山》的故事發生時間則正合張煒的成長年代。“有時候寫到我明明是一個虛構的人物，但總是以我來帶入很容易把個人來寫進去”，但在寫作過程中又有很矛盾的地方， “然而有時候很奇怪，構思一個作品，就是要把我擺進去才能構思，敘述的動力也來自這個”。張煒在回答中表示，第一人稱這種有難度的敘事需要不斷讓作者調整敘事的口吻和整個寫作的狀態，“除非是寫自傳，否則都不愿意把自己放進小說里”。

“蘇俄文學和中國古典文學傳統對我的影響都很大”

陳曉明認為，詩意化的情緒和第一人稱敘述之間存在著相互關系，“他是一個詩人，也出過詩集，隨后的小說創作中始終游蕩著浪漫的詩情”。對于張煒來說，這種“詩情”并不是純粹的奔放和瑰麗，《你在高原》的敘述一直營造著一種有距離感的氛圍，但隨著氛圍的濃厚，就一點點地呈現出來二十世紀里面血淋淋的斗爭。“你的小說似乎就是這樣，在寬廣的歷史中有具體情景的表達，敘述上大開大合，仿佛視點從遙遠的地方一下子就捕捉到近景”，陳曉明說，“能看得出來，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和赫爾岑對你的影響是非常有力的。”

論及外國文學對中國作家的影響，張煒顯然很有話說。“俄羅斯文學對我們一代的影響是很大的，除了曉明剛才說的三位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艾特瑪托夫還有后期高爾基的創作都對我們影響極深。”在張煒的閱讀記憶里，20世紀初歐美的大作家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非常推崇，冷靜又公平，但后來因為政治上否定東方陣營的同時，也否定了蘇聯文學，同時把俄羅斯文學也都降低了評價。“這種情況是不應該的”，張煒說，“從雨果到巴爾扎克我都讀了很多，但找不到一個像肖霍洛夫一樣的作家給我巨大的沖撞，給我留下感念和感激，沒有歐美文學給我帶來這種強大的對話的沖動。《靜靜的頓河》第一部寫的真是太棒了，為什么蘇聯作家能夠寫出這么激動人心的作品，是因為靠技巧去控制和文字的美是不能持續的，但生命力所推動的激情是永恒的，這種力量在每一個細節都灌注的飽滿，讓一部作品變得偉大。”

“但任何一個民族的作家要走得遠，吸收國外的文學營養是很重要的，但一定要有一個根。”對于漢語文學傳統和自己寫作之間的關系，張煒有著明確的答案，他認為在中國的文學史上，《紅樓夢》對他的影響很大，但更重要的文本是《詩經》《楚辭》《史記》《全唐詩》這些，“我很少對中國古代的小說有什么繼承，所以你很難從我的作品中看到通俗小說的痕跡”。

然而什么是通俗文學？為什么張煒對通俗文學持保留態度？在他看來，首先應該區分通俗文學和民間文學的概念。“在四大名著里，除了《紅樓夢》之外，其他三部都是民間文學。《三國》《水滸》《西游》都是這樣，在漫長的時間和廣闊的地域里，無數的人一起修改完成，最后又一個文人加以完成整理。”盡管民間文學常以通俗文學的面貌出現，但張煒認為“通俗小說是一兩個人創造出來的，缺乏打磨和集體修改的過程，而民間文學是經歷了幾百年人們講述的故事，這個過程使一個敘事作品無論在意境、轉折、細節上都匯集了不同人的思維，達到了相當的高度，”所以，張煒說，“民間文學實際上和雅文學完全可以打通”。

視聽時代已經到來，文學何為？

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中曾有一段經典的論斷，“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每一代文學的不同，不僅體現在文體形式上，更反映為內在的精神品質。但文字和文學終歸是書寫時代的產物，在視聽時代已經到來的今天，文學會走向何方？

“在互聯網和碎片化閱讀的時代，我們今天怎么重新擁抱文學，這的確是一種難題，其實在很大程度來說，文學是作為前一個文明的產物面臨著新文明到來的挑戰，它終究是會消失的，這有一個過程，但它最終會成為歷史。”陳曉明對文學的未來憂心忡忡，他認為電影這一形式已經將文學、藝術、哲學、倫理學等等學科完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獨特的表達方式，同時電影的思維越來越具有先鋒性，它對文學構成著極大地挑戰。“這真的是讓我無比憂傷的事實”，陳曉明說。

“但我們不能因為這種憂慮而終結了我們的事業”，張煒認為，作家應該做的就是用獨有的語言保持對純文學的擔當。“其實對于雅文學消亡的擔心，并不是從我們這個時代開始的，雨果在《論莎士比亞》中就已經關注到了這個問題，我們的時代有手機有互聯網影響讀者對文學的關注，雨果的時代也有各種新興的娛樂方式對文學受眾進行吸引和分化，但事實上，我們的文學印刷量已經是雨果那個時代的不知道多少倍了。”

那么，面對這樣的現狀，我們應該如何應對？陳曉明和張煒一致認為，我們需要一種責任感和擔當精神，對人類文明傳承的重任自覺肩負。二十世紀的偉大文學已經是紀念碑一樣值得致敬的存在，而新的時代到來也不可抗拒，這確實需要我們延遲文學的終結，并對未來文明的不確定性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