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歡迎你，哈雷彗星》到《播火錄》

記者：能談談您從事科普電視事業(yè)的緣起和歷程嗎？

趙致真：我的科普電視片處女作是《歡迎你，哈雷彗星》。1985年，我從長江航運管理局創(chuàng)作室調到武漢電視臺任副臺長兼專題部主任。適逢哈雷彗星1986年回歸的前夕，全世界的媒體爭相報道。美國科學促進會還醞釀了一個“2061工程”——在哈雷彗星下次回歸前大幅提高美國國民素質。但我們國內反響相對淡漠。我決定做個電視片試試看。那時的武漢電視臺只有100多人，設備簡陋，素材來源更極為有限。我們靠最原始的辦法，制作了一部15分鐘的電視片，取名《歡迎你，哈雷彗星》，前一天剛送到中央電視臺，第二天便在晚上黃金時段播出了。后來獲得了全國專題節(jié)目一等獎、優(yōu)秀解說詞獎。我深深震撼于電視的神奇功能和強大影響力。這次初試牛刀，成為我決心辦好科普電視的起點。

接著我拍攝了《我們應該長多高》《當我們站起來之后》《怪坡揭秘》。1994年，我們拍攝了《當彗星撞擊木星的時候》，除了及時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南京紫金山天文臺還作為主要宣傳片對公眾放映。在英國拉夫伯勒舉行的國際科學與傳媒大會上，這部片子獲得了優(yōu)秀節(jié)目獎，成為我們走向世界的開端。

此后,比較重要的作品有《追尋永樂大鐘》，在巴黎國際科技電視節(jié)上，和BBC等世界大臺選送的節(jié)目同臺競技并獲得大獎，接著送到里斯本電視節(jié)、布達佩斯電視節(jié)，又接連獲獎。我清醒地認識到，不是我們的制作技巧特別高明，而是中國古代科技的偉大成就,令國際同行深深驚訝和嘆服。武漢市政府以為我對做鐘很有研究，就把全市迎接新千年的重點工程交給我們——在武漢黃鶴樓上鑄造一口21噸重的“千年吉祥鐘”。其中的故事起伏跌宕，險象環(huán)生。

還有個小插曲，我們先后聘請五位專家寫“鐘銘”，可惜都不合用，最后臨到澆鑄，我只能自己操刀，并登在《武漢晚報》上公示。為避免有掠美之嫌，隨后出版的《武漢千年吉祥鐘》一書的附錄中收進了全部五位老師撰寫的“鐘銘”原文。

2000年，我們攝制了另一部片子《守護敦煌》，獲得多個國內獎項和巴黎電視節(jié)主席特別獎。我離開電視臺長位置之前做的最后一部片子是《我們的宇宙》（3集），播出后曾受到多位天文學家的贊揚。幾家出版社商量出版光碟和書籍，但由于我對其中太多的數據沒有進一步核實，不敢貿然付梓，又抽不出時間仔細考訂，一直拖到今天。

記者：您認為您最成功的三部科普作品是哪三部？能談一談《播火錄》的攝制和出版情況嗎？

趙致真：我最為嘔心瀝血、敝帚自珍的作品，要首推《科技與奧運》。2008年北京奧運會申辦成功后我便下定決心，在中華民族百年夢圓的歷史時刻，“科技之光”不能缺席。完成這部片子所經歷的曲折艱辛難以盡述。我和“科技之光”的幾個骨干在絕望中一度準備賣房子籌措資金，其實那個時候房子并不值錢。最后找到交通銀行贊助了200萬元。真正的“貴人”是央視體育頻道主任江和平，他在明知主要領導態(tài)度的情況下勇于擔當，為我們創(chuàng)造了最優(yōu)厚的創(chuàng)作和播出條件。《科技與奧運》是典型的“硬科普”，涉及各種力學原理，其中許多看似簡單的問題迄無結論。我鉆研了海量中外書刊和文獻，并請北京大學工學院武際可教授擔任顧問。當時棲身的居民樓天天有人裝修房屋，如同坐在“響鼓重槌”中，以致我多次跑到地庫的轎車里寫作。這部35集系列片得到科學界高度認可，文字稿成為高教出版社《大眾力學叢書》的第一本。我還被評上了北京奧運會先進科技工作者。《科技與奧運》沒有做成“應景”的“易碎品”，體育運動中的力學原理不會過時，這部作品也因此獲得持久的生命力。

