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屆魯迅文學獎于2018年8月11日揭曉，9月20日在北京頒獎，《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品》6卷本同期出版。作為具有國家榮譽的重要文學獎之一，魯迅文學獎旨在獎勵優秀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報告文學、詩歌、散文雜文、文學理論評論的創作，獎勵中外文學作品的翻譯，以推動當代文學事業的繁榮發展。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是黨的十九大后舉行的第一次全國性文學評獎，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同志關于文藝的重要思想論述，發揮文學評獎工作的導向作用，把真正體現新時代中國文學思想高度和藝術水準的優秀作品遴選出來，是本屆評獎工作的具體要求。

于此，在修訂《魯迅文學獎評獎條例》及《細則》基礎上，評獎辦公室于3月15日，發布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參評作品征集公告，經過公示和初步審核，計有1373篇（部）作品參評。中國作家協會聘請77名來自全國的作家、評論家及文學組織工作者，組成各獎項評獎委員會。6月15日，評委開始作品閱讀。7月28日，各評獎委員會集中評議，經過反復討論和四輪投票，8月7日產生七個獎項各10篇（部）提名作品。提名作品公示后，評獎辦公室將收到的反饋意見提交各評委會，8月11日，各評委會進行第五輪投票，評出第七屆魯迅文學獎七個獎項共34部獲獎作品。經中國作協黨組書記處會議批準，評獎結果發布后，即得到文學界和社會的廣泛好評，大家一致認為，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品，體現了新時代中國文學的生機與活力，同時也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的重要思想論述指引下文學由“高原”邁向“高峰”的重要見證。

現實題材的深入掘進

34部獲獎作品，總體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發生的日新月異的變化和廣大人民豐富多彩的生活，表現了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弘揚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四年來我國文學創作、理論評論和文學翻譯成果的一次檢閱。獲獎作品題材多樣、主題鮮明，藝術風格上也呈現出多元性，但在文學視野的廣闊性和表現內容的豐富性同時，現實題材的深入掘進是本屆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品的主要特征。李春雷的報告文學《朋友——習近平與賈大山交往紀事》，記述了國家領導人與作家之間的日常交往和真摯情誼，“同與不同，相互溝通，互通不同，通而后同”，朋友之間的兩心如月、肝膽相照讓人讀來感念非常。《鄉村國是》是紀紅建行走上萬公里，尋訪202個村莊對中國貧困地區脫貧攻堅故事的真切記錄。書后附錄涉及湖南、云南、寧夏、甘肅、新疆、貴州、廣西、福建、重慶、四川、湖北、江西、安徽、西藏等地202個村莊的名單，讀來讓人肅然起敬，作者全景式的視野和帶溫度的報告，讓我們看到30多年來黨中央關懷下脫貧之戰與“精準脫貧”的成果同時，也看到了一個為寫出現實生活的宏闊場景與鮮活質感到火熱生活中去為人民的創造所動情的作家形象。2014年6至8月，應國家海洋局、中國大洋協會之邀，許晨隨同我國深海潛水器“蛟龍”號前往太平洋科學考察，《第四極——中國“蛟龍”號挑戰深海》是反映我國載人潛水器研發海試的報告文學，這不是一般的工程報告，它寫出了人類對南極、北極以及世界第三極青藏高原之外的，對數千里乃至上萬米以下的海底世界最深極的征服與探索，作為時代文明的記錄者和推動者，作者以激情滿懷、沉潛生活的文學書寫，體會勇敢，感念崇高，以大量的事實細節書寫了改革開放后科技專家與技術人員的拼搏，以一種對奮進生命的歌贊傳達出中國人民“胸懷大海、走向世界”的襟懷和膽魄。現實題材所關注的核心是人民，人民是文學的書寫中心，弋舟的《出警》寫的是保衛普通人生活安寧的普通人的工作。李修文在其散文集《山河袈裟》自序也記述了自己在醫院陪護親人的經歷，在開水房、注射室、天臺上、水塔邊、芭蕉樹下，與普通人的遭遇，讓他立意繼續寫作并寫下“我的同伴和親人”的，正是人民，“人民”在這里不是一個抽象的符號，而是“他們，門衛和小販，修傘的和補鍋的，快遞員和清潔工”，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我曾經以為我不是他們，但實際上，我從來就是他們”，在“我”與“他們”之間找到血肉聯系之后，作者感嘆，“是的，人民，我一邊寫作，一邊在尋找和贊美這個久違的詞。就是這個詞，讓我重新做人，長出了新的筋骨和關節”。李修文曾趕赴汶川地震現場參與救助，在記錄汶川地震的文章結語中寫到：“許我背靠一座不再搖晃的山巖；如果有可能，再許我風止雨歇，六畜安靜；許我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些慣常和微小的事物教會作家并最終完成了對作家個體的“救贖”，那文中一再出現的震后“一個孩子正捕捉螢火蟲”追逐光明的意象，不正是那句由來已久詩句的呈現：“我怎么能制止我的靈魂，讓它不向你的靈魂接觸？我怎能讓它越過你，向著其他的事物？”

