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適逢朱自清先生120周年誕辰，有關部門擬出版新纂《朱自清全集》，因而向學界征集朱自清佚文、佚信。筆者新近發現朱自清佚簡四通，茲全文披露并略加考釋。

致郭紹虞一通

朱自清致郭紹虞信，見郭伯恭詩集《饑餓》。1935年11月，《饑餓》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收新詩22首。書首有郭紹虞《序一》、朱自清《序二（代序）》及作者《付印題記》，書尾有作者《跋》。

朱自清序是其1935年9月寫給郭紹虞的信，姜德明曾在《〈饑餓〉——農村生活的詩集》提到，但未全文披露。茲照錄于下：

紹虞兄：

郭伯恭先生的《饑餓》，細細讀過了。有些詩寫得非常親切，像《紡紗婦》《賣布》等。有些詩寫得很悲壯，卻不流于膚廓，像《路上》《燒》等。《饑餓》的特點似乎更在前者。郭先生自己在《跋》里說得明白：

"我的詩是從真實的生活中體驗出來的，不大草率的寫；雖然我對于鄉村的取材很廣，但那都是我親眼見過的事實，因為我是從小在鄉村里長大的。"

詩應當怎樣寫，我不知道，但我們這破產的農村的光景，是值得詩筆記錄的。小說取材于農村的很多，詩這方面，似乎還只有臧克家先生和郭先生。

這種詩顯然不能用歐化文；語言恰到好處可不容易。

郭先生說：

"關于詩的條件，我以為應當注意的，就是文字的平民化，詞句的經濟化，音節的天然化。"

他的確照這里所說的做去；除了第三項有時還不能做到以外，別的都做到了。——用俗字俗語寫農村生活的詩，最早的還有一位蜂子先生（筆名）；見于民十七的《大公報》，題作“民間寫真”，用的卻是詩的形式。不過那些詩很少，又都簡單，歌謠味兒比詩多。

《路上》等詩，魄力大，想像也不缺少，但總嫌露些。《希望》《小河》像別人處太多，不妨刪去。集中似乎只有兩首抒情詩，《我是一只小羊》《江上黃昏》；前一首圓熟些。

這封信請讓郭先生看看，妄評，勿罪！

弟朱自清 二十四年九月

朱自清與郭紹虞交往頗深。朱在北大哲學系就讀時，郭曾旁聽。兩人同為新潮社、文學研究會成員，參與組織中國新詩社，合編新詩集《雪朝》。

1924年8月，朱到清華大學任教。1927年7月，郭任燕京大學國文系教授。同在北京，彼此見面機會多了起來。

1934年春，郭紹虞因燕京大學休假，前往河南大學任教。據郭紹虞回憶：“二十三年春，我以學校休假之暇，在河南大學住過半載。當時，郭伯恭先生亦在開封，以其所著見示。其中一種，即是他的新詩集的稿本。”

郭伯恭（1905—1952），名習敬，河南人。1926年中學畢業后曾在家鄉多所學校任教，授課之余從事文學創作。1932年秋，他棄教返鄉，任嚴北鄉鄉長。1933年春，郭伯恭來到開封，寓居友人姚雪垠處。

除詩集《奔流》《激湍》《饑餓》，郭伯恭還著有《歌詠自然之兩大詩豪》《魏晉詩歌概論》等。郭紹虞在河南大學任教期間，郭伯恭在此旁聽學習，他將自己的創作稿本拿給郭紹虞看，郭紹虞將其詩稿推薦給了朱自清。

郭伯恭看過朱自清信后，在《付印題記》中寫道：“朱佩弦先生在讀后特意為它寫了一篇代序，更是它一種意外的光榮。朱先生所推許的，我不敢當；朱先生所指示的，我已遵辦。所以集中已沒有《希望》和《小河》，為補其缺陷，我又另選舊作《問誰》和《生之路》這兩首小詩”，希望“讀者讀了這兩首小詩，然后再去讀集中的《路上》，至少可以容易窺見我所走的人生的路，是怎樣地坎坷，怎樣地吃力了”。