2010年上海世博會是又一件舉國盛事，而百年世博恰好是近代科技史的一個現成框架。撰寫20集《世博會的科學傳奇》，最大的勞動量仍然是閱讀。我在后記中寫道：“恍然回到青年時代舍生忘死的高考階段，但這次要考20多門功課”，“我們在家里兩面墻上掛了一張3米長，1.5米寬的塑料布，制成一個巨大的表格，橫欄列出歷屆主要世博會，豎欄列出蒸汽機、航海、火車、汽車、電氣等不同選題，上面逐漸貼滿了繁星般的幾千個小紙條，記載著不同世博會的不同事件”。為查證落實人物事件的來源出處，我們向全世界相關機構發(fā)了上百封電子郵件。每天夜里11點出門，開車到長安街溜一圈，回來后繼續(xù)工作到凌晨2點。直到上海世博會開幕，還有7集內容沒有搶出來，只好把準備好的資料忍痛放棄。這部系列片在央視國際頻道播出，同時參加了上海世博園展映。

我最在意的作品還有《歡樂與智慧同行——2012龍年科技春節(jié)晚會》。創(chuàng)作一部“科技春晚”是我多年的心愿，這是一場兩個半小時的晚會，我撰寫了全場的串詞、相聲、小品、歌詞，多次開車到工廠安排道具制作。節(jié)目攝錄時和同伴熬夜到通宵。在當年全國上百場春晚中，這是花錢最少、明星最少、演播廳最小的春晚，但卻是中國第一臺“科技春晚”，也是后來各種“科技秀”的先聲。在中國廣電學會舉辦的全國“春晚”評比中，《歡樂與智慧同行——2012龍年科技春節(jié)晚會》獲得最佳節(jié)目獎、最佳創(chuàng)意獎、最佳導演獎。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老局長劉習良曾經在電話中勉勵我，要把“科技春晚”做成一個品牌。可惜看到這個節(jié)目的人太少了，節(jié)目是臘月二十八中午1點在北京電視臺播出的。還有一段小故事，“科技春晚”本來說好了與湖北電視臺聯合攝制，原定在湖北衛(wèi)視大年初二黃金時段播出。豈料湖北臺臺長突然被調走了，新來的臺長臨時執(zhí)意把我們的節(jié)目播出時間改為晚11點半到凌晨2點，成了真正的“衣錦夜行”。而眾多熱愛科學的觀眾根據節(jié)目預報準點收看“科技春晚”時，發(fā)現換成了湖北臺的“春晚集萃”，其中竟然有和尚唱經的節(jié)目。一時輿論嘩然，紛紛指責“傳教頂替科學”。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在簡報中嚴肅批評了湖北電視臺的失當。

《播火錄》是我制作科普電視片以來，規(guī)模最大、覆蓋最廣的一部系列片。起源于20年前的老朋友鐘制憲看了《世博會的科學傳奇》覺得“不過癮”，她俠肝義膽籌措資金，希望再拍攝一部“姐妹篇”。如果說世博會上登場的主要是發(fā)明家、企業(yè)家、工程師，這次要把目光轉向主流科學家。我在后記中寫道：“熟讀二十四史，就像對人生博弈的各種‘棋譜’‘殘局’了然于心，能從中學習經驗，避免錯誤，增加選項。讀史的確使人睿智。然而，我們民族的歷史也有欠缺。翻遍卷帙浩繁的黃卷，鮮有近代科學實踐的內容。可見我們向歷史學習，還需要打開另一扇門戶——世界近代科學史。我們無論怎樣翻箱倒柜，也無法從經史子集中找到等價物和替代品的。”我把幾十年“積攢”的有趣故事匯攏到一起，打破國界和時代界限，按照人文價值歸類。但并非“主題先行”，通過廣泛閱讀和深入思考，最后寫出的篇目已經完全不同于當初設計的框架。我們的團隊走遍了世界各地，獲取大量生動的第一手資料。2016年完成的《播火錄》第一季14集，在北京電視臺和互聯網上播出后得到好評。目前正在攝制第二季。“對選材從苛從嚴，寧遺毋濫；對史實追本窮源，匡謬歸真；對歧異慎思明辨，擇善而從。”這是我們創(chuàng)作《播火錄》的基本守則。

