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版書”，顧名思義，即公共版權書籍，因為其復制發行等權利（主要是財產權；署名權及保護作品完整權等除外）已超過著作權法保護期限，因此幾乎人人可做。讀者常常在眾多版本中無所適從。最終的結果，大多是選擇看著比較厚的，或價格低廉的收場。很多讀者對作品的版本，校注者、譯者情況，出版社品牌的重要性的認識還很不夠。（參見2016年4月9日騰訊文化刊李巖文《不要讀有毒的外國名著》及2017年4月6日《人民日報》第19版刊張賀報道《公版書，這塊“唐僧肉”如何吃》）

最近因為我所供職的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語文新課標必讀叢書”改版升級，使我有機會重新思考了“公版書”的版本問題，發現此問題已非常之嚴重！

“語文新課標必讀叢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最早做起來，當時是2000年左右，市場效果不錯。之后，在聽取專家、師生、家長等社會各界的意見和建議后，曾進行過幾次修訂。近期，為適應語文教育和評價體系的改革及新發展趨勢，盡量把更多的優秀作品吸納到叢書中來，社里決定對叢書進行再一次修訂。

2016年，我和同事受命在北京和山東兩地調研。調研過程中，我們發現，冠名“語文新課標必讀叢書”的叢書有幾十種，許多家出版社都在做類似的書。整個王府井書店的二層“汗牛充棟”的幾乎全是“新課標”。

可是，這些書的出版門檻真的有那么低嗎？

調研過程中我們發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普遍地存在著，很多圖書粗制濫造，其貽害，恐怕既深且遠，總結起來，大致有如下幾種情況：

版本來路可疑。多種外國文學翻譯圖書沒有譯者，古籍整理本沒有校注者。抄襲和“攢”的情況普遍存在。翻譯和校注質量大打折扣。

內容不完整，甚至篡改原作。大量的改寫改編使得圖書面目全非、大大縮水。與國家教育部門、課標和各學校、語文教育工作者提倡的讀整本的書、讀原著、讀一本書的完整版之精神嚴重相悖。

沒有專業的編輯把關。有好多出版社根本沒有外語編輯，也沒有古籍編輯，卻也在做這方面的書；理工類的出版社卻在出文學書。

存在嚴重的編校質量問題。有的書甚至在封面上就存在著兩三處錯誤，遑論正文。

各家中重復率最高就是“公版書”。這些書看似大家都能出，出版的門檻很低，實則更考驗出版商的水平，門檻更高。那么，應該怎么判斷一本“公版書”的優劣，應該怎么選擇一個好的“公版書”的版本？一個好的本子的誕生過程應該是怎樣的？筆者不揣淺陋，愿就有限的認識就教于方家。

首先是書的底本的選擇。我們知道，在古籍流傳的過程中，由于編輯者、傳抄者個人因素的加入，抑或作者本人進行過修訂，因此產生了很多不同的版本，如《紅樓夢》就有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戚本、程甲本等不同版本。各自版本的優劣何在？以哪個版本為底本進行整理最靠得住？這需要深厚的專業知識做判斷的基礎。外文翻譯圖書亦然，根據什么版本譯出，所依據的母本是不是最可靠的版本，也是需要譯者細細比較、鑒別后裁定的。現代文學作品由于作者不斷進行修改，也面臨著版本選擇的問題。按說是越靠后的本子越靠得住（一般指的又是作者親自審定過的版本），但也不全如此。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建國后很多作家都修改過自己的作品，多數修改反不及原作，因此現在有的研究者迷戀初版本，有一定道理，但也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總之需要細細斟酌。最近我和蕭紅研究專家袁權老師一起重校《呼蘭河傳》，就是因為現在流行的以1947年寰星書店版和1979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版為基礎的版本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選擇好的版本不僅可以事半功倍，最主要的是它體現了一種出版的價值，即將最好的奉獻給讀者，盡最大可能為其閱讀理解提供方便。

底本選好接下來就是校訂、翻譯和注釋工作了。古籍常常需要參校不同的本子，底本有誤處要進行糾正；另外要為其加上規范的標點，其中斷句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翻譯者則需要熟悉中外文化，盡量保證既能讓中國讀者容易理解、不硬譯，又能保存原作的思想藝術風貌——這就是翻譯學中所說的信、達、雅。現代文學作品的整理者也不輕松，哪些要改，哪些要保留，常常需好好拿捏分寸，其實也是一個如何既能保存作者語言的歷史風貌，又能方便當代讀者閱讀理解的問題。

這些工作其實極其繁瑣。以我們重校蕭紅的《后花園》為例。現在市場流行的版本大部分以1982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版《蕭紅短篇小說集》為底本，該書是由著名現代文學研究專家王觀泉先生編輯校訂的。王先生在業界成績斐然，但該書整理過程中，由于太注重編輯者的“主體性”和“技術性處理”這一層，反而使原作本然風貌遺失不少。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王先生對原作多處文本進行了重新標點。原來較長的句子，變短了。這樣確實更符合蕭紅的風格，舒緩，慢調，但是離原作卻愈來愈遠了。另一就是修改了原作的個別字詞。這些修改，有的現在看來沒必要，極個別的改后意思則完全相反，如下面這句話：

