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母親說要回大院看看。

大院是我家的“祖地”，打外公外婆起就住在那兒，差不多有一個世紀了。20世紀90年代初，大院被作為“棚戶區”改造，夷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一棟棟現在看來依舊是新的“棚戶區”的所謂高樓大廈，建筑質量、房屋結構、各種配套，簡陋而粗劣。據說工程完成不久，負責拆遷和施工的領導就被抓了好幾個。但居民還是搬了進去——外表新穎會蒙蔽許多不知情的人。母親沒搬進去，因為單位給我分配了住房，母親就住在我那兒。

母親總是說起大院，年齡越大說得越多。我們兄弟能理解母親的心情：懷舊。人到了暮年喜歡懷舊，容易懷舊，而且有個奇怪的現象，對過去的事情記憶猶新，提起個頭，就會帶出一連串的往事。我們有時會提起某個鄰居，但名字一時想不起來，百思不得其解之下的化解人必定是母親。打個電話或者面對面討教，母親沒有一次是“卡殼”的，總是很快給出答案，然后附加著關于這個家庭的詳細介紹，甚至一些逸聞傳說也如數家珍。

我總感到納悶，母親怎么對往事記得如此清楚？其實我也算是上了年紀，已經過了花甲，可以被稱作老人了，外出旅游進景點都享受半價了，但我對往事的記憶卻是模糊的，有時幾近空白。所以我覺得母親的記憶力還是超常的，但母親并不以為然，她總是說人如果對一個地方傾注了感情，會刻骨銘心。后來我慢慢理解了母親，有段時間我也特別喜歡懷舊，只要與人交談，特別是同齡人，三句話過渡，便會進入往事的軌道，而且滔滔不絕，以至于太太“忠告”說，別一說起往事就興奮不已，眉飛色舞，勝似開閘的水。別人未必就那么喜歡聽你嘮叨不休，被唾液淹沒的感覺未必那么好。我說我這是熱愛生活，熱愛我流失的光陰，更熱愛我埋藏在心里的情感。

母親何嘗不是呢？她80多歲了，已進入“垂暮”之年，那種對往事追思的心情更顯得急切。她好久沒見到老鄰居了。那些跟她年齡相仿的人，有的駕鶴而去，有的臥床不起，手腳稍微靈活的，也僅限于在小區里走動走動。母親跟他們的聯系方式，是電話。但老人又都是節約型的，誰也不想多花一分電話費。盡管我們告訴母親，盡情地打，別心痛，但母親還是小心謹慎地使用，用最簡單的語言表達最完善的內容。所以，母親說要回大院看看，很值得理解。

2

母親要去看誰呢？

看自家的產業？大院不大，四方形，建筑面積1000多平方米，上下兩層，二十來間房。大院是外公在20世紀30年代買下來的，當時是平房。大院的對面周邊全是工廠，做雜貨生意的外公原本也想開工廠，但考察了一番覺得力不從心。于是決定買下一片住宅，做“房東”，同時繼續雜貨生意。窮苦出身的外公的這個決策無疑是“英明”的，如果當初不是這樣，幾年后的變故，不能說是滅頂之災，起碼是危機四伏。那樣或許也就沒有了后來的我們了。人都說要有前后眼，真就有這種本能的人，可以稱得上智者，外公就是智者。當年他在鄉下跟著同族做小買賣，走南闖北，吃盡了苦頭，但也學到了本事。跟他一起學徒的同伴，干到底還是聽別人使喚，外公卻在幾年后便“單干”了。他經營的雜貨生意風生水起，遠比開工廠要“來得快”。后來我們測算了一番，如果開工廠，需要大量的投資不說，開始幾年一定是“虧損”的，等理論上可以盈利了，最起碼在三五年甚至更長時間。而外公對開工廠是外行，只不過是聽別人說能掙大錢才從鄉下跑來撞大運的。要是真的腦子發熱跟人合伙開了工廠，就算是正常營業，收回成本變盈利的日子也一定是很遙遠，搞不好竹籃打水。而外公的雜貨生意，除了按月進銀子，干好了年底還有紅利。母親記得有一年光分紅就是6000大洋。那個年代6000大洋是什么概念啊！后來外公憑著生意掙下的銀子，在平房的基礎上加蓋了二層，大院成了那條街面上少有的樓房。這局面一直延續到20世紀90年代初。