致王平陵一通

1940年7月9日，貴陽版《中央日報》開辟副刊《文藝周刊》，由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編，實際負責人為王平陵。

1941年11月13日，《文藝周刊》第四十七期始設“作家書簡”欄，“編者案”云：“書簡是應用文的一種，作家的書簡，雖屬信筆直書，然別有風味。在各學校特別重視應用文的此刻，本刊遇有較好的書簡，當隨時介紹給讀者。”這一期，同時刊登了朱自清和蘇雪林書簡各一通，收信人均代之以“××”，落款僅署寫信人姓名，無年月日。

朱自清信如下：××：

在聯大時，接到你的信，當時很高興，但因為想不出題目，不能交卷，便一直延擱沒有復你。這些年教書的關系，留意的范圍，狹窄得很：所以老找不著題目寫近乎文藝的東西。去年過重慶，當時就決定寫一些重慶印象給你補白。后來到成都，一忙就擱下。今年夏末秋初，重慶又經過大轟炸，使我覺得我的印象寫出來也許太不符合，就索性不寫了。近來檢舊信，重讀你的那封信，便決定還是將那些印象寫出來給你看，但是寫出來很短，只好補寫罷了，對不起得很！你的地址，是向李季谷兄打聽來的。祝好

朱自清

信中，朱自清告知對方其地址是向李季谷打聽來的。

查朱自清日記，1941年3月13日，“李季谷先生下午來訪，我們暢談。他被任命為四川大學西方世界史教授與歷史系主任，但仍負責讀書俱樂部的《通訊》。他答應寄我一整套雜志，邀我向它投稿”。3月14日，“寫成文章《重慶一瞥》”。3月15日，“寫信給王平陵，附去給圣陶的《重慶一瞥》”。據此可斷定，此信是朱自清寫給王平陵的，寫作時間為1941年3月15日。

朱自清隨信所寄 《重慶一瞥》，是僅500來字的短文，后發表于重慶《抗戰文藝》1941年11月10日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署名佩弦。

致游國恩二通

朱自清致游國恩信，來源于游國恩《悼念朱自清先生》文。此文作于1948年8月23日，同年9月1日刊于北平《正論》新9號“文藝”欄，文中抄有朱自清信兩通。

第一通信是朱自清在成都寫的：

澤承先生：

囑鈔《三秦記》，已鈔如右，乞察。此間友人頗有欲讀尊詩者，便中如承鈔寄一二十首最為感盼。《村居雜詩》亦盼將《中央日報》刻稿惠寄。以前蒙錄示各首除“粲”字韻二首外，俱未帶來，鈔時不妨重復也。潘伯鷹君在渝印《飲河》副刊專載舊詩及詩論文（多白話作）。過渝時曾示以滌非詩，潘君選錄五首，頗為讀書所重。在此查病訪友，已了一月，本意在休養，亦不以無工作為悔也。胃病或謂十二指腸潰瘍，或謂遷性胃炎，大概不太嚴重。知注并聞。弟回昆約在九月二十日左右，匆上即頌著祉

弟朱自清頓首 二十一日

“澤承”是游國恩的字，亦作澤丞。《悼念朱自清先生》中，游國恩稱“這是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寄給我的信”。查朱自清日記，1944年8月22日記載：“星期二晴 莘田 士選 澤承。”可見此信寫于8月21日，22日寄出。

1944年暑假，游國恩與羅常培、鄭天挺等人受聘為云南省大理縣修縣志，因某問題要查書，遂托即將赴成都的朱自清把《二酉堂叢書》所輯《三秦記》某部分抄寄給他。游國恩到大理不久，突患盲腸炎，一月后才回昆明，而朱自清已將“要查的東西鈔寄來了，并且細心校對，加以按語，底尾還附了下面一段話”。所附“一段話”，即朱自清寫給游國恩的這封信。