歷史溯源中的文化自信

文學對于新時代的多層次多側面表達，顯示了作家在現實把握上的深入思考與藝術掘進。與此同時，文學還呈現出另一種面向歷史、溯源傳統時的高度的文化自信。首部贏得魯迅文學獎的小小說作品馮驥才的《俗世奇人》（足本）以娓娓道來的文化耐心講述了天津衛人的血性和一座城市文化血脈的養成，城市是有靈魂的，城市的靈魂就是這城市中人的品行與人格，在對文化人格的提煉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個鮮活個性，而在鮮活的個性中又有著與仁義傳統的深在貫通。同樣，在《北京：城與年》中，寧肯以自己的兒時經歷探討了一個人與一座城的關系。筒子河、城墻、角樓、胡同、會館、夾道、防空洞一一復活，琉璃廠、榮寶齋、北圖、美術館、新華書店、紅塔禮堂都與個體生命的成長發生著深在的聯系，此種記憶考古，正如老舍所言：“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一個我！”小白的《封鎖》講述了淪陷時期的上海。周詳賅博的細節考據、重重鏡像的風俗還原，使抗戰時期的上海在淪陷與封鎖的暗處迸發出民族大義的壯烈光芒。

肖江虹的中篇小說《儺面》書寫儺村儺師的生活與情感，與之對應是一位離鄉失意的青年女性對于生活和情感的自疑與再尋，一邊是沉潛于古老民間文化的傳承之中，而“看著矮凳上的人，又看看水缸里頭的人，秦安順不曉得到底哪個自己才是真的”的生命與傳統的疊印；一邊是“本來得意地認為，每天的惡言相向能將世間的溫情痛快地殺死。漸漸發現，一切都是徒勞”的倦怠與無聊，作家不僅讓我們看到了文化的力量是如何浸潤和改造了我們的生活態度的，還以“各有各的秩序，各有各的經緯，不同時空在那一瞬被接通了”的敘事為我們展示出一個更大的宇宙空間。夏立君的散文集《時間的壓力》追溯屈原、李白、司馬遷等歷史人物的文化人格，試圖在歷史的縫隙中找到人文精神的薪火傳承，其中的文化自信是何等動人。豐收的《西長城》以40萬字的體量全景展現了新疆兵團60年的壯麗歷史，幾代人屯墾戍邊、建政維穩、修渠飲水、開荒造田、植棉種瓜，那是一種建設新生活保衛新生活的信念支撐起的長城，令人在歷史的回溯中肅然起敬。歷史有時并不距我們很遠，它有時就在剛剛過去的昨天，黃詠梅的《父親的后視鏡》、尹學蕓的《李海叔叔》都寫到父輩，時間段都集中于改革開放初期至今，視角也都是作為女兒的觀察和親歷，后者父親每年大年初一在河堤的暮靄中無數次接李海叔叔的情景，和“我”作為聯絡王、李兩家的紐帶翻山越嶺去給苦梨峪的李家送麥子的情節，讀之令人動容。苦日子里的幫襯與救助，使得作家體悟到兩代人的待人之道，“我們這代人，到底跟父輩有著不小的差距。他們能把友誼保持幾十年，我們卻要通過計算才能得到結論”。面對“這不止是心態問題，應該說，骨子里已經成了一種習慣”的反思，黃詠梅的“父親”有著那代人的灑脫，這個走過天路與共和國同齡的卡車司機，在生活中遇到挫折和欺騙時都能保持做人的從容和優雅，游泳的“他”和貨船交匯之后，“父親又回到了河中央，他安詳地仰躺著，閉著眼睛。父親不需要感知方向，他駛向了遠方，他的腳一用力，運河被他蹬在了身后，再一用力，整個城市都被他蹬在了身后”。這是何等的人生自信，而寫出這般自信的又是何種文化自信在支撐著作家？文學理論評論中，白燁闡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的重要思想論述的文集《文壇新觀察》、黃發有的《中國當代文學傳媒研究》專著、陳思和的《有關20世紀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幾個問題》、劉大先的《必須保衛歷史》、王堯的《重讀汪曾祺兼論當代文學相關問題》的論文，均顯現出文學理論評論界深入問題、尊重事實、捍衛歷史的文化自信與理論創新。

