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與現代性

“第二屆中美詩學對話”發起人、俄克拉荷馬大學教授石江山首先拋出一系列問題：“新詩”是什么？“新詩”在中國是什么？在美國又是什么？“新”到底是什么？他認為，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厘清古典詩歌與現代詩歌的差異，探索現代詩意的發生機制。

石江山認為，以中國詩歌為例，古典詩歌通過整飭的格式、和諧的韻律來塑造詩歌形象，它所描述的是一個單純、完整的農耕文明的世界。它的詩歌節奏是古老的二元結構，即“陰-陽”“生-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由此產生了“天對地，雨對風，大陸對長空”這樣的“對韻” 。它如同鐘擺，在兩點之間來回往復地晃動，構成了一個純粹、完美的整體。

現代生活摧毀了它的完整性。現代生活的碎片化、欲望化催生了嶄新的現代節奏。現代形象在古老的韻律中支離破碎，四言、五言、七言已包容不了它。它試圖從簡單的二元結構中掙脫出來，表達更復雜的經驗，于是，自由體詩便應運而生了。它不再拘泥于格律，盡管仍要分行，但依據不再是音律、限定的字數，而是現代人“呼吸”的節奏。

也就是說，詩歌的現代性，是一種否定的、反叛的現代性，它的目的不是懷舊憶故，而是跟上當代人的脈搏。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新詩發展逾百年，我們討論它的“現代性” ，討論“新”的特質有沒有形成，是能夠找到適當的標準的。

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詩人臧棣回顧了自胡適以來，中國新詩的“現代性” 。在“五四”運動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想象中，新詩被看做是“新舊之戰”的武器，是事關國家命運、社會變革的一個文化事件。在具體的實踐中，他們致力于重新認識漢語，激發漢語的活力，用一種新的語言與舊的傳統決裂，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

百年新詩的發展，的確是圍繞這一目的展開的。但值得思考的是，新詩之“新” ，僅僅是創造一種新的語言、新的文體嗎？新詩發展到今天，對現代漢語的運用日趨成熟，對詩歌形式的探索也更深入，我們能夠說，新詩的使命已經結束了嗎？事實上，在處理“現代性”這一主題時，我們的新詩仍然呈現出疲軟的狀態：當代詩人熱衷思鄉懷古，卻不擅長描繪城市的日常生活；他們使用“新”的語言，卻要么是在翻譯詩歌里得到的靈感，要么是從古典詩歌里提取的資源，缺乏貼合個人氣質的創造。也就是說，新詩文體的活力并沒有被釋放出來，新詩的可能性還遠遠沒有窮盡，它需要詩人賦予它既屬于當代的、又屬于生命的活力。在這個意義上，臧棣認同胡適對于新詩的期望：要使用新的語言，塑造現代人新的人格。

自然寫作與生命的細節

在“現代性”的主題之下，在詩歌創作實踐之中，新詩之“新”如何得到具體的呈現？中美雙方詩人聚焦“新”的問題，從創作詩學的角度，分享了自己的創作體驗。

首先，回到詩歌創作的源頭，中國詩人王小妮指出，寫詩本身就是一種求新沖動，是人對一切既有的、因循守舊的觀念的挑戰。在具體的創作方法上，她不采取主動攻擊的態度，而是選擇“守株待兔” ，等詩句自己找上門。“在寫作過程中，那些最先跳出來的詞語和意象，是誰讓它沖到了最前面，我也不知道，但既然它沖到了最前面，那么，就它吧。 ”也就是說，王小妮采取的是一種自然寫作的方法。

百年新詩發展至今，面臨的問題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精致的設計感” 。當前，許多學院派詩人追求“知識分子寫作” ，使讀者只見“學者” ，而看不見個體的“詩人” ；還有一些詩歌為求新求變，試圖以寫小說的方式寫詩，刻意在結尾制造詩意的“反轉” ，比起真誠的表達，似乎抖機靈的成分更多。誠然，一首好詩從來不排斥完整的構思，但當前絕大部分新詩僅僅實現了結構上的完整，而不是詩歌形象上的完整。為了打破這種詩歌的“套路” ，自然寫作的方式不失為一種有效的嘗試。

