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秀娟，山東安丘人。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文學碩士。現任中國作家網總編輯。主要從事兒童文學研究，評論文章發表于《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中華讀書報》《文學報》《兒童文學》《青年作家》等報刊。

文學使人健壯年輕

1979年初，作家徐懷中忽然接到命令，要到云南前線作戰地采訪。當時他大病初愈，剛剛出院，身體很虛弱，趕著叫人做了一包中藥丸，提著就上了飛機。走在舷梯上的時候，聽見時任《人民文學》主編的李季向他大喊：你的第一篇作品一定要給我！徐懷中應道：好，保證完成任務！這篇作品，就是后來發表于《人民文學》1980年1月號的《西線軼事》。這是改革開放之后，徐懷中在《人民文學》發表的第一篇作品。也正是這篇作品，開啟了中國軍事文學的新篇章。

也是在這一年，《人民文學》刊發了王蒙的《春之聲》、蔣子龍的《喬廠長后傳》、劉心武的《蜜供》；而在此之前，《人民文學》已經刊發了蔣子龍的《機電局長的一天》《喬廠長上任記》、劉心武的《班主任》《我愛每一片綠葉》等一大批新時期文學里程碑式的作品……那個時候的他們或許并沒有意識到，自己和《人民文學》一起，正在開啟一個新的時期，創造一段輝煌的歷史。

40年后，四位作家同獲“弄潮杯”2018年度人民文學獎·改革開放40周年特別貢獻獎，讓本年度的人民文學獎不但保持了一貫的當下性與現場感，更增添了一份令人感懷、引人深思的歷史感。在頒獎現場，四位作家持續創作的精神、飽滿充沛的激情、敏銳而活躍的思維讓與會者深受觸動。正如施戰軍為王蒙撰寫的授獎詞中所說，“文學使人健壯年輕”。在這些老作家的身上，我們感覺到的不是暮氣，而是一種創造的生機活力。

93歲高齡的徐懷中先生因身體不便未能到場，他在為頒獎錄制的視頻中回憶了和《人民文學》跨越半個世紀的緣分。他說自己的《西線軼事》“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短篇，實在沒有什么值得夸口，但是這篇作品，在我的寫作道路上畫出了一條界線，我的這個小酒杯在曲水流觴的夾縫里，繞來繞去多少年，才終于找到了出口，否則我不能設想自己能夠寫出剛剛發表在人民文學2018年12月的《牽風記》”。

特別有意思的是，老人家還勉勵王蒙、劉心武和蔣子龍說：“你們正當其時，應該在創作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徐懷中的眼里，王蒙以及更多的作家，都是能夠在創作上繼續精進的“年輕人”。

“我要以徐懷中為榜樣，只要還活著，希望也能寫到90歲。”雖然也是筆耕不輟的“勞模”，即將在《人民文學》推出小說新作《生死戀》，但王蒙笑言在徐懷中面前，還得“繼續夾起尾巴”。“這也沒啥驕傲的，徐懷中90歲了還在寫出新長篇，九十高齡啊！開玩笑啊！”從《人民文學》的作者，到主編，再回歸到一名普通作者，王蒙與《人民文學》已經相伴63年。“我和《人民文學》的關系是一種歷史的關系。”他現在仍然在“馬主任”的鞭策和批評督促下不敢懈怠。“馬主任”是王蒙對《人民文學》年輕編輯、“80后”作家馬小淘認真而又調侃的稱呼。王蒙經常用笑言來包裹認真。去年9月，《活動變人形》入選《小說選刊》雜志主辦的“改革開放40年最具影響力小說”，他的獲獎感言只有一句話：“早知道今天入選這樣一個名單，我應該寫得更好一點！”簡單凝練的發言卻引起作家們的共鳴。蘇童說，自己寫下《妻妾成群》的時候只有26歲，回過頭去看，自己能否將它寫得更好？這是一個無法確定回答的問題。“但是，無論如何，我很慶幸自己年輕時留下的作品，依舊在被閱讀。”對很多作家來說，這都是一個無解的，卻經常會思考的問題：如果以現在的筆力，去重寫之前的作品，會更加成熟，還是會失去自然的生氣？

76歲的蔣子龍感到“慚愧又緊張”。他說自己這些年本來已經進入晃晃悠悠的半退休狀態，寫作是興之所至的事兒，銳氣也鈍了，經常為瑣事中斷，想偷懶的時候就不寫了。但是在頒獎現場，看到這么多年輕的作家，看到徐懷中先生和王蒙先生的創作狀態，頓覺前有榜樣，后有追兵。“我坐在臺上屁股都坐不住，本來挺享受的，結果是挨鞭子。這種兩頭夾攻的感受，讓我不敢松懈。”他表示，今后還得使勁“賣把老力氣”。