朱自清告知游國恩，成都不少友人欲讀他的舊體詩，請他抄寄一二十首。朱自清對游國恩的舊體詩很是激賞，而游國恩“偶有所作，必要抄給他看”。朱自清希望游國恩將他刊發在《中央日報》上的《村居雜詩》寄給他，并說潘伯鷹在重慶主辦《飲河》副刊，專載舊體詩及詩論文。游國恩《村居雜詩》（共五首）原載昆明版《中央日報·文林》1944年6月12日第五期，后由浦江清寄潘伯鷹，發表于《時事新報·飲河集》1944年10月3日第七期。

朱自清還告知游國恩：“在此查病訪友，已了一月，本意在休養，亦不以無工作為悔也。胃病或謂十二指腸潰瘍，或謂遷性胃炎，大概不太嚴重。”朱自清此次回成都主要是看病、休養，其間仍不忘替友人查抄資料，推薦詩歌，這份情誼令游國恩倍加感動：“為了文字，他這樣的為朋友揄揚，我不僅是感激他，我真佩服他這種‘見善如不及’的態度。”

原計劃于9月20日左右回昆明，結果直到10月1日朱自清才到達春城。

第二通是朱自清1947年4月19日寫于北平，托人轉交給游國恩的：

澤承先生左右：

久未晤，為念。前得潘伯鷹君一書，囑向先生索詩，原函附奉。乞逕洽，為荷！《京滬周刊》一冊并附上，并乞轉寄滌非。五月節日多，文債累積，太苦太苦！明日偕學生及眷屬游山，真所謂偷閑學少年也。匆此，即頌

文祺

弟自清頓首 三十六，四，十九

1946年5月，西南聯大解散，朱自清回清華，游國恩回北大。

清華、北大雖一墻之隔，但兩人僅見過幾次，因此朱自清說“久未晤”。朱自清告訴游國恩，潘伯鷹擬向游國恩索詩，并附上潘伯鷹原信及《京滬周刊》一冊，希望他轉寄給蕭滌非。1947年2月9日，潘伯鷹主編的《飲河》詩刊由重慶移至上海，在《京滬周刊》上增列“詩葉”，故寫信向舊友邀稿。同年6月8日，《京滬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二期“飲河集”欄同時刊登蕭滌非《呈佩弦先生》、朱自清《滌非惠詩次韻慰之》和游國恩《題楊可澄山水畫冊》，均由潘伯鷹手書。此后，他們的詩作多次見載于《京滬周刊》。

朱自清在信中說：“五月節日多，文債累積，太苦太苦！”據朱自清日記，四五月間，他一直忙碌不停，寫文章，參加各類活動，體重僅有47.3公斤。無怪乎游國恩感嘆：“他的生活也真夠苦的”，“他患胃病20年，在昆明七八年已經夠苦了，回北平仍然是苦，而經常要上課，開會，講演，寫文章，接見學生，終日不得休息，怎么不會累壞了他呢？他生平為人方正嚴肅，言笑不茍，負責任，重然諾，是一個極有學養的人”。

此后，游國恩曾在學校、聚會上見過朱自清幾次，不久聽到他病重的消息，心中滿是擔憂。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病逝。游國恩參加朱自清出殯及火化儀式，寫了挽詩《哭佩弦先生》：

十年漂泊得生還，塵浣征衫鬢欲斑。

反胃陳王妨飲食，解頤匡鼎動愚頑。

文章新變空余子，憂患平生塞兩間。

太息唐樓成故事，與君斟酌陸渾山。

在《悼念朱自清先生》文中，游國恩滿懷深情地寫道：“朱先生啊！我們的友誼以詩始，也應該以詩終。現在我寫了一首詩來哭你，掛在你的靈前，不知道還能博得你的謬賞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