此外，在詩歌創作的選材上，美國詩人勞拉·穆倫認為，文學和詩歌應該有一雙“不斷擴大的眼睛” ，將更多細微的東西納入視野。勞拉舉例，今天中國的年輕人“玩轉”古典詩歌，戲謔地將“春眠不覺曉”的下句改為“處處蚊子咬” ，聽起來很不嚴肅，但卻為新詩之“新”提供了一個思考的角度：詩歌的“蚊子”在哪里？更多時候，我們關注天空、海洋，鳥語、花香，但著實很少去觀察更使我們煩惱的蚊子、跳蚤。

為此，勞拉提出一對概念，即詩歌中的“口水和上帝” 。在傳統詩歌里，只有上帝具有價值，口水和蚊子、跳蚤一樣，是丑陋、有害的，因而不能入詩。現代派詩歌正是針對這一點，要解放“蚊子”和“口水”的價值，復原我們生活的全貌，尤其是被我們隱蔽起來的生活和生命的細節。為此，勞拉還舉了一個有關“時尚”的例子：一件傳統的襯衫，它的商標勢必要隱藏在內里，但一件現代的襯衫，完全可以將商標貼在衣服的外面。這正是新詩可以學習的“新”的方式。

跨越語言的詩意

正如石江山所言，在求“新”的道路上，中美詩歌都遇到了問題。為此，中國詩人向美國詩人尋找答案，開始讀龐德，美國詩人也向中國詩人尋找答案，讀起了李白和杜甫。百年間，中美詩歌相互影響、碰撞，為中美詩學的對話提供了可能。

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副主任孫曉婭以中國現代“九葉派”詩人杜運燮為例，簡述了中國詩人受美國詩歌的影響。在處理戰爭等重大現實題材時，美國詩人奧登的作品給了杜運燮許多啟發。首先，在創作視角上，寫戰爭不一定要寫“大英雄” ，可以聚焦到無名的小人物身上，攝取更真實、更有普遍意義的細節；其次，要具有廣闊的生命意識，在名篇《滇緬公路》中，杜運燮以奧登式高空俯瞰的、飛行員的視角來打量世界，為作品注入了史詩的氣魄；最后是詩歌的語調，杜運燮從英文中譯來“輕松詩”的概念，并由此創造了中國的“輕松詩” ，以一種輕快、反諷的方式揭示戰爭背后巨大的罪惡，體現了悲憫的情懷。

總之，汲取外國詩歌的養分，對新詩“新”的發展具有推動作用。但在這個過程中，無論中美詩人，都面臨一個不容忽視的難題，即詩歌的翻譯。為探討詩與翻譯詩的關系，首都師范大學教授王光明引用了美國詩人弗羅斯特的名句：“詩是詩歌翻譯中失掉的東西。 ”的確，作為最難翻譯的文體，詩歌在兩種語言之間捉摸不定。如果說，原文詩是一首“真正”的詩，那譯文詩到底是它的影子、它的副本，還是“另一首詩” ？詩歌真的能跨越語言的藩籬嗎？

紐約州立大學學者金詠梅對此作了回應。她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回到詩歌和語言的關系上來。通常認為，語言是一個社會層面的東西，它是人類溝通和交流的工具；經過幾千年的使用，我們對語言已經不再敏感，但事實上，語言創始之初，不僅僅承擔著“工具”的職能，它更多地包含著人類描摹世界、探索未知的沖動。

詩歌的使命，就在于激活語言的生命力，讓它刺激人類的感官，恢復人類對世界的好奇。所以，詩歌的語言不同于大眾語言，雖然它仍然建立在社會語言的基礎上，但它具有絕對的獨創性、反叛性；與其說它使用語言，不如說它試圖創造一種語言。在這個意義上，任何“母語”都不是詩歌的本質，真正的詩歌懸浮在語言的上空。因此，在涉及“詩與翻譯詩”的問題時，我們不妨認為，詩歌是兩種語言之間的東西，它為克服語言的局限提供了可能。中美詩學對話的目的，正是為了實現這種“跨越語言的詩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