作為電視臺的“一把手”，我的這些科普電視片，都是在完成全臺宣傳、經營、管理工作，并在撰寫許多時政、文教題材電視片之外擠出時間完成的。

科普電視片的立體化傳播

記者：能談一談科普圖書與科普電視片的衍生關系嗎？

趙致真：我的電視片都是先有文字稿，再嚴格按照本子拍攝的。我一向反對把電視的腳本說成“解說詞”，球賽和旅游節(jié)目才用得上“解說詞”。我寫的“電視文學稿”都是直接拿來出書的。《科技與奧運》對應的圖書是《奧運中的科技之光》，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被新聞出版總署列入“全國青少年百種優(yōu)秀讀物推薦書目”。《世博會的科學傳奇》衍生的圖書是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造物記》，被評為全國優(yōu)秀科普圖書一等獎。《播火錄》的情況有所不同，電視片拍攝之初，就明確定位以出書為主，電視臺播出為輔。

我對書的情感是自幼養(yǎng)成的。這些年雖然在做電視，仍感受到書的生命力更持久，影響力更長效，文化品位更高檔。在喧鬧一時的屏幕上，只有經過淘洗，達到一定層次的影視作品才值得出書。這也是電視片“修成正果”的很好歸宿。特別現在能夠通過掃二維碼在紙媒上看視頻，書就更加功能齊全了。拿我們拍攝的小實驗《神奇科學》來說，從來沒有在任何電視臺播出過，迄今為止，重版不下7次，發(fā)行量達幾十萬冊。

記者：除了科普圖書，您還創(chuàng)作了一些科普散文，能談一談這些作品嗎？

趙致真：我的幾乎所有科普電視片腳本，都作為“科學散文”在報紙雜志發(fā)表過。真正有點影響的科學散文是《我們的靈與肉》，有20000字，漫談人類精神和軀體的關系，以及心理衛(wèi)生的體悟。這是2003年我被香港科技大學聘為“包玉剛杰出藝術家”后，為了給學生們演講準備的稿子。當時香港由于“非典”流行，各種公共集會停止，演講未能如期進行。講稿發(fā)表在《十月》雜志上，獲多家媒體轉載，并收進2004年的《中國最佳隨筆》。另一篇《怎一個“老”字了得》，有23000多字，討論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問題，是我應《當代健康報》邀請到濟南做的報告，眾多媒體不斷轉載。這些演講都是急就章，因為其中有些數據和表達還需要進一步核對，所以我也沒敢付梓出版。

“我發(fā)表的科普評論都是在為科普電視爭生存”

記者：您有一些科普評論文章，這集中反映了您對科普電視片的一些思考，能具體談談嗎？

趙致真：首先我不是因為寫作和編導電視片而成為“科普人”的，我最早是以推動科技在熒屏上傳播而進入“科普圈”的。1987年我在《光明日報》發(fā)表文章《熒屏，莫讓科學嘆息》，引起時任廣電部長艾知生的關注和批示，并收進次年《廣播電視年鑒》。我發(fā)表的科普電視評論，大都是為一些重要會議準備的發(fā)言，譬如1996年全國第一次科普工作會議上的《電視應擔負起普及科學的道義責任》，在《人民日報》全文發(fā)表；1999年全國第二次科普工作會議的發(fā)言《深情奉獻，科技之光》，刊登在《人民日報》千禧版上。其他諸如《中國電視和中國科普》《開辦電視科技頻道是中國科普的當務之急》《對中國科普現狀的憂思和建言》等，都是在不同的國際、國內論壇上的講演稿。《三網融合與中國科普電視的新生》，則是為國家“863”計劃寫的報告。這些文章的主題非常單純，全都是為科普電視爭生存、爭地位、爭權利、爭名分，后來集中到呼吁開辦電視科技頻道。這次2018年科普作協年會上的發(fā)言《中國科普電視的歷史經驗和起死回生》，就是我在新時代的又一次建言。我多次說過，我的人生很失敗，自己一輩子的追求和主張未能實現，但也能坦然面對，失敗不過是沒有成功而已。

文科出身的“科普人”

