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戲曲高等教育的奠基人和開拓者、著名戲曲教育家史若虛先生100周年誕辰，中國戲曲學院近日召開了“戲曲高等教育四十年暨紀念史若虛校長誕辰100周年”學術研討會。戲曲是中華民族具有悠久歷史的代表性藝術樣式，但戲曲高等教育卻是當代藝術教育發展的產物。20世紀50年代末，當時的中國戲曲研究院和中國戲曲學校曾有創辦戲曲高等教育的嘗試，可惜僅招收一屆學生便無疾而終。1979年，在改革開放之初百廢待興之時，曾經參與當年戲曲學院籌備的史若虛校長，重拾戲曲高等教育的夢想，并突破重重障礙，終于使其變為現實，他也因此創造了歷史。盡管在中國戲校時期史若虛只擔任教務長和副校長，中國戲曲學院成立后才正式任院長兼黨委書記，但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戲校（院）的師生一直親切地叫他“史校長”，這個稱謂不僅飽含著戲校（院）同仁對他的尊重與敬仰之情，更因為即使是在未正式擔任學校正職領導的年代，史若虛也是中國戲曲學校乃至中國戲曲教育無可爭議的靈魂。

史若虛是新中國戲曲教育的開創者之一。1949年他奉命接管國民黨軍隊所屬的四維劇校，挎著駁殼槍一步跨入戲曲教育領域，就再也沒有離開。因此才有新中國第一所有正式學歷的戲曲教育機構——中國戲曲學校的創辦，作為戲校實際決策者，他主導聘請了大批傳統藝人教授專業課，為戲校源源不斷地培養出優秀表演人才奠定了基礎。“文革”結束后他重新擔任戲校領導，立刻就開始籌劃和推進戲校升格為大學的舉措，并很快使之變為現實。從中國戲曲學院1978年創辦始，40年來，戲曲高等教育進入了穩步發展的正軌，中國戲曲學院也由最初從戲校時期的主業——京劇演員（含演奏員）培養，逐漸擴展至戲曲表演、戲曲音樂（演奏與作曲）、戲曲文學、戲曲導演、戲曲舞臺美術等專業，成為唯一能培養所有門類戲曲高級人才的機構。史校長開創的這份基業，不僅是創建了一所戲曲高等院校，更意味著戲曲教育第一次真正進入高等教育序列，他為戲曲事業作出的貢獻無可替代。在紀念史若虛老校長的學術研討會上，諸多曾經與史校長共事的專家學者，在史校長親切關懷下成長起來的著名表演藝術家，一起分享了史校長對戲曲教育事業一輩子嘔心瀝血的動人故事，更感慨于史校長的教育理念與思想的價值和意義，而中國戲曲學院的辦學經歷就是其活的標本。

史校長一生有許多值得感念的事跡，他的戲曲教育思想還有待于系統整理與研究。學習史校長究竟應該學什么，怎么學，其實是個很值得深思的問題。在我看來，史校長在辦學過程中的擔當精神，尤其值得發掘、闡述與弘揚。

具有為戲曲乃至傳統藝術培養尖端人才的大格局，有引領整個行業的擔當意識，是向史校長學習時應該關注的第一點。

史校長所任職的中國戲曲學校和他一手創建的中國戲曲學院，規模都不大，然而，他對戲曲學校（院）這樣的小學校應有的大擔當，始終有極清醒的認識。無論是當年的中國戲校還是如今擴大了數倍的中國戲曲學院，其主要培養的京劇人才，在三百多個劇種中占據其一。但京劇始終具有全國各劇種風向標的作用，所以京劇人才培養的績效外溢現象和示范作用非常之明顯。這所規模不大的教育機構，承載的卻是戲曲這門中國特有的且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藝術樣式盛衰的重擔。正因如此，史校長從來沒有單純地只把自己看作這所小學校的主管，他所思考的從來就不只是學校本身，而是中國戲曲教育事業。因為中國戲曲學校（院）從誕生時起就承載著確保戲曲事業有序傳承發展的歷史重任，如何辦學，包括如何設置教學方案和計劃，在教學過程中如何安排各類課程的比重，師資的配置和教材的編寫等，影響所及都不限于本校，它必然影響全國各地同類院校，進而就會影響這個行業。若干年來，京劇界幾乎所有領軍人物都在不同階段經過中國戲曲學院的培養，充分說明學校（院）的重要性，但更重要的是各地戲曲院校無不以中國戲曲學校（院）為范本，這就決定了這所學校的當家人不只要想著如何當好學校（院）的家，還必須思考并實踐如何當好全國的戲曲教育的家。這樣的擔當意識，是史校長留給我們最重要的精神財富和思想遺產。

