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翅鬼》到《飛行家》，不到10年的時間里，雙雪濤用5部作品展示出自己持續的創造力。寫作對于雙雪濤而言是一件自然發生的事情，“作家觀察生活也是為了生活，順便寫作，這樣比較自然。”東北雪原、天賦異稟卻命運不濟的人、潦草困頓的生活和若隱若現的兇殺事件，東北作為一種素材，在雙雪濤的作品中散發出獨特魅力。正常生活然后正常寫作，這份樸素成全了他的創作。雙雪濤在自我培養與自我審視之間不斷進行折返，他說：“得到的東西多了要自省。”

如今提及張怡微，人們已經不再往她的名字前加上任何青春期意味的標簽。當一個人用最職業的態度來審視自己選擇的人生道路時，任何抓人眼球的標簽都是不負責任的。《細民盛宴》《櫻桃青衣》等作品的出版，已經讓張怡微的寫作進入了一個新的常態。張怡微出生在上海的工人新村，這些工人新村是上海這座國際大都市的“零余者”，在市井中生存，熱鬧、零碎，也成就了張怡微小說復雜的溫度。她說：“我也一直在思考多面向的上海。”

已出版《名提》《三叉戟》等十余部小說的呂錚，主業是一名警察。作家和警察這兩種身份互作追問，柔與剛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糅合。“抓差辦案”給了呂錚大量的寫作素材，而這些素材也直接叩擊著他對生活與人情的理解。“謊言到底分不分善惡，有沒有所謂的善意謊言”，“我們一生為之懊悔的原罪，是不是需要去償還”，“作為執法者的警察，到底是機器還是人”等問題在呂錚筆下呈現為鮮活的人物形象，因為這種豐富與厚重，他的作品被多次改編成影視作品。他說：“創作每一部長篇的前提就是找到一個要去追問和回答的問題。”

來自武漢的唐詩云是近年來逐漸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作為一名記者，她曾在采訪文學大家的過程中被多次觸動，如今她在自己的創作中，不斷嘗試去厘清一些文學母題。“文學就是把自己不一樣的感受傳遞給別人的過程，一種輸送。”敏感、隨性，她在小說中自如地摸索活著的密碼。她說：“文學，讓我學會原諒生活。”

來自浙江的汪蘆川是此次參加全國青年作家創作會議代表中年齡最小的一位，正在讀高三的汪蘆川在良好的文學氛圍里成長，已經寫作并發表了許多散文。雖然年紀輕，但她對寫作的思考一直在進行著，被問及寫作對她來說意味著什么時，她說：“在文字里留存過去的我的全部供未來翻閱。”

雙雪濤、張怡微、呂錚、唐詩云、汪蘆川，這些名字列在一起就給人一種屬于青年人的生機與創造力。文學新面孔的出現必然意味著新的文學樣式與內核的出現成為可能。

被問及如何理解文學的“新”時，雙雪濤說到，“新的真正含義不是新來的，而是有不一樣的東西，或者說，新本身就是一種激進的意思，如果是青年但是方法和思維還是老一套，那意義不大，我們的傳統里有不少好的東西，但是新的生活要求人有新的體會，這里面一方面是藝術層面的事情，一方面是膽色方面的事情。”呂錚談到：“‘新’就是‘推陳出新’。在小說創作中，我讓自己有些潔癖，珍惜羽毛，不去跟風寫作。一是源于我的職業，警察工作嚴謹，做事總要經過冷靜的判斷，不會盲目跟從；二是源于我的寫作狀態，我現在還是在起步或者進步的過程中，這不是謙虛和低調，而是確實如此。我在發表完12本長篇小說之后才真的覺得，自己開始懂得什么是小說了。所以我努力讓每一部新小說都與過去不同，不去重復做‘套娃’工程。”張怡微認為，“文學和青年本來就是很近的。五四文學、傷痕文學、先鋒文學很多都是青年文學。青年有參與世界和反思的熱情。”

如何理解與創造不同于過去的文藝作品是時代賦予每一代青年人的職責，也是在這個人生階段的一種助益性思考。如何理解“新”與如何創造出具有新氣象的文學作品，這種持續不斷地自我叩問會讓青年作家們在創作道路上走得更遠并且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對于何為青年品格，這幾位作家也給出了自己的理解。

唐詩云說到，“對于創新和嘗試來說，具有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才愿意更多嘗試冒險。這也是一種青年品格。我尊重那些在文學道路上一直創新的前輩，雖然從自然年齡上來說他們不算青年了，但是，在文學意義上，還是我們的青年同行者。我自己在開始寫作的最初，曾經也以為成熟和不再稚嫩是我進步的最大意義。現在才發覺，這是一種向后的進步。創新才是文學永恒存在的真諦。”汪蘆川回答說，“青年就是在新時代用新視角審視世界，并用文學表達新觀點的人。”呂錚說到，“青年品格”就是永遠保持成長的態勢與進步的空間。在談到獨特審美、成熟人格與寫作的關系時，雙雪濤說到：“獨到的審美是必要的，這個涉及對世界和對文學的認識。成熟的人格可能略微模糊一點，因為世界上最成熟的人格可能是最無聊的人，所以人格還是要有趣一些，當然最好也通世事。”

呂錚有著廣泛的興趣愛好，在工作與小說創作之余，他還進行詞曲創作、旅行、觀影。他說，一個有意思的人才能寫出有意思的小說，小說呈現出的是作家生活中的冰山一角。“我覺得熱愛寫作，會使人變得年輕，永遠有求知欲，永遠有一顆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