日常生活中的詩性發現

“一缸漿水的馨香滋養兩個家庭的日子又開始了。”馬金蓮的《1987年的漿水和酸菜》所述改革開放之初的貧困地區生活雖并不富裕，但人與人關系的質樸如漿水中的酸菜一樣滋味綿長，親情之中，是爺爺對生活的滿足與自得，“放下筷子，朝陽的光從向東的窗口照進來，光斑灑了爺爺一臉，他一臉金黃，很快這層金色綻開了花，冰面破裂了”。石一楓的《世間已無陳金芳》寫初中從外地轉京讀書的女同學的成長，就是在重重的生活壓力之下，在一個人對抗一家人的叫喊、哀號與顫抖中，在做生意、投資被騙、割腕自殘的人生的大起伏中，仍閃現著一個月夜中佇立在庭院里聽小提琴傾訴的身影，一個一直想買一架鋼琴熱愛著世間一切美好事物的女孩子，她的理想就是“想活得有點人樣”。朱輝的《七層寶塔》寫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文明的無可依傍，大地被大路小道畫成了格子，寶塔被盜，鄰里關系緊張，但“不知道怎么安置自己這個身子”的唐老爹仍堅韌地尋求著內心的安寧。這令人想起阿媽斯烱的哀傷，“我的蘑菇圈沒有了”，那是守衛者的哀傷，阿來的《蘑菇圈》寫一位女性對美好自然的守衛，他把她放在一個更大的天地里，“五月，或者六月”，“聽見山林里傳來這一年第一聲清麗悠長的布谷鳥鳴時，人們會停下手里正做著的活，停下嘴里正說著的話，凝神諦聽一陣”，這是日常生活中美的停頓，它莊重到“所有卵生、胎生，一切有想、非有想的生命都在諦聽”。“一朵一朵的蘑菇上沾著新鮮的泥土、苔蘚和櫟樹殘缺的枯葉，正好在新劈開的木柴堆上一一晾開，它們散發出的香氣和櫟樹香混在一起，滿溢在整個院子”。這是饑荒年的日常，是困難時期人所感知的自然的能量。這種能量，在湯養宗的《去人間》、杜涯的《落日與朝霞》、胡弦的《沙漏》、陳先發的《九章》、張執浩的《高原上的野花》中比比皆是。心靈與自然、生命與萬物之間的微妙關聯賦予了語言以新的面目。日常生活中的詩性發現，體現著一個時代的詩人與作家對生活的深在熱愛與真摯信念。

