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2年1月出版《花腔》以后，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室每一年的年度選題表里都保留著一項：李洱新作。這一留就留了13年。2017年年度選題論證和組織會上，編輯終于有了充足的底氣：李洱新作明年鐵定交稿，新書年內出版。這部曾以《焰火》《風雅頌》等各種暫定名留在選題表里的作品，已經正式命名為《應物兄》。但李洱要求編輯嚴格保密，不能透露一個字，他不愿受到干擾。

《應物兄》在《收獲》雜志首發(fā)后，上海舉辦了第一次公開研討會，評論家王鴻生根本沒想到，自己這個主持人的角色完全是多余的，“作家、評論家30多個人爭著搶話筒發(fā)言，有剛剛讀完的，還有只讀了一半的。” 現場有人感嘆，多年來的文學研討會沒有出現過這種局面，因為觀點不同當場就能吵起來。

算起來，在兩部長篇《花腔》《石榴樹上結櫻桃》之后，足足有13年，李洱幾乎沒有再發(fā)表過作品，連中短篇的寫作都停止了。在文學界，大家都說李洱在憋一個大炮仗，可誰也不知道他要寫什么，要憋到哪一年。

早些時候，王鴻生曾在河南省文聯工作，那時李洱剛從華師大畢業(yè)回到河南，有人將他介紹給王鴻生，說這是個很有才華的人，可以多關注。此后，王鴻生寫了不少關于李洱作品的評論，唯獨兩部長篇《花腔》和《石榴樹上結櫻桃》沒有動筆，《石榴樹上結櫻桃》的德語版本還是當年德國總理默克爾訪華時送給時任國家總理溫家寶的禮物。王鴻生說，我還是不滿足。憑李洱的才華和他的積累，《花腔》也好，《石榴樹上結櫻桃》也好，還沒有到那個位置。

13年間，幾乎每年王鴻生都會和李洱見面。關于新作品，李洱一個字都未曾透露。別人問他，逼他，他忍住。“這人是個話癆，話很多，但就這件事情上他只言片語都不提。”

作品交給《收獲》后，《收獲》約王鴻生寫評論，王鴻生說要先讀一讀，把作品看完。這一讀，讀出了臨近70歲的文學評論家“從未有過的經歷”。

《應物兄》分為上下兩部，每部各兩個章節(jié)，一共四章。最初讀上部時，王鴻生正好帶著一個博士研究生班，美學專業(yè)，有搞服裝設計的，有搞美術的，有搞書法的，有搞文物鑒定的，就是很少有搞文學的。他說，這學期我們就討論《應物兄》，學期結束時候作報告。王鴻生的課每次一個半小時，20多個人做了三場報告發(fā)言，每一次都到了3個小時，一共有9個小時的記錄。“這個會可以說是全國第一個討論《應物兄》的會，但它是不公開的，是我跟同學們之間的交流，我也看到了他們的各種反應。”

接到下部三、四章的時候，已經臨近交稿時間了。王鴻生跟《收獲》主編程永新說，給他的評論預留15000字。寫到一半時候發(fā)現不對了，趕緊給程永新打電話，讓他無論如何要給自己留25000字。程永新犯了難：這不行啊，這樣的話我沒法弄啊。最后，《收獲》拿掉了一部小說，在那一期同時發(fā)出了《應物兄》和王鴻生、程德培的兩篇評論。

十幾天內，為一個作家的一部作品，寫了將近30000字評論，對年近70 的王鴻生而言，在他的職業(yè)生涯這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這部作品讓我看到了很多很多難以言喻的東西，我們這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狀況，知識生產的狀況，學院的狀況，整個社會和大學的關系。以及人類所面臨的生存的、交流的處境，我們內心憂慮的很多東西，在這部作品里面你都能找到共鳴。”

李洱的《應物兄》到底講了什么？簡單來說就是建立儒學院這樣一個殼子，牽連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寺廟，學界，商界，政界，融聚時代萬千氣象。有位評論家說，從任何一頁翻開都能讀下去，就是這樣的一部作品。

“李洱問我，剛看完前兩章我沒敢表態(tài)，我說這也許是一部大作品，我現在還不清楚它的走向，要再等一等。”直到看到第四章開頭，王鴻生很激動，給李洱發(fā)了一個微信：你這一次是真的成了！

王鴻生毫不吝惜對于李洱這部作品的贊譽。他說，中國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有一個叫做“半部杰作”的現象，《應物兄》卻是越到后面精彩，越到后面越好。“普通讀者可以在作品里找到悲歡喜樂，找到自己的迷茫和希望所在。故事性已經不重要了，所有密密麻麻、結結實實的細節(jié)足以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奇觀。”

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臧永清說，《應物兄》是人文社在2018年推出的最重要的文學作品，也是近年來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外面有人跟他訴苦，好作品都讓你們社出了，臧永清笑言：我們不怕多，就是輕度壟斷的話也沒有什么。這本書的后續(xù)營銷還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大。人文社就是要用市場化的方式推動出版中國最好的當代文學作品。

《應物兄》出版以來，評論界大體有兩種比較集中的聲音：這個時代的《儒林外史》，或這個時代的《圍城》。對此，評論家潘凱雄認為不夠客觀，也不夠謹慎。《應物兄》這樣一部群像似的作品，是當下社會的浮雕，只把它附比成其他文學經典進行解讀，一定是有局限性的。“做這樣的評論，是把《應物兄》看小了，看偏了。如果13年僅僅寫出我們時代的《圍城》或《儒林外史》，那就有點蠢了”。

在人文社舉辦的讀者見面會上，李洱拿到話筒的第一句，說的是“我已經隱居20多天了，領導一直囑咐我要低調，低調。” 《應物兄》出版后，他謝絕了所有媒體采訪。李洱說，這個活動是很早以前安排好的，所以我得參加，否則對不起讀者。至于作品，還是讓大家說話吧。

很多媒體都提到《應物兄》寫了13年，寫壞了電腦。李洱并不覺得這對作家來說是一件多么光榮的事情。“只能說我是比較認真的作家，愿意對文字負責任，愿意對作品中的人物和他們的命運負責任，愿意深入他們內心的每個褶皺，感受他們的悲欣。這點我的確做到了。”

李洱和作品中的人物生活了13年，如同父親和姐妹。寫后記時，人文社的編輯看到李洱趴在桌子上哭，他拍拍李洱肩膀，“你趕快把它發(fā)走吧，發(fā)走吧。”后記寫完，李洱沒有再看第二遍，出版后再讀，發(fā)現其中應該用句號的地方用成了冒號。“要知道這部小說的創(chuàng)作經歷，我的感受，去讀后記吧。”李洱說，一千多字的后記，當時他的心理已經無法再承受多寫一個字。

關于對《應物兄》的解讀，李洱期待著在真實、有效的討論中敞開一個學術的、閱讀的、問題的、哲學的空間，能夠再一次發(fā)現自己，發(fā)現自己肩上都有什么東西，哪些東西需要卸下來，哪些東西需要繼續(xù)放肩膀上，或者從左肩移到右肩。“我作為一個寫作者能夠騰出手來對這部小說進行下一步的修改，回報讀者13年的厚愛與等待，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