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呼喚偉大作品的時代。今天，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偉大作品”的含義，它不是票房突破多少個億的商業巨制，也不是長達多少部、多少集的宮斗戲，更不是戲說歷史的搞笑神劇。這個時代，我們的人民需要的不是“娛樂至死”，而是真正的精神食糧。

那么，作為一個作家，我們首先要做到的，是做一個本分的作家。

作為一個作家，抒寫生養自己的那塊土地，抒寫生養自己的那個人群，是本分。抒寫那塊土地的歷史文化和那個人群的夢想，也是本分。

我是一個現實主義作家，生長在農村，對農民熟悉，所以我的創作對象一直都是農民。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這個龐大的群體為我提供了豐富的創作源泉。我從1996年開始文學創作，那個時候改革開放正如火如荼，農民們經受著改革開放的浪潮沖擊，面臨著生存方式和身份的轉變。農村處于歷史蛻變的陣痛期：是繼續守著土地，還是毅然奔向城市？進城，舍不得土地。改革開放讓他們有了自己的責任地，可是很快地，農民工大潮又開始了。他們突然間發現，農民也可以有另一種活法。農民也可以離開土地，也可以進城生活。當然，對于有勇氣的農民來說，這樣的發現可以說是切身體驗，而對于那些膽小的農民來說，這樣的發現好長一段時間都還只能是別人的經驗。手上抓著土地，目光卻沖著城市，那個年代的大多數農民都處于不知所措之中，這就造成了一系列的農村、農民問題。作為一個從農村走出來的作家，我至今還把自己當作一個農民。我雖然生活在城市，已經不用依靠種地來養活自己，但我依然感覺自己和農民最近，從血緣、感情甚至基因里，我都是一個農民。其實我想說的是，不論我們從事的是什么文學藝術工作，我們永遠不能把自己當上帝，我們不是別人，我們就是人民。只有把自己跟“人民”放到一起，放在同一地平線上，我們才能創作出“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作品。

以我的幾部長篇小說為例，選材都涉及了農民在改革浪潮中的取舍和選擇問題，是工廠還是土地？是留守還是遠離？是打破傳統敞開懷抱迎接新時代、走向新希望，還是死守傳統，繼續生活在閉塞、落后和愚昧之中？我希望我的作品能給予他們一個指引、一個希望。這樣的作品，因為太正太嚴肅，可能沒有市場，甚至少有讀者，但創作這樣的作品，是我們作為一個作家的本分。

其次，我們得做一個有情懷的作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做到胸中有大義、心里有人民、肩頭有責任、筆下有乾坤，推出更多反映時代呼聲、展現人民奮斗、振奮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優秀作品。在這一點上，我很慶幸我是一名貴州作家。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貴州一直被認為是一塊邊地，有諺語說：“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氣候差，地理條件差，人也窮。可是，窮怕什么？苦又怕什么？當年，畢節作為一個脫貧攻堅的實驗區打響了脫貧攻堅戰。這是上世紀的事了，今天，我們貴州的GDP增速排名已在全國前列。4年前，我們貴州就實現了縣縣通高速，還有我們大數據行業的發展，以及世界最大的天眼工程……

這些都是這個偉大時代的偉大事件！作為一個貴州作家，我們不愁沒有寫的，不愁沒有創作源泉。我只需要本本分分地、腳踏實地地去創作，就一定能寫出作品。

當然，我們還要出宏大的作品，有責任、有擔當的作品，振奮人心的作品。這就不光要求我們要堅持本分，而且還要有情懷。

這兩年，我連續創作了兩部反映我們貴州脫貧攻堅的長篇報告文學，一部叫《海雀，海雀》，一部叫《在路上》，兩部作品分別發表在《中國作家》和《民族文學》上。我可以很自豪地說，因為我們從上至下的努力和奮斗，我腳下那塊土地已經不再是一塊孤獨和自卑的邊地，我們進入了世界的視野，發出了歷史的強音。曾經的“天無三日晴”，已經讓我們變成了避暑天堂，“爽爽的貴陽”可以作證。曾經的“地無三尺平”，讓我們變成了喀斯特奇觀的旅游勝地。曾經的“人無三分銀”，已經成為過去。如今，貴州14個貧困縣已經全部脫貧摘帽，現在的貴州人，腰包鼓起來了，胸膛挺起來了。那么，我們是去寫那些不著邊際的暢銷書，還是去寫他們，去寫這個偉大的時代呢？

我想，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情懷決定了作品的高度和深度。

第三，我們應該做一個“心里有人民”作家。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的文學藝術，既要反映人民生產生活的偉大實踐，也要反映人民喜怒哀樂的真情實感，從而讓人民從身邊的人和事中體會到人間真情和真諦，感受到世間大愛和大道。”作為一個貴州本土作家，我們能寫的當然不只有我們的發展速度、我們的偉大變革，還應當有我們人民在這個偉大時代中的不凡貢獻。比如我們的文朝榮老支書，以30年的生命相搏，使他所在的海雀村發生巨變；比如我們的鄧迎香，一個活脫脫的新愚公，為改變家鄉貧困落后面貌，不等不靠，硬是在懸崖峭壁上鑿出一條“麻懷出路”。他們是誰？他們就是英雄，是我們要謳歌的英雄。

當然，除了他們，還有我們身邊千千萬萬的鄉親，也在做著一點一滴的貢獻。那么，我們根本沒有理由去寫小我，去無病呻吟，我們有太多太多的理由，去寫人民，去做一個“人民作家”。

這可能意味著我們必須甘于平凡，不為利、不圖名，只為情懷而寫作。

我曾經把我的書送給我的家人，他們都是農民，我原本沒抱著讓他們去讀的希望，完全是留作紀念的意思。但有一天，我的一個侄兒卻對我說：“姨媽，你寫的那些故事跟我們好像啊。”這話讓我欣慰不已。因為家人在讀我的書，也因為他們認為我寫得像他們。后來，在清明節掃墓的時候，我把我的書拿到父親的墳前，燒給了他。我還做了一件事兒，就是《海雀，海雀》出版后，我重回海雀，將那本書燒到了文朝榮老支書的墳前。

我沒有別的意思，我只希望，我的書他們能喜歡，人民能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