然而好景不長。表面上風光無限的外公，挺著一個碩大無比的肚子，那可不是所謂的啤酒肚，完全是肥胖造成的。當年黃包車夫看到外公的體重，給錢都不愿意“伺候”。1937年，外公去世，不到50歲。

頂梁柱倒塌了。全家7口人，外婆加6個未成年的孩子，母親為長，13歲。冥冥之中，上蒼有眼，早看到了今日。外公留下的產業——大院，成了全家經濟支撐的命脈。出租房屋，每月的收入有多少？后來母親告訴我們：50塊錢冒一點頭。難以相信，這50塊的收入竟維持了全家的生計，而且母親和她的兄妹都讀了書，兩個高中畢業，四個大學畢業。這是后話。

這一年日本人進入青島。實際日本人早就進了青島，海上距離的優勢，讓日本人輕而易舉地就到了青島。商業、學校、紗廠，進而是特務機關，日本人的侵略蓄謀已久。等局勢嚴重起來時，在青島的日本人逐漸露出猙獰面目，青島市民紛紛外逃，到鄉下去躲避他們認為暫時的危機。外婆擔心6個未成年的孩子，決定去膠州老家。

路上盤查的哨所很多。警察、憲兵，吹胡子瞪眼，怒對每一個行人，發現有拖家帶口、挎著包袱、背著行囊的，一律檢查，而且搜身。

臨行前外婆做了最壞打算，也做了周密安排。她把家里僅有的一點細軟、盤纏，都捆綁在母親的身上，然后穿上一件厚厚的棉襖。母親當時很明白自己面臨的處境，但她出奇地鎮靜，沒表現出絲毫的懼怕。這在她自己看來都感到驚奇，不知何來如此的膽量和勇氣。順利到達膠州，外婆一下子癱倒在地上。高度緊張了一路，終于可以松一口氣了。母親的大膽無畏，給全家的未來帶來了寬慰：日子再難過，總還是有希望。硬通貨在手，底氣總是有的。

母親傳奇的表現，不僅讓外婆感到驕傲和自豪，也更加堅定了對母親的期望：這個家以后要靠大女兒了。

形勢有所穩定，外婆領著兒女迅速返回大院。經濟命脈在這里，不守著心里不踏實。慶幸，青島沒遭受南京、長沙那樣的炮火和殺掠，大院依舊完好無損。等日本人投降，國民黨隨著美國艦艇逃離，大院還在按部就班地收著“租子”。50塊錢不變，變化的是母親成人了，高中沒畢業就當了教師，掙一份工資貼補家里，這種選擇是母親的自豪，也是無奈，更多的是遺憾。為此她不但高中沒學完，還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不過作為一種回報，多年后母親是以離休干部的身份領取退休金，這也算是補償吧。而比母親小幾歲的其他舅姨們，盡管上了大學，有了更體面的職業，但都沒享受離休的待遇。所以，母親晚年說起這件事來，總是滿足大于遺憾。但我想母親只是自我安慰而已，憑著她的聰明和能力，她該有一番大的造就。

1955年，大院被充公，留下了幾間自用房，其他的房屋都收歸當地的房管部門管理。

這時候的外婆家，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外婆早在5年前剛過50歲便告別了人世。接替她充當“家長”的，正是她心目中的“放心人”——母親。那年她25歲，未婚。

大院交出去的時候，母親是什么樣的心情不得而知，母親從沒在我們面前提過，我們也很難猜測出當年的情景。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母親不會太留戀，也不會太傷心。因為新中國成立后5個年頭的發展，和一系列的政治運動，思想教育，對母親這樣一個年輕、渴望進步、要求上進的小知識分子來說，期望投入到革命大洪流的激情，遠遠超過對物質的占有和貪婪。實際早在參加工作期間，她的幾個很要好的同事，就是共產黨的地下外圍組織。母親對她們的情況心知肚明，有時還參加她們組織的活動。所以，政府號召消除“私有制”，母親雖然不是敲鑼打鼓把房產交出去的，但痛快地服從政府安排，這點毫無疑問。

