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改革開放，何來新時期四十年的輝煌歷史？改革開放激活了沉睡了幾十年的歷史，令中國當代史的面貌煥然一新。這是四十年文學創作經驗的一個前提。

我想就文學形式的探索談一點看法。1979年到1982年，文學界的主要精力是清理歷史舊賬，比如傷痕和反思文學等。此后是關于文學形式應不應該探索的爭論，這就是馮驥才、劉心武和李陀三人的《關于“現代派”的通信》 。這次通信的討論不太深入，還糾結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與現代派關系的問題上，但因它對文學探索形成的鼓勵，徐星、劉索拉和張辛欣等初期現代派小說出現了，作家開始與歐美二十世紀現代派小說接軌。

更大范圍的文學形式探索，是1985年、 1986年的尋根文學和先鋒小說，這是中國當代文學在藝術形式上的一次重大轉折。在這幾年前，這一思潮就出現在歷史地平線上，剛開始由王蒙的意識流小說實驗牽引，接著北京的青年作家徐星、劉索拉和張辛欣創作了形式獨特的小說。先鋒作家馬原、洪峰、余華、孫甘露、格非的形式實驗更為激進，他們把卡夫卡、博爾霍斯潛意識心理剖析和客觀敘述的技法拿過來，運用得活靈活現。這是當代文學史上最大一次“世界化”的文學活動。它的功勞和意義，一點不遜于1917年的“文學革命” 。

那么，這場文學形式探索上的“文學革命” ，對敢于創新的作家意味著什么呢？不再是小說“寫什么” ，而是“怎么寫”的問題。大家都知道，只強調小說寫什么，就會把怎么寫的創作創新沖動束縛住了，“怎么寫”才真正是給作家的思想觀念和創作松綁。作家明白，小說有無窮盡的寫法和藝術的可能性，你怎么創新、探險，不管成功不成功，都不會有人干涉，相反，還在作家協會、文學批評家和廣大讀者那里，受到千般熱情的鼓勵。在我看來，這是發生在作家內心深處的一場真正的“形式的革命” 。所以，之后新寫實小說、新歷史主義小說、女性寫作、 “60后”和“70后”作家，都涌現出來了，什么禁忌都不存在了。

回想這場30多年前發生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文學革命” ，真像一場歷史地震，真像是一次“鳳凰涅槃” ，像一次個人思想觀念和文學形式的脫胎換骨。每個與文學創作有接觸的人，都經歷了最為深刻的文學觀念和形式的洗禮。

上面我談了文學創作對形式探索的貢獻，但不要忘了它還有重要的兩翼，一個是文學批評的推動，一個是雜志編輯對文壇新秀獨具慧眼的發現。

這一幕值得永遠記憶： 1979年，剛剛復出的美學家朱光潛先生率先提出人道主義問題，引發了一場熱烈的討論。在此前后，全國第四次文代會召開，接著是李子云的文章《為文藝正名》 ，關于現代派文學的爭論，其后是“論文學的主體性”“向內轉” ，一系列富有激情的新銳思想的爆破，徹底在文學觀念上使文學創作，從階級斗爭轉移到文學是人學這個大盤子上來。與此同時，上海一批新潮批評家對敘述、形式結構的大力倡導，以及他們對先鋒作家作品的細讀，全面普及了新潮小說的知識。不僅在大學的文學課堂上廣為傳播，還由此傳播到全國各個層次的讀者中去。

另外，不能忘記全國各地文學雜志編輯對形式探索的大力支持，沒有他們辛勤的勞動，怎么會在短短的四十年涌現那么多優秀作家，形成當代文學蔚為大觀的壯麗局面？編輯從來就是文學史的一個部分。在此，我舉幾個具體例子，例如《當代》的秦兆陽與路遙的《驚心動魄的一幕》 ， 《小說季刊》的王維玲與路遙的《人生》 ， 《人民文學》的朱偉與莫言的《紅高粱》 ， 《北京文學》的李陀與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 、馬原的《岡底斯的誘惑》 ， 《人民文學》的王蒙與徐星的《無主題變奏》和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 ， 《當代》的章仲鍔與王朔的《空中小姐》 。在地方一級的文學雜志上，還有眾多默默無聞的大量優秀編輯，對這些成名作家初期的提攜幫助。因大量史料文獻還沒有被發掘，可惜很多事實沒辦法知道。

總之，總體歷史環境、作家、批評家和編輯的合力作用，才使文學形式的探索構成了新時期文學四十年里最為重要的文學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