記者：您是文科出身的，為什么會對科學情有獨鐘，并具有比較好的科學功底？

趙致真：我從初中到高中，一直很喜歡數理化，成績也在全年級名列前茅。1962年高考前很想報考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物理系，我的一個長輩親戚還在那里擔任總支書記。她委婉地告訴我打消這個念頭，因為我父母1957年被雙雙劃為右派，那時雖然摘帽了，仍然怕政審過不了關。后來我讀了武漢大學中文系，但始終關注科學發(fā)展，幾乎購買了那個年代能買到的所有科普書籍。“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分配到山西煤礦中學，教過“工業(yè)基礎知識”，為學生設計制作科學教具，在煤礦機修廠參加車工、鉗工、鍛工、鑄造勞動，為礦工安裝修理半導體收音機，沖洗放大照片。這些經歷對我后來從事科普種下了很深的因果。“文化大革命”結束后調回武漢，我?guī)缀跤嗛喠怂袊烂C的科普期刊。1999年，我已經擔任武漢電視臺臺長，受命負責在黃鶴樓上鑄造21噸的“千年吉祥鐘”，從選擇廠家到設計方案和鑄造工藝都要拿主意。我調侃說，這一年等于讀了半個鑄造專業(yè)。

我在《科技與奧運》再版前言中寫道：“我一向對‘文科出身’和‘理科出身’心存疑慮。二十來歲年紀，讀了四五年大學（在我的時代，不少人進校便遇到‘文化大革命’），怎能從此貼上一成不變的‘出身’標簽？人的學習是終身的，知識構建和事業(yè)重心也可以不斷改變。”

如若真要分“文科人士”和“理科人士”，早在高中就基本定型了，如同全能干細胞已經分化為多能或專能干細胞。大學文科、理科不過讓他們類聚群分，各適其適而已。

記者：請談談您早期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的歷程，以及對您后來從事科普創(chuàng)作的一些影響。

趙致真：在山西煤礦期間我便為當年的“文藝調演”寫劇本，主編《礦工文藝》。1978年我在《長江文藝》發(fā)表第一篇正規(guī)的小說《在中秋節(jié)的圓月下》。此后寫過電影劇本《難忘的歲月》，得到馬烽、李準等名家推薦和崔巍、馬德波等電影界前輩肯定，回到武漢后寫了電影劇本《水上年華》，發(fā)表在《藝叢》雜志上，因為各種原因最后都沒有投入拍攝。1982年在《青春》雜志發(fā)表的小說《調動之后》被《小說月報》和《新華文摘》轉載，英語版《中國文學》譯介到海外。先后在《人民文學》《廣州文藝》《奔流》《四川文藝》《芳草》《青年作家》等期刊發(fā)表小說和報告文學，1984年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小說集《小巷的琴聲》，次年出版報告文學集《黃鶴百年歸》。按照正常生活軌跡，我應該在文藝界待下去了。當年武漢市打算調我擔任市作協領導職務，考慮到父親正擔任市作協主席以及文藝界復雜的恩怨，便毅然抽身文藝界來到了電視臺。

文藝創(chuàng)作經歷對我科普寫作的最大影響，是電視文字稿要按文學標準來寫。無論謀篇布局和遣詞造句，都力求“郁郁乎文哉”。記得我在科普作協的會上說過，“科普作家比起其他作家，不應該是少了些文采，而應該是多了些知識”。我自己的科普電視片文稿《追尋永樂大鐘》《守護敦煌》《五環(huán)旗下的馬蹄聲》，都曾在《十月》雜志上發(fā)表，有些作品被《新華文摘》選用，收入中國作協每年度的《中國散文精選》。2014年1月我曾在《人民日報》發(fā)表文章《科學與文學相遇的地方》，呼吁科學家和文學家互相走近。

科學訴諸理性，文學訴諸情感。我寫科普作品，仍然是把愛憎、價值和激情作為靈魂的。

我從來不寫關于創(chuàng)作經驗的文章，也不看這類文章。創(chuàng)作是很個人的事，要在實踐中自己逐漸感悟。沒有什么秘訣可以直接傳授。

記者：您認為科學知識和人文素養(yǎng)在科普創(chuàng)作中哪個更重要？

趙致真：沒有基本的科學知識，根本談不上科普創(chuàng)作，連一般的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也不應違背科學常識。我在《大眾力學叢書》十周年座談會上有一段發(fā)言說，我初到電視臺，“常常感受到周圍‘文科思維’的誤區(qū)，譬如中央電視臺的開播片頭，兩個電子在不同軌道繞核轉動，突然相向碰撞而發(fā)出閃光，只考慮視覺效果，完全不顧科學原理。直到現在，央視新聞開場的地球都不按照23.44o的傾斜角自轉，這本應是普及四季形成知識的好機會。再譬如當年我們臺的少年合唱團演出著名兒歌《種太陽》，‘一顆種到南極，一顆種到北冰洋’，為孩子灌輸錯誤的概念。我后來開辦《科技之光》節(jié)目，招聘的近40個記者是清一色的理工科大學生。”