所以，母親回大院不會是去看舊宅。對錢財歷來不是看得太重的母親，絕不會留戀身外之物。再說舊宅也沒有了，只能留在腦海里。母親不至于去還原歷史吧？

3

母親去看什么？

聽母親說，大院的鄰居以前大都比較貧窮，出身也比較復雜。小時候跟母親到鄰居家串門，有種感覺，就是鄰居家住的都比較逼仄，而且家具十分簡陋，有的家里甚至都沒有件像樣的擺設，但鄰居見了都挺親熱。大院里有不成規矩的規矩，或者說叫約定俗成，就是“論資排輩”。新搬來的鄰居就像一家人一樣，要論“大小”。跟外婆一輩的，母親就喊大姨大嬸、大叔大舅，到了我們這輩以此類推，就得喊更高的輩分了。所以，我們兄弟在大院的輩分總是小的，比我們大一兩歲，甚至小好幾歲的，我們要喊叔叔大姨。當然喊不出口是另回事，但輩分擺在那里不能不承認。

母親喊大娘的有六七位。說起來有些痛楚，這些人跟外婆年齡不相上下，但老天賦予的壽限長，一直活得很健康。這讓母親動不動就想起早逝的外婆，常常給我們說，當年你外婆活著時，某某大娘經常來我們家借錢、拉呱。人家現在腿腳好好的，可你外婆，唉！說到這里，母親的眼圈變得紅起來。

記得母親經常到李姥姥家。李姥姥長得很小巧，大概也就一米四左右的個頭，皮膚很白，像南方人，其實不是。印象最深的是她鑲了滿口金牙和銀牙，一說話就露了出來，閃閃發光。李姥姥愛干凈，家里總是窗明幾凈，水泥地面磨過砂，擦得亮晶晶。她本人也十分利落，銀色的頭發梳理得整整齊齊，腦后結一個發髻。除了頭上抹油，她還搽香氣極濃的雪花膏。走近時會聞得鼻子透不過氣來。

李姥姥裹過腳，三寸金蓮，但走路并沒見比別人慢多少。我的幾個姨姥也都是小腳女人，平時來來往往，并沒感覺到有何異常。然而，痛苦總是隨著光陰的流逝而慢慢忘卻，時間會把人磨礪得麻木。那些纏腳的長輩哪個不是飽嘗痛苦，怨恨在心？只是無法言語，無法發泄而已。我想，李姥姥就是這樣一個人。

李姥姥是我們街道的居委會主任，而且是資深的。打我記事起她就是主任，一直到重病臥床不能起身才卸任。算起來長達40年之久。算得上是任期最長的“領導干部”了。

母親跟李姥姥走得很近，有事沒事地便去她家。李姥姥吸煙，母親自打父親早逝后，也借煙消愁。兩個人湊在一起總是邊吸煙邊拉呱，屋里很快煙霧繚繞，嗆得我們孩子只好跑到院子里去玩。

當時的居委會主任權力很大，內查外調，政審考察，都要通過居委會。李姥姥一句話很可能決定一個人的命運，所以許多人都千方百計跟她搞好關系。應該說李姥姥是個好人，她在任那么多年，周圍鄰居還沒聽人罵過她。“文革”爆發時，不少地方的居委會主任被批斗，甚至被打，但李姥姥毫發未損，不但沒被沖擊，居然在絕大多數居委會主任被更換的情況下，依然擔任主任，足見她還是很會做人的。

李姥姥跟母親的關系周圍鄰居都知道，但都無法超越。因為她們的關系是建立在外婆的基礎上，屬于傳承下來的感情。

我一直對李姥姥很恭敬，每次跟母親去她家，看著她悠然自得地跟母親拉呱，或者戴著金絲邊的花鏡看母親帶去的報紙、信件，總會油然而生一種崇拜：如此有涵養又有文化的老人真的很少見。