無論外部環境如何風云變幻，始終堅持按藝術規律與教育規律辦學，這是需要有政治擔當的，而這恰是向史校長學習時應關注的第二點。

如前所述，史校長是從軍管干部的特殊身份進入戲曲教育領域的，盡管有傳說他喜歡梆子戲并且偶爾還唱幾口，但是要論戲曲行業，尤其是戲曲教育的經歷，確實是個空白。多年來“外行領導內行”的現象深受詬病，但是史校長卻能夠受到戲曲教育界普遍尊敬，除了他在教學上對王瑤卿、蕭長華等老藝人以及他們所代表的傳統戲曲的價值觀的充分尊重外，更重要的是在這些傳統價值觀受到各種嚴峻的挑戰岌岌可危時，他能夠勇敢且智慧地挺身而出，成為維護千百年來流傳的、并且支持了戲曲（京劇）及其教育模式的輝煌成就的價值觀念的堅強后盾。無論是在所有領域都強調學習蘇聯的大背景下堅信民族戲劇有自身的美學規律，最大限度地吸收并傳承傳統戲曲教育的特有模式，還是對戲曲演員成長中必須經受的艱苦的專業訓練的重視，在當時的環境下都并不容易做到。其中最值得肯定的，是史校長的名言“紅旗插在專業上”。在極左思潮孕育并逐漸滋長的年代，有關戲曲演員“又紅又專”的要求，表面上看并不排斥專業，實質上極易滑向“只紅不專”，如“文革”時期所說的“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戲曲教育尤其如此，教育的失誤遠不止于影響一代人的生計，它極可能造成傳統的斷裂，而表演藝術傳統一旦中斷就很難再修復。戲曲傳統之所以能躲過那個極端化年代的狂風暴雨獲得生存和發展，就是因為戲曲界有史校長這樣一些始終保持清醒頭腦的領導干部。史校長的可貴之處，就在于他不僅不滿足于僅僅成為一名有堅定信仰和正確政治立場的政工干部，更了解一名外行出身的優秀的政工干部，對專業發展所能起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貢獻，就是成為確保專業發展不受錯誤與極端思潮干擾的防火墻。他不顧個人得失，勇敢地擔當這份重任，因此才特別令后人銘記。

中國戲曲學校（院）辦學近七十年，培養出了不少戲曲界的領軍人物。在優秀人才成長過程中敢于為他們創造和提供特殊條件，這是史校長另一方面的擔當。

在文化藝術領域，一流優秀人才的涌現及其作品代表了文藝發展的高度，同時也能有效地引領文藝事業的發展方向。戲曲教育的最終目標是出優秀人才，但優秀人才的成長需要特殊的條件。在中國戲曲學校（院）歷史上，人們最津津樂道和就是史校長有一雙發現優秀人才苗子的慧眼，并且在發現有成績突出的人才苗子時，敢于頂住各種壓力，重點培養，給他們“開小灶”“吃偏食”，助力優秀人才迅速冒尖，成為“科里紅”。雖然這樣的教育理念并不違反人才培養的普遍規律，但是在強調集體主義和平均主義盛行，反對突出個人的年代，這種做法難免引來許多雜音，也未必得到所有師生的認同，因此并不是毫無風險的。但是史校長敢于決策，多年來一直毫不動搖地為優秀人才重點配備教師，安排重點劇目。通過成功的實踐，他倡導并堅持的普遍培養與因材施教相結合的原則，逐漸在學校內和行業內凝聚成為共識，并且成為戲曲教育領域普遍認同的原則。同時史校長從來沒有忽視或放棄尖子之外的學生，他治校數十年，留下了無數相關的動人故事，最感人的是，他能叫出學校所有學生的名字。所以，不僅那些曾經得到特殊關注的優秀學生懷念他，所有學生都經常傳頌有關他的珍貴記憶。

誠然，在紀念史若虛校長100周年誕辰的日子里，只談他的擔當是遠遠不夠的。史若虛校長作為新中國戲曲教育事業最重要的開創者之一，對傳統文化遺產的態度，直接決定了戲曲教育的發展路徑。從民國時期以富連成為代表的科班到中國戲曲學校的演員培養，哪些可以留，哪些應該棄，并不容易判斷和決定。但是從結果看，戲曲比其他的民族藝術樣式都更多保留了傳統，這和那個年代史若虛等戲曲事業的掌舵者正確處理了傳統與時代的關系密切相關。其實所有這一切，都因為新中國曾經有這樣一位有擔當的史校長。

（作者：傅謹，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戲曲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