劉心武觸動我的，是他的“不配合”。晚會主持人是劉心武的“粉絲”，看得出是用心做了功課，作為頒獎典禮的現場采訪，可以說已經很用心、很充分了。無奈的是，劉心武老師在客氣中顯出一份“執拗”，幾乎所有的問題，他都沒有給出討喜的答案，哪怕主持人給他鋪好了臺階，他也不肯順著上，而是誠實表達他的真實心思。作為這場“尬聊”的觀眾，我既為主持人著急，又有隱隱的欣喜——我體會到一位作家的天真與堅持，我們太習慣說一些漂亮的場面話了，亦真亦假，云山霧罩，一份看上去有點不合時宜的誠實，反倒可貴。

文學期刊，回暖或許只是一次契機

去年12月23日，我們籌劃已久的“全國文學內刊工作座談會”在北京召開，邀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37家內刊代表與會。為了加強內刊與文學名刊的交流，我們也邀請了6家文學名刊的主編來交流辦刊經驗。這個時節，正是北京最冷的時候，但每個參會的人，都能感覺到會場里不同尋常的溫暖和熱情，只因為這樣一個會議呼應了辦刊人長久以來的期盼。《北京文學》社長、主編楊曉升老師見到我們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辦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看似是對我們工作的溢美之詞，其實是他對文學內刊作用的看重。他談到，“每個作家的成長都有一個歷程，由弱小到強大，由不知名到知名，這個過程必須要有一個階梯。正是由于文學內刊發現、培養作家的職能，它也是公共文化的組成部分，是公共文化的基石”。在座談會現場，《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詩刊》副主編李少君都深情回憶了自己與內刊之間親密而重要的關系，他們給了內刊很多富有感情的描述：寫作者溫暖的起航之地，當代文學的毛細血管，文學的育苗之地……而與會的內刊編輯，更有一種“找到組織”的鼓舞與興奮。

內刊是當代文學非常獨特的存在。如果我們不去梳理和總結她的歷史，只把眼光盯在文學名刊大刊上，將是當代文學史研究中令人遺憾的缺漏。1972年，作家曹谷溪在陜西延川創辦的小報《山花》，至今仍盛開在黃土地上，成為當地文化和文學的重要象征。河北保定的《荷花淀》前身是《蓮池》，當年的編輯毛兆晃從自然來稿里，發現了莫言的處女作《春夜雨霏霏》，至今，莫言都對這份刊物懷著特別的感情。《紫藤》的前身叫《紫藤文藝》，難以想象這樣一份偏居廣西的刊物，曾創下100多萬的發行量……文學內刊主要存在于區縣，是基層作家發表作品、交流創作、成長提高的主要平臺。據不完全統計，河北省現有文學內刊約140余種，其中省級文學內刊只有《河北作家》一種，市一級文學內刊10種，區縣一級文學內刊約130種。各省份刊物數量略有不同，但情況大致如此。如浙江省有140多家文學內刊；江蘇內刊聯盟成員單位中有135家內刊；深圳市公開發行的文學刊物只有《特區文學》，但內刊有40多家。文學內刊展現了原生態的文學地貌，每一本內刊都是一個鮮活的文學細胞。

同時，內刊以及所有的文學期刊，在當下所面臨的挑戰也是前所未有的。“黃金時代”過后，所有的辦刊人都需殫精竭慮才能維持一份刊物的良態運轉。

雖然近兩年來文學期刊回暖，刊物處境有所改善，和大勢相比，這只是微調，有眼光的辦刊人不會為此竊喜，而是會抓住這個也許會非常短暫的暖春，奮力開辟出一片開闊地。從這個意義上說，《星火》在2018年之后的改變也許沒有引起更多人的關注，但它實際上走出了非常關鍵的一步，它在作品的品質上向上提升，在傳播方式上卻向下延伸，無論是“讀者驛站”“香樟筆會”，還是“火車上尋找讀者”等活動，它的核心都是在重建刊物與讀者、與文學生活之間的密切聯系，長而久之，對作者和讀者而言，《星火》將不僅僅是一份刊物，更是在繁雜日常中一個美好的角落、精神的家園。