然而當母親告訴我們，且千囑咐萬叮嚀不要對任何人說那個秘密時，我們驚呆了！

母親說，李姥姥以前是“半掩門”里的人。“半掩門”是指舊社會出賣身體的女人。怎么會這樣呢？我們一萬個不相信。母親說，別人未必知道，但她知道。當年李姥姥“從良”，被李姥爺花錢贖出做了“填房”，是外婆接納住在大院里的。李姥爺家里還有“大房”，不敢帶她回家，只好安排在大院讓外婆給予關照。外婆一點沒“斜眼”看她，將其稱為妹妹，這讓李姥姥十分感激，因而日后對母親格外關照。“文革”時學校抓住母親家里出租房屋一事，非要定母親為房產資本家。到街道了解情況，李姥姥幾句話就擋出去了。她說母親當年是個孩子，孩子怎么能當資本家？李姥姥是有良心的人。正因為善良使然，母親一方面對她很尊重，一方面一直維護她的形象，從未對外人說起她的“老底”，我想李姥姥僅為此也會格外對母親親近。社會是個復雜產物，人與人之間充滿了不確定性。平日里笑嘻嘻禮貌相處，沒有風吹草動不顯人心。“文革”中多少莫名其妙反目為仇的，說到底還是人心叵測。但在李姥姥和母親身上，這些劣根和丑陋，幾乎一點也不沾邊。

成年后我一直想不明白，為什么組織上會讓一個“不清白”的人當居委會主任，而且屬于“不倒翁”型的？這個疑問直到最近才解開。80多歲的大舅告訴我，李姥爺跟李姥姥一生沒有孩子，但跟“大房”有好幾個孩子，其中大兒子是從延安走出來的文藝工作者，新中國成立后回家看望家人，當時的市委領導得知他有個“深受壓迫”的二娘，便特意關照下面給予照顧。“不清白”變成了“苦大仇深”，人的命運真的不好預測。假如當初李姥爺不出手“相助”，再假如李姥爺沒有那個革命的兒子，李姥姥的后半生是何種結果，難以想象。

李姥姥善終，她的離去母親很傷心。畢竟當年惺惺相惜。

母親是來看她嗎？她已經撒手人寰多年了，大院改造時連房子都沒要，孫子們直接把拆遷補貼領走了。這里已經沒有她的蹤影了，新鄰居們甚至都不知道世界上還曾有這么一個居委會主任。母親既是要來看她，也要有個蛛絲馬跡可尋。然而，一切空空。母親總不會來看望傳說中的“靈魂”吧？母親可是唯物主義者，她更相信實實在在的世界。

4

母親要來看他嗎？

他是老住戶，大院里貌似最有錢的人，母親喊他劉大爺，我們自然要喊他劉姥爺。

劉姥爺留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長相，高高的個子，清瘦的身材，滿頭銀發向后梳，最突出的是那個比一般人都大的鼻子。這形象跟當時的國家領導人簡直如出一轍。“文革”前沒人敢公開議論，但“文革”爆發，就有人當面數落了：看你的長相就不是個好人，跟最大的走資派一個模樣，一定是被批倒批臭的對象。

劉姥爺在一家工廠當技術員。新中國成立前他是這家工廠的副廠長。他怎么會當副廠長我們一直納悶，在我們心目中，新中國成立前能當副廠長的人肯定很有錢，吃香喝辣，住小洋房。但劉姥爺家不像有錢的人，首先他租住在大院，而且房子不大，全家7口人一間半住房，加起來不到20平方米，再則他家吃得很節儉，每天就做一個菜，還是晚上劉姥爺下班回家時。中午很少見他家炒菜，沒工作的劉姥姥總是拌咸菜絲打發幾個孩子。還不如樓下住的那個7級工家里的生活好。

但“文革”一開始他就遭了殃。無休止的批斗，戴高帽子，掛鐵牌子，噴氣式低頭，敲打銅鑼游街，哪樣都沒少。更可怕的是，每天回家還要寫交代材料，第二天一上班就必須交到造反派手里。如果不按時上交，等待的便是一陣呵斥和毒打。

“文革”讓一些人變得人格扭曲，畸形成長，很重要的一點，是良知喪盡，人性泯滅。這讓許多人看清了一些人的本來面目，同時也讓一些人從中感悟到善心的可貴。

劉姥爺跟我們家住得很近，隔兩個門。平時母親跟他們客客氣氣，但走得不是太近。一個說起來別別扭扭的原因，就是劉姥爺家人有些“清高”，很少跟鄰居們搭腔，有的甚至連話都不說。母親算是跟他們最密切的人，但總是保持一定的距離。

