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已經整整走過了四十年的歷程，如果要概括這四十年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業績與特點，我以為用“成熟”二字比較切合實際。這種成熟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其一是研究目的的二重性，即既要堅持學術研究的本位立場，尊重學術的獨立性與嚴謹性，又要自覺承擔起文化傳承和文化建設的現實使命。其間經歷了學術獨立性的追求，文化傳承的倡導，以及建構中國話語、塑造中國特色的自覺性，最終是要走向古今兼顧，將獨立性與現實性相融合。

其二是學術規范體系的逐漸完善，這包括學術規范與技術規范的雙重內涵。諸如堅持學術創新的原則，尊重前人學術創見的原則，嚴格預防與嚴肅處理學術不端的原則，學術文獻的引用規范，學術論文發表的技術要求，學術著作出版的版權規定，以及論文發表的責任承諾等等，這些規范是經過政府主管部門與學術共同體的不斷努力而形成的，它們使“學術市場”逐漸趨于有序化。拿今天的學術論著與四十年前的相比，可以發現明顯的不同，這對學術底線的保障與研究水平的提升無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三是研究格局的均衡化與立體化。在文學史時段的選擇上，逐漸由側重先秦、唐宋而向著元明清時段轉移，從而體現了各個歷史時段研究力量的均衡化。在文體選擇上，過去由于受到“一代有一代文學”觀念的影響，各歷史時段研究的文體選擇呈現出單一化的狀況，如唐代偏重于詩歌，宋代偏重于詩詞，元代偏重于雜劇、散曲，而明清則偏重于戲曲、小說等通俗文學。經過四十年的探索與實踐，唐宋時期的小說、變文、說唱等俗文學也得到了充分的重視；而明清時期的詩文也被廣泛關注，形成了與戲曲、小說勢均力敵的研究格局；甚至是以前較少被學界留意的明清辭賦及應用文體，也都出現了許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式上，文獻的整理考辨、理論問題的思辨性研究、文體源流的梳理辨析、文學作品的品味賞析、文學與其他文化要素的關聯性探討，以及詩文選本等普及工作的廣泛開展，正在形成一種立體化的狀態。

其四是研究理論與方法的圓融自覺。中國的現代學科體系基本上是借鑒西方近現代的理論方法而建立的，因而中西關系的問題始終成為學界繞不開的話題。在近四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20世紀80年代的“方法論熱”與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話語重建”，使古代文學研究呈現出多元的趨勢——有的側重于對新方法的實驗，有的側重于對傳統方法的堅守，而更多的人則是希望超越中西對峙，廣泛吸收全人類的優秀思想資源，并形成行之有效的理論方法，在解決中國文學問題的過程中顯示出中國特色。理論方法不以古今、中西為限，而以研究需要與時代需求為旨歸，顯示了方法論上的自覺。

其五是中外學術交流的均衡與成熟。改革開放初期，無論是理論方法的引進還是學術成果的翻譯，基本上都是以“拿來”作為主要方式，中外學術交流基本上是單向的。經過四十年的發展，隨著中國學界研究水平的提升與學術成果的積累，“中國文化走出去”成為學界的共識。于是，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被大量地介紹到國外，尤其是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的有序開展，更加促進了這種“走出去”的步伐。同時，在交流的過程中，也有了更多同場同步的學術討論的機會，因而交流的深度與廣度也在日益增加。中國學界對外國學術成果堅決拒斥或盲目崇拜的現象日益減少，例如海外漢學提出的所謂“寫本時代”“早期未定文本”等說法，已經被中國學界審慎地加以接受，將其作為問題進行討論而不是作為結論予以肯定。

以上這些都不同程度地展現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成熟。如果以此與四十年前的古代文學研究相比，真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當然，成熟并不意味著不存在問題，諸如大量平庸而缺乏新意的成果的存在，文獻整理的缺乏深度與重復勞動，數字化文獻的流行與閱讀能力的退化，學術規范化與研究個性化的矛盾，理論方法的多元化與理論體系的原創性之間的差異，學術評估的量化要求與精品成果的缺少，研究項目的時間限制與研究質量的保障之間的沖突等等，都亟待學界加以認真對待，從而使古代文學研究取得更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