《流浪地球》與消費災難

2月底去廣州，住在萬達影院旁邊，雨夜人少，順便去看《流浪地球》。這天，正是《流浪地球》上映的第17天，票房已突破40億。已經記不清有多少年，能有一部改編自文學作品的電影能引起全國上上下下如此強烈的共識，從《人民日報》、新華社到自媒體，從文學界到影視界，整個2月的話題之王都屬于《流浪地球》。從《三體》摘得“雨果獎”到《流浪地球》上映，向來小眾的科幻文學一夜之間成為“大眾文藝”。對科幻文學而言，這是一件幸事。起碼劉慈欣本人是向來主張科幻文學是類型文學，科幻文學應該走產業化道路。《流浪地球》的出現不是偶然，在此之前，劉慈欣已經在動漫、游戲和電影方面有了很長時間的嘗試。和其他文學門類不同的是，科幻小說和科幻電影幾乎不分家，無論是作家還是讀者，只要喜歡科幻小說，基本對科幻電影都可以如數家珍——這還不止，他們對科幻電影中所使用的技術會作非常專業、精細的分析。從《2001太空漫游》到阿西莫夫的“機器人三定律”，這些對很多人來說非常陌生的內容，對于科幻作家和讀者來說，是最基本的入門知識。

除了上世紀80年代初短暫的“科幻之春”，科幻文學一直處于文壇的邊緣地帶。但它并非沒有讀者，而是自始至終都有一個人數不多、卻具有很強凝聚力的讀者群——“科幻迷”。科幻迷多是年輕人，他們的組織方式、閱讀興趣、對科幻文學的深度參與感、活躍程度，是其他文學門類所不具備的，像科幻文學根基比較深厚的北京師范大學、科幻氛圍濃厚的成都高校，都會有“科幻迷協會”。對大眾來說，劉慈欣仿佛是突然爆紅，但對他們而言，其早已是領軍行業十余年的親切的“大劉”。2007年，成都舉辦“國際科幻·奇幻大會”，這是繼1997年北京國際科幻大會后，在中國舉辦的規模最大的科幻文學研討會。場面之熱烈，是我十年來未曾在其他文學活動中所感受到的。很多科幻迷坐一整夜火車趕到現場，更多的科幻迷加入大會志愿者隊伍，要手拉手連起人工圍墻，才能抵擋科幻迷的熱情蜂擁。劉慈欣的身邊更是擁擠，很多科幻迷會讓大劉直接在身上簽名留念。幾乎在所有的科幻文學活動中，都會有科幻迷的參與，這是科幻文學非常重要的傳統，也是科幻文學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顯然，科幻文學又迎來一個春天。這個節點應該在2017年到2018年間。更多的作家，尤其是傳統文學作家非常意外地加入到了科幻文學創作中，或者是小說中運用了明顯的科幻元素。趙德發、龍一、曉航、王十月、王秀梅、李宏偉等等，原本與科幻毫不搭界的作家，居然都在科幻領域做了自己的探索。有意思的是，“谷臻故事工場”今年2月發布的文學“AI”榜單中，位居第一的是陳楸帆的《出神狀態》，莫言《等待摩西》居第二。而《出神狀態》的結尾，帶*部分恰恰是陳楸帆使用了AI程序創作而成，并且未進行人工修改。

有人認為，科幻文學才是21世紀關系人類命運的嚴肅文學；但作家李洱也質疑，當越來越多的作家使用科幻文學作為表達方式的時候，是否也是一種繞過現實表現難度的輕松選擇？我理解李洱的擔憂。尤其是置身《流浪地球》的3D效果中，在強烈的視覺刺激下，我既為中國科幻電影在技術上的進步感到振奮，同時又有種深深遺憾和擔憂：所有的媒體報道都在為票房的成功而歡呼，極少有人為電影所表現出的家園的喪失而憂心，更遑論反思；包括電影本身，也是一種極其浪漫主義的處理，和經典科幻小說所遵循的邏輯不同，它不太注重理論的統一性，也不太注重技術的可靠性，最終，電影還是落腳于略顯簡單的英雄情懷驅動。很多科幻電影都會以災難和末日為主題，假如我們的血都為票房而沸騰，不會為地球的未來而憂傷，我們豈不是在消費災難？

希望資本的涌入和大眾文化的推動，帶給科幻文學的是更廣闊的未來，是聚光燈下清醒的自我認知與堅守，保持科幻小說自身的精神氣質，為這個時代的文學和生活貢獻獨特的理性之美、生命智慧與時空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