劉姥爺被批斗，大院里的人都不知道。劉姥爺工作的地方很遠，坐公交車要倒三次，耗時一個多小時。鄰居里沒有在周邊工作的，所以聽不到任何消息。

開始母親也不知道，但有一天母親發現劉姥爺走路總捂著屁股，就順口問了一句劉姥爺。劉姥爺一聽，眼淚嘩地流了下來。母親心很善，也很軟。劉姥爺像孩子一樣哭訴他在廠里受的苦，母親聽了也很難過，直勸他要想得開。母親要離開時，劉姥爺拉住母親說，他大姐求求你，幫我寫寫檢討材料。我實在寫不出來，也寫不好，無法交差。我這屁股就是被打的。劉姥爺告訴母親他每天最早寫到夜里11點，晚的時候要到深夜1點多，清晨5點半就要去趕第一班公交車，實在是受不了。母親不忍看劉姥爺的可憐相，只好答應下來。從此，吃過晚飯母親便去劉姥爺家幫著寫檢討。母親畢竟是老師出身，寫出的質量和速度肯定比劉姥爺要快要好得多。

母親幫著劉姥爺寫了多少檢查無法統計，但我們記得很清楚，那段時間，吃了晚飯母親就去趕“任務”，一去兩三個小時。先是母親打草稿，然后劉姥爺抄寫。有時劉姥爺叨叨不出“罪行”，母親還要幫他“杜撰”，這樣費力又費時，就不是兩三個小時的事了。

我很佩服母親，她哪來的那么多熱情和精力來幫助別人。別忘了，當時她也不好“受”，學校里有人給她寫大字報，揭發她的所謂“家底”，一次性就張貼了50多張，真所謂的鋪天蓋地。但母親并不膽怯，下了課還隨著師生一張張閱讀。當時我正在上學，跟母親在同一個學校。大字報出現時靠窗邊的同學看到了指著我大聲驚呼：是他母親！我聽了低下頭不敢向窗外探望。放學后趕緊跑回家。母親回來時卻像沒事發生一樣，忙著做晚飯。

假的，沒一件是真實的。別怕，他們不敢把我怎樣。母親很坦然。后來我們醒悟到，母親怎么可能不害怕呢？那個沒有任何道理可講的年代，造反派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來，怎么可能放過一個失去丈夫帶著3個未成年人的母親呢？然而母親逃過了災難，沒有受到沖擊。這要感謝母親的智慧和嗅覺。當年母親在一所中學擔任語文教師，那是所很不錯的中學，許多人想調進去，但很難如愿。父親去世后，母親為了照顧我們兄弟，就主動提出要到離家很近的小學工作。當時中學的領導還一再勸母親要考慮好，免得以后后悔。但母親還是下決心離開了。許多人為母親惋惜，包括親戚。但母親對他們說，中學的人際關系復雜，學生也都是大孩子，麻煩事多。還是到相對單純些的小學更好。母親帶著中教工資來到小學，她的工資一下子成了全區小學教師中最高的，令人翹首。換上別人，單這一點“文革”中就少受不了折磨，但母親為人隨和，盡管從中學到小學，卻一點不拿架擺譜，與同事相處得很融洽。“文革”批斗風盛行時，中學稍微資歷老點的教師，無一逃脫被揪斗的厄運，但母親所在小學卻相對風平浪靜。小學生畢竟小，造反的氣勢不像中學生那么瘋狂，再加上平時母親對學生視如己出，嚴厲歸嚴厲，那是一種“恨鐵不成鋼”的關愛。她經常讓學習跟不上，或者聰明卻調皮的學生到家里補課。孩子雖小，但誰對自己好心里都有桿秤。所以許多學生對母親恭敬感激還來不及，哪會造母親的反啊！