但“理工科背景”也有局限。首先現代科學分支越來越細，知識更新越來越快，科學界內部也同樣隔行如隔山。何況還有學說門派的歧見。而專業(yè)知識艱深到一定程度，就超出了科普的“光譜”范圍。

我認為有兩種能成功實現科普的模式：一種是雙腳站在科學家隊伍中，憑借權威的專業(yè)知識，向公眾生動通俗地講解自己本職的工作；另一種是雙腳站在公眾的行列中，憑著對科學的基本功底和學習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弄懂各種相關知識再講述給公眾。美國科學大師約翰·惠勒說：“要想了解一個新領域，就寫一本關于那個領域的書。”可見科普寫作不一定是把肚里現成的學問倒出來，也完全可以“臨陣磨槍”和“現買現賣”。

和世界優(yōu)秀科普作家相比，我們的主要差距不是知識錯誤和硬傷過多，而是缺乏機智幽默的情趣、寬廣遼闊的視野和博大深厚的人文情懷。

“我想用時間換作品”

記者：你曾經在國內外獲得不少榮譽，你如何看待科普工作的成就？

趙致真：我的作品和我本人都獲得了一些國內外獎項，這無疑是件愉快的事，獲獎是一個重要尺度，是社會對你勞動成果的一種肯定形式，但也不能過分在意和當真。譬如我獲得1999年意大利普利莫·羅菲斯國際科普獎，難道中國送別的候選人去參評，就一定評不上嗎？我覺得當年比我有資格的人很多，見到有好心的報道說這個獎是科普界的“諾貝爾獎”，我就會臉紅。我還當過200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卡林加獎的中國候選人，但卻落了榜，這和國際的政治氣候、評委的個人傾向、候選者的數量都密切相關。我當過巴黎國際科技電視節(jié)、蒙特利爾國際科技電視節(jié)、歐里亞克電視節(jié)、里約熱內盧電影電視節(jié)的評委，深深知道評獎中的偶然性和隨機性。對這些獎當然要爭取，也要尊重，但如果認為都是神圣的金標準和金桂冠，則未免“撿根棒槌當了針”。我的《播火錄》中用4集寫《另眼看諾獎》，可以算是我對這類問題集中的觀察和思考。

記者：您是老驥伏櫪，退而不休，能介紹一下你當前的工作情況和今后打算嗎？

趙致真：我現在一起床就坐在電腦前，每天至少工作12個小時。寫作的主要資料素材貯存在許多大容量硬盤中，一百年間的《科學美國人》《倫敦新聞畫報》《大英百科全書》《美國大眾機械》等，電子版有好幾個TB，勝過了我滿屋子的書籍。和《科技之光》的伙伴們通過各種云盤傳遞視頻素材，學習操作常用的軟件插件，也算“亂打三年成教師”了。今天做學問真是幸福。我還暗自慶幸當年在高中學的是英語而不是普遍開設的俄語，使我不但在電視臺翻譯過兩部系列電視片，還大大有助于今天在網上暢意遨游。

回憶15年前我寫《怎一個“老”字了得》時，還是以局外人和旁觀者的身份侃侃而談，今天真輪到自己“進入角色”了。我在《播火錄》后記中說，“我已經過了古稀之年。早該走生命的下坡路了，卻還在堅持年年爬坡。人們用錢買黃金為了保值，我想用時間換作品，也是生命的保值。”我在北京出版社70周年社慶時發(fā)言說，“每完成一部文稿，便會減少一分對離開這個世界的恐懼和遺憾。”我當然有自知之明，自己寫下的這些文字有多大價值？我到過多個世界級的大圖書館，那書籍海洋里的每一滴水，都是我所不認識的人、在不知什么時間地點撒下的心血。我的這點涓滴之勞也將匯入其中，想到這里，心中便會充滿溫暖的情感。

眼下先把《播火錄》后14集寫完拍好，把幾本齊頭并進的書完成，再和伙伴一起爭取把醞釀多年的幾個電視片做出來，還要留點時間和清醒寫寫回憶錄，經歷過如此動蕩多變的歲月，一個老人就是一個時代的縮影。

“時易逝，心徒壯，歲將零。”我希望能實現最后的人生目標。

采訪者簡介

姚利芬：中國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科普創(chuàng)作》執(zhí)行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