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社會大背景的厚重歷史，寫即將消失或已經消失的絕世題材，需要“扛得起”，穩穩妥妥駕馭作品落地生根。李學輝是一位帶著歷史使命前行的作者，他踐行一個作家存在的本質，為生活的甘肅涼州“立心立說”，為見識過的天地“立言立意”。

如果去過李學輝出生的地方，一定會理解，作家肩負的使命，往往不是天然的巧合。他出生的村莊馮家園，距涼州城20公里，距建于元代的白塔寺百步之遙，這里有西藏高僧薩班的靈骨白塔，這里是結束西藏400多年分裂局面，使西藏正式納入祖國版圖，進行“涼州會談”的地方。天梯山石窟，像是歸宿和依靠，遙遙可及，學輝飲雜木河的水長大。千年的大佛，雙眼眺望，看盡世間滄桑。涼州城、白塔寺、天梯山形成三角，包圍著馮家園，這里聚著天地靈光，而李學輝小說里精彩的“巴子營”，它的原形便是馮家園。

“巴子營”是孕育《末代緊皮手》和《國家坐騎》的地方。“九月的巴子營，天稠得像韓驤妻子的奶汁……巴子營左側有一個天然草場……頭天被馬掠了的草尖，第二天就會恢復原狀。草一直保持著齊整的姿態……”“巴子營”的春夏秋冬在一塊“原生地”上架構而起，這片“原生地”是沈從文的湘西鳳凰，是汪曾祺的高郵，是李學輝的巴子營。正如學輝言：“我生在涼州、長在涼州、工作在涼州，對涼州有著特殊的感情，涼州就是我的宿命。”

“巴子營”升騰著捍守西陲邊塞的精神召喚，而文學的意義，也應是一種精神的召喚，讓人們通過文本，跟隨和追求。“一個人選擇什么樣的路，好像是‘命定’的。”這是學輝對自己文學道路延伸發展的解讀。《國家坐騎》對讀者精神的引領，對李學輝是錘煉，也是催促：你不是為成就你個人文學藝術創作的成功而來，你是要留一面史詩樣的鏡子，鑒照后來者，啟迪前行人，鞭策趕路人。

一個好作家，文字會激發他人想寫東西的欲望，會讓讀者思路暢通，文思泉涌，這是受文學氣氛、文字氣場的影響。李學輝的每一個句子、每一個段落，都會延伸無限的空間，容下讀者思緒的震顫，在文本內翻滾起伏和波動。“義馬揉了揉鼻子。他一甩頭，鬃毛把月光打亂，將圉人的鼾聲分成碎片，瀉在炕上。”類似此樣文字，在學輝筆端，似“詩眼”里的泉水，汩汩流淌。讀者會因學輝的文字，投入思考和再創作，這大概就是好作品的魔力，能打開一個、十個、百個可能性——讓閱讀者思考后，進行渲染和再創作。

盡管初讀《國家坐騎》，因西涼本土語言濃厚的鄉土韻味，不一定馬上進入語感環境中，但真正有魅力的語言仿佛擁有魔力，一旦“進入”，便會“陶醉”。這需要用不一樣的表達方式呈現自我，經過反復嘗試，從最初找到大眾認同，到與眾不同，最后終于探尋到一條適合自己的完美、樸素的表達方式，而且這種方式，是個體語言的精彩呈現，與眾不同卻又求同存異。學輝鄉土語言的表達，是漢語方式的本土書寫，是鄉土語言書寫鄉土文化，體現了漢民族質樸、敦厚的語言本質內核。

閱讀《國家坐騎》，當讀者融入文字，文本便內化于心，這是中華民族不同地域卻包含相同價值觀的精神體現。另外，學輝語言流淌的速度，如風過麥浪，寫實中滾動著詩意，凝練的語言所表達的詩性，如一幕幕大劇，時時在讀者眼前布景、展開。如：“相馬師垂下頭，幾滴濁淚滴到皮繩上，皮繩扭動了一下身子。”“馬蹄嘚嘚，濺碎一城年影”這些句子，似是從“涼州詞”里“蹦出”，這樣的句子，寫實中透著浪漫情懷，用漢語的方式寫本土的小說，中華民族不同地域所呈現的家國情懷，正是從“本土文化”中發生、發展和體現的。

若論從消失的鄉土文化中挖掘民族精神，《國家坐騎》可謂“絕唱”：絕無人寫過，更是看也沒看過，聽也沒聽過，已經瀕臨滅絕的鄉土“絕唱”。用鄉土文化如何鮮活地呈現民族精神和家國情懷？李學輝從巴子營的老百姓和馬戶的生活中挖掘。就說馬戶，他們不同于旁人，他們看似低人一等，但內心高大自尊，然而，“扁頭”的馬戶，一旦離開“精神”的引領，便是愚昧的國民。從一開始，學輝就為“義馬”在鄉土文化精神中擔當的角色埋下伏筆，更為“義馬”擔負的家國責任鋪陳。自此圍繞“義馬”從生到死的過程，為中國鄉土文化中民族精神的擔當和責任，鋪墊了一個人、一些人，以至于一個民族所承受的社會、人生和時代。“義馬”就是一種精神的象征。“精神”在現實生活中的確是看不清、摸不著，卻又實實在在的。涼州人對“義馬”的呵護，是學輝對絲綢邊陲之地，對老百姓家國情懷精神層面的解析。

涼州是中國旅游標志“馬踏飛燕”——天馬出土的地方，而《國家坐騎》中的“義馬”，其出生后經過的世態炎涼，是文章的主線。雖然從頭到尾，文本始終隱隱約約、似有似無地讓“義馬”存在，的確，精神的東西是能夠說的清楚的嗎？而“圉人”、韓驤夫婦、相馬師、馬廷勷等，卻真真切切地被“立”在讀者的眼前，并且“立”得是那樣精彩。特別是“圉人”的性格，更是有棱有角，他熱愛國家的精神和信念，始終執著不可動搖。圉人在涼州邊陲之地，有著與眾不同的身份，是鄉土中一些特殊人物原型的代表，卻又是民族精神百千萬人們的代表。“圉人”的存在、“圉人”的情懷，代表著鄉土民眾的“精氣神”，他們是國家的根基，他們對國家的期盼和希望，雖然迂腐，卻始終穩固而不會動搖。

據說，無論是《末代緊皮手》還是《國家坐騎》，學輝從構思到成稿，用的是“十年磨針”的狀態進行創作。在浮躁喧囂、思想變化快如閃電的時代；在為名、為利、為錢可以不惜任何代價，超越“精準快”的時代，誰還會呵護純文學如同田地里的禾苗一樣？抑或是像非物質文化遺產一樣，讓文學也在時間、空間里“發酵”和“醞釀”，從而達到醇香、厚重的境界。學輝花費十年打磨文本，其文字把握能力和結構的駕馭能力，早已超越了文本語言表達本身。“義馬”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征，“義馬”是無數國民內心的追求和向往。自古至今，涼州人始終把國家的強大和昌盛時刻寄托在精神之中，這種精神，是國家的命脈，是民族的脊梁，當閱讀完《國家坐騎》之后，每個人的眼前便會“立”起一匹“義馬”，這是鄉土文化中民族的氣節，這是呈現在中華民族靈魂中的追求和向往。

（作者系魯迅文學院第三十三屆高研班學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