母親能逃過“文革”一劫，除了在相對安寧的小學有關，但我總覺得與她的為人處世有相當大的關系。她做事總是先人后己，寧可自己吃點虧，也不委屈別人，甚至為別人承擔責任也在所不辭。包括那個曾貼她50多張大字報的年輕老師，她當年是母親在中學教過的學生，家庭出身資本家。她貼母親大字報是試圖表現自己“革命”，結果事與愿違，并沒引起大家的興趣不說，反而被大家議論紛紛，說她沒有良心。就是這樣一個人，母親還是把她當作自己的學生，不記仇不嫌棄。并在“文革”后為她“開脫”：她還年輕，要進步，可以理解。母親退休后兩個人時不時地還有來往。

作為一名女性、一位母親、一名教師，有這樣寬闊的胸懷，實在難能可貴。

劉姥爺后來平安著陸。造反派從他身上榨不出多少油水，見他檢討越寫越好，還當典型做了“表揚”。這里有個“險情”交代一下，可能年齡大了的原因，也可能抱著僥幸的心理，劉姥爺有一次交檢討時竟稀里糊涂把母親給他打的草稿交上了。造反派一看字跡不對，馬上追問是誰幫寫的？劉姥爺當場嚇暈了，哆哆嗦嗦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多虧造反派沒再繼續追問，否則母親必定被牽連。

劉姥爺“文革”后期辦了退休，整天躲在家里不露面。危難過去了，他又故技重演，“清高”的勁頭又上來了。不光不跟鄰居搭腔，見了母親也不冷不熱，全然沒了當初哀求母親的模樣。母親還是沒在意。她一生見過的人太多了，她教的學生遍布大院周圍十幾條大街，打過交道的家長及其親屬成百上千，各色人物都有。所以，對劉姥爺的表現，母親沒發一句怨言，反而在他去世時還幫著劉姥姥處理后事。

人，不能以自己眼光審視別人。母親總是自己看自己，別人怎么看并不在意。

母親會去看劉姥爺嗎？顯然不會。他在母親人生經歷中只不過留下一道痕跡，但不是刻骨銘心。母親要看的一定是心目中最重要的。

5

母親是在尋找。尋找大院里那些揮之不去的煙塵，那些歷歷在目的鏡頭。

大院曾是母親成長的地方。她是長女，是外公的心頭肉，格外受外公的喜歡。母親曾不止一次告訴過我們，外公在世時，外出談生意，參加商會活動，總是帶上自己。外公那厚厚的大手，拉著母親柔軟的小手，沿著門前那條寬闊的大路，一步步走向遠處，那情景能想象得出是何等的溫馨。然而，這美好的日子很快便戛然而止。外公突然離世，似乎很意外。但成年后母親醒悟到，其實當年外公超肥的身體，已經在釋放不健康的信號，只是沒有這方面的醫學常識而已。外公的早逝，讓母親過早地成熟起來。13歲，她就知道該如何幫著外婆分擔了。小小年紀，她幫著外婆挨家去收房租。有的房客并不友好，而且看到外婆一個人拉扯著幾個幼小的孩子，惡意相對，不但房錢拖欠，還動不動給外婆出個難題。母親毫不畏懼地跟他們相斗。她一個丫頭片子，就敢上門“討債”。不給就一次次反復去，直到把錢追到手。當時大院曾住過駐守在隔壁工廠里的國民黨軍隊的軍官，許多鄰居敬而遠之。但母親照舊上門收房錢，就連腰里掛著手槍的特務，母親也不怕。收費時間一到，就拿著提前寫好的收據找上門。少年時期的鍛煉，讓母親練就了無畏的個性，以至于在父親38歲英年早逝后，她一個人領著我們3個兄弟，經歷了無數坎坎坷坷，直到一個個成人。

磨難有時并非都是不幸，人生中意想不到出現的那些溝壑，往往是錘煉一個人生存能力的契機。母親經歷了太多這樣的溝壑。

母親對“13”這個數字很敏感，她覺得這一生與“13”有緣，卻又有“怨”。13歲那年，外公去世，26歲那年外婆去世，39歲那年父親去世。周期式的厄運，像一把帶刃的尖刀，深深刺痛母親的心。但母親沒有倒下，一次次走過來了，而且愈加堅強。