從后花園透進來的夜氣，涼爽爽的，風也不吹了，樹也不搖了。

將“夜氣”改為“熱氣”，致使該句無法理解。

又如校訂《呼蘭河傳》過程中遇到的一個例子。《呼蘭河傳》第一章有一段話：

他們心中的悲哀，也不過是隨著當地的風俗的大流逢年遇節的到墳上去觀望一回。二月過清明，家家戶戶都提著香火去上墳塋，有的墳頭上塌了一塊土，有的墳頭上陷了幾個洞，相觀之下，感慨唏噓，燒香點酒。若有還親的人如子女父母之類，往往且哭上一場……

其中的“還親”，不好理解。查其他版本，有的改為“遠親”，有的改為“近親”，均不確切。斟酌良久，最后定：此種情況，不如保留原貌——也是說得通的。

諸如此類細節，考驗的是整理者和編輯的功力和耐性，沒有終南捷徑可走的。

以下是校訂《呼蘭河傳》時隨手記下的20多面校訂札記的一部分（前標頁碼為所依據底本即1941年上海雜志公司初版本的頁碼），不揣淺陋貼出，為的是便于讀者朋友們能更好理解校訂工作的瑣細性和斟酌取舍的不易：

P42，3列，句號改逗號

4列，搏楞鼓，未改

7列，檢未改；破亂未改，可加一個注釋

倒4列，沾改蘸

倒3列，包米未改；云豆未改

倒2、3列，逗號改句號二處

P43，倒1列，豆腐房的房字未改

P44，4列，豆腐房的房字未改

P45，4列，又改有

倒5列，逗號改句號

P46，1列，金洞洞未改

5列，在改再

倒4列，那改哪

倒2列，逗號改句號；抹視未改

倒1列，採改睬；逗號改句號

P47，1列，糟踏的踏未改

6列，句號改逗號

P48，1列，幌改晃

6列，刪一個逗號

倒2列，那改哪

P49，倒6列，卯、毛改昴

P50，1列，毛改昴

倒3、5列，硾改槌；硾改捶

倒1列，逗號改句號

P52，4列，踏改塌

P53，倒1列，逗號改句號

P54，5列，逗號改句號

P55，3-4列，逗號改句號三處

6列，逗號改句號一處

8-9列，逗號改句號二處

P56，倒1列，招改著

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尤其是古籍和外文圖書，校注者、譯者、整理者的水平如何、是否為該領域的權威專家，是評價該書質量的非常重要的指標。就此而言，這些書看似“公版”，實則不然。因為整理者、注釋者和譯者本身就享有圖書的一部分著作權，他們本身即是圖書品牌的重要組成部分，代表著圖書的品質。提起錢鍾書、啟功、王伯祥、李炳英、唐圭璋、張慧劍、張友鶴、周振甫、徐朔方、張燕瑾等著名校注者，朱光潛、豐子愷、冰心、馮至、羅念生、楊絳、葉君健、梅益、劉遼逸、汝龍、陳敬容、任溶溶、吳鈞燮、張玉書、馬愛農等著名譯者，人們會覺得如雷貫耳，因為他們均為在自己的專業領域甚至更寬廣的領域有著卓越貢獻的專家和文化人。他們的專業學識、對中外古今語言文化的諳熟使得他們的校、注、譯贏得了廣泛贊譽。實際選書過程中，感覺還是要選擇這些著名專家的本子。

可不要小瞧這些。好的校、注、譯對于原作精神、思想藝術風貌的精確傳達，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作品中這方面的智力含量，堪與原作相比擬。以注釋為例。古籍書，由于多為文言或古白話書寫，很多處不借助專業的注釋很難快速理解；外國文學翻譯圖書亦然，由于文化鴻溝的存在，諸多歷史背景、典故需要注釋才能更好把握。一些現代文學圖書也是如此。注釋是否確當、詳盡，對讀者來說意義重大。這也是極耗精力又需有深厚學養才能完成的工作。以魯迅先生作品為例。魯迅作品不僅整理繁難，出錯率較高，許多篇章呈互文性，又綴入很多典故，語言信息量巨大，有詳盡注釋輔助，閱讀會輕松許多。而給魯迅作品做注釋，又極耗時耗力，對于學識、理解力的要求也高，個人是很難在短時間內完成的。實際上，以《魯迅全集》為代表的魯迅作品的整理注釋是在國家提供大量人力、物力支持下，一代代著名專家和學者集體勞動的結晶。1952年7月，建國后成立于上海、專門從事魯迅著作整理出版的魯迅著作編刊社由滬遷京，成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個部門——魯迅著作編輯室，經數年辛勤編纂，具有開創性意義的第一部附有注釋的《魯迅全集》于1958年10月誕生。（參見2005年2月23日《中華讀書報》刊張小鼎文《〈魯迅全集〉的三個里程碑式版本》）。之后，文本和注釋又經過不斷修訂，逐漸形成了魯迅作品的定本。注釋作為重要附文，是全集和各單行本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受著作權法保護，因此注得怎么樣，在魯迅作品進入公版后成為了衡量版本質量的重要標尺。