自然觀照中的浪漫情懷

布谷、畫眉、噪鵑、血雉，覆盆子、藍莓、沙棘果、蔓青，還有苦菜、鹿耳韭、牛蒡，我們的文學中有多久沒有這些鮮活的景象了？法海說：“來世我不會變成一朵蘑菇吧？”斯烱：“沒聽說過有這樣的轉生啊。”法海：“蘑菇好啊，什么也不想，就靜靜地呆在柳樹蔭涼下，也是一種自在啊。”我們的書寫中從什么時候開始聽不到這樣的對話了？阿來的《蘑菇圈》寫的那位守衛者，換成真實存在者的話，就是徐剛，這位30多年前寫出《伐木者，醒來》的作家，是中國自然文學在當代的重要開創者。如今，他又以畢七年之功的《大森林》為我們奉獻出他“內心的風景”。文學是人學，同時，文學還是包括人在內的自然之學。的確，《大森林》囊括了從史前至今森林草木體制沿革之種種文化流變，涉及植物、氣象、地理、文史、考古、人類學多學科的知識儲備，可以想見作家年少時崇明島荒野濕地的浸潤對其全整的世界觀的影響，而與草木之沉默與高貴的經年對話，又是如何使其感受到寫作中“天地草木賜予我的美妙感受”的“無可言喻”。詩性與史性，知性與神性，林木蔥郁，芳草萋萋，光陰故事中生命的美好，都會疊印于一頁頁稿箋——那也是生命樹——的自認。“心有風景”的人還有李娟，《遙遠的向日葵地》是其繼《羊道》《冬牧場》之后最新的長篇散文，在對置身阿勒泰戈壁草原的烏倫古河南岸耕作的母親的敘事中，為我們展現了辛苦的勞作、內心的期冀。90畝耕地嗎？把它們種滿葵花！人與大地的對話剛剛開始，以種子、以秧苗、以開花、以殘余的桿株和油渣，是啊，什么樣的艱難都擋不住母親眼中的“金光燦爛，無邊喧嘩”的葵花。牛群、羊羔、白馬、胡楊、星群、月光，鮑爾吉·原野的筆下永遠有化解憂傷的沉靜，《尋找鮑爾吉》中的幽默和善意，那與來客唱一個小時，從《達古拉》唱到《諾恩吉亞》再唱到《達那巴拉》《金珠爾瑪》《萬麗花》直唱到來人臉上紅潤沁汗的《我爸》，還有“對我爸而言，文化不是一個民族的花邊而是它的筋骨血肉，它們是土地和吶喊，是奔流的大河與馬的目光”的《胡四臺的道路泥土芳香》。《蒙古民歌八首》更是情深意長，以蒙古女人名字命名的歌，其中《烏尤黛》唱盡愛情中的深情與相思，最美妙的是《月光下的白馬》，月光下的馬嗅著“我”的手的當兒，讓“我”回到了錫林郭勒——“一匹飛馳的白馬背上有個小孩，敞開的紅衣襟掠到后腰。馬在一尺多高的綠草里飛奔，小孩像泥巴粘在馬背上。那匹馬好像又回到了眼前，在月光下如此安靜”。而這一切的發生都是在寥廓的自然之中，一切人的故事，無論少年還是老人，都呼吸于自然之中，自然，如我們的母親，看待一切，原諒一切。當然，為我們提供更多經驗的還有更悠久年代或更遙遠地域的人群，《火的記憶I：創世紀》《潛》《賀拉斯詩全集》和《瘋狂的羅蘭》都是給我們珍珠般記憶的書籍，它們經由“白馬”般的信使送到我們面前，讓我們感受世界的廣闊與人心的浩瀚。而這的確是任何東西都封鎖不了的，這種打開，這種天地草木賜予的美妙感受，這種在自然之中與宇宙共生的生命之美好，都會疊印于一頁頁稿箋，文學因之而成為人類精神的生命樹，它葳蕤蔥蘢，而又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