這一切都發生在大院里，母親一定鏤心刻骨。

大院給母親留下太多的不幸，但也讓母親享受到無盡的歡樂。

母親最喜歡也最盼望的是學校放假的日子。此時大院里總會響起母親和他們兄弟姊妹的笑聲。

母親沒有機會踏進大學門，她身下的大妹妹、我的二姨高中畢業后，母親無奈但又中肯地要求她也放棄上大學，趕快去工作。當時外婆已經離世，母親充當了“家長”的角色。她一個人的工資收入無法養活一大家子人。二姨痛快地答應下來，很快也成了教師。兩個大姐，兩個教師，領著4個上學的弟妹，艱難前行。我很崇敬母親和二姨的犧牲精神，為了弟妹她們完全不考慮自己的前程，義無反顧地放棄了心中的夢想。如果沒有深厚的親情，沒有無私的奉獻精神，這一切無從談起。人的選擇是命運走向的重要一環。向前一步，向后一步，結果大相徑庭。但母親和二姨根本沒考慮這些得失，她們只有一個念頭，把弟妹帶好，把這個家養好。對當年的選擇，二姨的感受不得而知，但母親說過，她一直有學醫的愿望，而且她自我感覺如果學醫，她會是個好醫生。我完全相信母親的自信，憑著她當年能在青島女子中學就讀的優勢，考個醫學院肯定不成問題。二姨也是如此，后來做了校長的她，如果智商不夠，能力欠缺，怎么可能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但她們都放棄了，成了永遠的遺憾。

20世紀50年代，母親和二姨把4個弟妹都送進了大學，這成為當時我們那一帶轟動性的新聞。大舅去了山東大學，二舅去了北京體育學院，小舅去了交通大學，三姨去了清華大學。每到假期，舅姨們就會從各自的城市回到大院，家里洋溢的歡樂氣氛可想而知。母親和二姨看著幸福快樂的弟妹，那種自豪和驕傲的心情可想而知。犧牲換來的美好雖然有些沉重，但骨肉之情會促使人們在所不惜。老祖宗流傳下來的美德，在母親這代人身上打下了鮮明的烙印，令人欽佩，讓人折服。我常捫心自問，如果換上自己，能心甘情愿做出這樣的奉獻嗎？

舅姨們大學畢業都分配在外地，二姨結婚后住了一段時間，也搬出了大院。從此大院成了他們的做客處。但母親一直留守在大院里，等我們兄弟先后成家搬離了大院，母親還住在大院。那3只黏人的貓咪每天跟隨著母親，樓上樓下跑來跑去。

夜晚，母親孤身一人時在想什么？母親沒告訴我們，但我們猜得出，她一定在想那些不平凡的風風雨雨、朝朝暮暮。幾十年的光景，彈指一揮間，兩代人長大了，母親卻老了。她付出的心血，受過的委屈，遭受的磨難，歷經的坎坷，伴隨著年輪一起消失。局外人旁觀者會說一句，真不容易啊！但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親歷者才能品出滋味。

母親后悔過嗎？我想不會。每每有人提起她的“功績”，她都會喜上眉梢，這是發自內心的愉悅。是啊，從她的手下走出了7個大學生（包括恢復高考后考上大學的我們弟兄3個），而且是在那么艱難的背景下，驕傲和滿足已遠遠超越了悔憾。

離開大院時母親已經在這里住了整整58年。半個多世紀，所有幾乎該發生的，都在這里發生了。大院是母親的家，母親的愛，母親的痛，母親的情。

這里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她都熟悉。即便大院被轟鳴的推土機鏟平，豎起了一棟棟高樓，她依然可以從土壤里、空氣里嗅出大院里的味道，分辨出每一個細胞里的成分。

母親要到大院看看，她要看的是人生的經歷，時代的歷程。我們不能阻擋，也無法阻擋。

6

母親走了，安詳地離去，去尋找她的親人，鄰居和她的大院。那年她88歲。她在醫院住了13天，病床是13號，“13”，又不期而來。莫非真的有緣有怨？

母親閉上眼睛那天是母親節，我們沒有流淚。因為母親這一生活得值，連蒼天都做了安排：母親節，讓她母愛的情懷彰顯得淋漓盡致。

作者簡介

王溱，中國作家協會會員，20世紀80年代開始發表作品。已在《中國作家》《北京文學》《青年作家》《山東文學》《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等報刊發表小說、散文、隨筆近400萬字，出版個人作品集10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