接下來就是圖書的編校，這是另一個重要方面。編輯既需要是“雜家”，又需要具備所從事的出版領域的專業知識。我是主張專業人做專業事，專業事必須由專業人來做的。如前述，現在很多出版社沒有某方面的專業人才，卻敢出此方面的書，不符合常規、常理，結果是貽笑大方，貽害無窮。

“公版書”不是拿來別人的本子照著印就行，也并不就是找一批人攢一個譯本、一個校注本出來就可以，中間有很多細節是需要專業編輯利用自己的知識和經驗好好把握的。大到延請整理者、注釋者、譯者，選擇底本，遇到各種問題與上述專家溝通，斟酌編輯體例，小到某一個用字甚至一個標點的把握，繁復瑣細問題的處理過程中，體現的是專業精神和對讀者負責任的態度。

現在很多出版社取消了校對科，不再堅持三校一讀；有的出版社或出版公司壓根就沒有校對科，校讀工作外包；有的甚至自己的文字編輯處理一遍了事，不得不說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現在社會節奏越來越快，出版行業也是如此。但越是這樣，越要堅持慢工出細活，該省的程序不能省，該做的工作必須得做。文章千古事，出版工作亦然。總是需要一些歷史意識做鋪墊才好。

出版社的品牌影響力、實力、信譽也是可重點參考的方面。專業書還是應該選擇專業社。比方外國文學圖書可以多傾向于選擇人民文學、上海譯文、譯林等出版社的版本；古籍圖書可以多看看中華書局、人民文學、上海古籍等社的本子；現代名家經典可以多選擇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版本等。另外盡量選擇歷史悠久的大社的本子（這當然只是相對而言）。因為大的出版社不僅有雄厚的編校力量，而且在長久的出版過程中積累下不少精良的版本。以我供職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為例。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從建國之初開始，我社吸引了一大批成就卓越的作家、翻譯家和學者，聚攏了一批優秀的原創作品、翻譯文本、古典文學圖書整理校注本，著名的“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網格本”“名著名譯叢書”、魯郭茅巴老曹的全集或文集及單行本、“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全集”等均在此列。而之后高頻次的重印，又使得社里有機會吸收各方意見，不斷對圖書進行修訂打磨，使之逐漸完善，最后成為精品。總之，讀者們需要重點衡量的是，出版社是否有打造精品的意識，重視的是否首先是事業，是文化的積累和傳播。

改版后的“語文新課標必讀叢書”最后定名為“教育部統編《語文》推薦閱讀叢書”推出，書目由原來的60多種增加至130多種。制作過程中，作為統籌人之一，我也在努力思考該套書的定位。除開是書目為新課程標準及統編語文教材推薦外，我們覺得版本精良是其最大的優勢。因為各書用的即是我社經過多年積淀之后形成的定本，讀者評價及口碑良好。我們希望這些好的版本能更好地為讀者所了解，所認識和選擇。我們也希望廣大師生和專家學者能多提寶貴意見，以使書的版本更加完善。

由于各種原因的限制，大的出版社的圖書沒辦法和很多市場上的同類書“拼折扣”，同樣一本書也不會看起來那么“厚”，定價雖也不高但不會“那么”低，這些都是需要讀者朋友們理解的。然而，買一個值得信賴的版本，得到更準確的知識，更豐贍的精神享受，可能會影響一個人的一生，豈不更“物有所值”？因為壞的校注、壞的譯文看多了，你的語言能力、你的理解力非但不會上升，反而會下降。這是需要讀者朋友們時時警惕的。

誠如《不要讀有毒的外國名著》一文所總結的：“讀名著是個好習慣，但一不留神就可能遇到粗制濫造的譯本，浪費買書的錢事小，浪費了你寶貴的時間才是最可惜的。好在互聯網除了給譯者偷懶提供了便利之外，也給讀者鑒別版本創造了條件。通過搜索，根據口碑選出信得過的出版社、靠譜譯者和經典版本，應該不是難事。總之，外國名著水很深，隨便摸一本來讀，吃虧的很可能是你自己，一定切記！”

因此希望讀者朋友在選擇各類圖書尤其“公版書”時能費心細細斟酌一下，了解一些版本學方面的知識，多打聽打聽哪些本子好，多了解下出版者的信譽和實力，這樣既可以使自己不會盲目掉入“有毒的”粗制濫造圖書的陷阱，也可以通過自己的行動，糾正出版業的不正之風，為文化的可持續發展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