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黑龍江文學創作已經不再盲目地追逐文學時尚，轉而日益貼近腳下的土地。本土社會轉型所帶來的諸多問題不斷地進入作家視野，在這樣的思考中，再次站到了時代的前沿

黑龍江雖地處邊緣，但一直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版圖中占有重要位置。早在20世紀20年代，“哈爾濱體驗”就成為瞿秋白、馮至等作家的寫作動力和寫作資源。20世紀30年代，蕭紅、蕭軍、白朗、舒群、羅烽、駱賓基、金劍嘯等一批文學青年在哈爾濱集結，使哈爾濱成為當時中國文學活動最為頻繁的城市之一，而后來流亡到上海的部分作家，更是給上海文壇吹來了一股清風，參與了中國現代左翼文學風貌的塑造。20世紀40年代，中國共產黨在黑龍江區域內開展的各類文學活動（包括文學出版、文學教育、文學論爭等），為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學創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0世紀五六十年代，黑龍江持續為社會主義文學創作輸出先進經驗，曲波的《林海雪原》、叢深的《千萬不要忘記》、烏·白辛的《冰山上的來客》《赫哲人的婚禮》、林予的《雁飛塞北》等等，都是當時具有“典范”意義的作品，都曾引起廣泛的爭鳴。20世紀80年代，張抗抗、梁曉聲、陸星兒、肖復興等從黑龍江走出去的“北大荒知青作家群”在改革開放的眾聲喧嘩中獨樹一幟，堅持探討理想、青春、集體、個人等文學主題，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社會主義文學傳統。

然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盡管作家數量和作品數量均呈遞增趨勢，但除了遲子建、阿成等少數作家外，鮮有作家產生全國性的影響。其原因與作家自囿于20世紀80年代流行的“純文學”觀念有關。在“純文學”觀念的影響下，很多作家躲進了虛幻的“象牙塔”之中，沉迷于“人性”“自我”等抽象概念，無視腳下的土地與時代的風云，遠離文化傳統與在地經驗。如此的寫作姿態，一方面使黑龍江文學失去了與歷史、現實對話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使黑龍江文學失去了自己的特色。

新世紀以來，隨著全球現代性危機的凸顯，加之文學界對“純文學”觀念反思的深入，黑龍江作家的本土意識開始復蘇，自我調整的步伐明顯加快。特別是晚近幾年，黑龍江文學界的動作不斷：黑龍江省作家協會從2012年起推出《黑龍江省中青年作家“野草莓”叢書》，該叢書以每兩年一輯、每輯5本的規模持續推進。每輯出版后，編者都邀請國內知名批評家對作品進行評論，以檢視黑龍江文學創作的實績，發現黑龍江文學創作的問題。哈爾濱文藝雜志社《小說林》編輯部聯合省內外知名批評家于2016年發起“哈爾濱文學論壇”，該論壇旨在通過本土作家與批評家之間的對話，理清黑龍江文脈。該論壇不定期舉辦，每期選取一位本土實力作家進行研討，研討以提意見和建議為主，以驅動作家更深入的思考。在多方力量的參與下，黑龍江的文學創作逐漸走出了低迷狀態，很多作家開始重新思考自我與歷史、現實的關系，重新考量文化傳統與在地經驗。在新的寫作理念的帶動下，黑龍江的文學創作盡管還沒有做到重啟輝煌，但也呈現出了多個值得一提的亮點。

亮點一是遲子建的“邊地”小說創作。遲子建雖然成名于20世紀80年代，但她的寫作卻與當時的文學時尚大異其趣。她一直執著于書寫北國“邊地”的別樣人群與別樣人生，她早年的寫作清新自然，絕少有理論觀念的干擾，這也使得她的作品很難被歸入當時的某一個寫作流派。但成名后的遲子建一度接受了評論界給她的標簽，部分作品將“邊地”風情他者化奇觀化，有時甚至陷入了簡單的“傳統/現代”二元對立認知模式。新世紀以來，遲子建先后發表了《額爾古納河右岸》《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白雪烏鴉》《群山之巔》《候鳥的勇敢》等重要作品。通過這些作品，我們能夠看到遲子建的突破與超越，她有意將“邊地”意識、底層意識、性別意識、民族意識、國家意識混雜在一起，使文本變得更加斑駁。盡管“邊地”依然是遲子建關注的中心，但此時的“邊地”已然超越了“地方”，成為中國乃至世界闡釋自身的地方。

亮點二是阿成等作家的城市文學創作。阿成是中國城市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阿成將視線轉向了他所生活的城市哈爾濱，先后創作了《哈爾濱人》《哈爾濱的故事》《風流倜儻的哈爾濱》《城市筆記》《遠東的背影》等作品。作為中國的工業重鎮，哈爾濱是一座沉積著多元文化的城市，具有獨特的政治內涵。書寫這樣一座城市對任何一個作家來講都非易事。但阿成還是以自己方式非常好地切入了這座城市，較為準確地把握住了這座城市的獨特品質。阿成并不以特定的視角進入城市，他的視角是變動不居的，老婦人、妓女、薩滿、詩人、暴發戶、中俄混血兒等等，都曾被他用作觀察城市的視角。在視角的流動中，那些被現代化敘事所省略或遮蔽的城市空間得以浮現。與阿成一樣致力于書寫哈爾濱的作家還有孫且。他的“偏臉子”系列小說力圖恢復城市特定生活空間的正當性，重新發現了鄉愁。

亮點三是張曙光等詩人的詩歌創作。20世紀90年代以來，黑龍江涌現了一批優秀的詩人，其中張曙光、馬永波、桑克尤受矚目。張曙光是國內最早探索實踐“敘事詩學”的詩人之一，先后出版詩集《小丑的花格外衣》《午后的降雪》《張曙光詩歌》《鬧鬼的房子》等，多種文學史都將其列為20世紀90年代的代表詩人。新世紀以來，他的詩歌更加注重對日常生活經驗的提煉及對漢語活力的挖掘。馬永波被很多批評家歸為“中間代”代表詩人，先后出版詩集《以兩種速度播放的夏天》《詞語的旅行》《自我的地理學》等。馬永波具有敏銳的洞察力和非凡的語言才能，他的“偽敘述”實驗為20世紀90年代漢語詩歌增添了一抹亮色。新世紀以來，他在保持卓越語感的同時，更加注重詩歌的哲學深度與宗教深度。桑克是20世紀90年代“知識分子寫作”的代表人物之一，先后出版詩集《桑克詩選》《海岬上的纜車》《桑克詩歌》《拖拉機帝國》《冬天的早班飛機》等。在桑克的寫作觀念里，詩歌首先是一門技藝，因此他特別講究詩歌寫作的規范性和紀律性。新世紀以來，他更加注重將人類的微妙情感置于他熟悉的生活場景中加以展現。

亮點四是賈行家等的散文創作。晚近幾年，以雙雪濤、賈行家、班宇和鄭執為代表的“新東北作家群”異軍突起，受到了評論界廣泛關注。其中的賈行家來自哈爾濱，以散文寫作見長。2016年以來，他先后出版了《塵土》《潦草》兩部散文集，深受讀者歡迎。這兩部散文集均聚焦于哈爾濱這座城市的底層空間與邊緣人群，記錄的是作者的所見所聞所感。哈爾濱是中國共產黨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是“共和國長子”，有過輝煌的過往，但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展遭遇挫折，歷史的榮光逐漸消逝，由此產生了諸多社會問題。賈行家出身于國企職工家庭，熟悉工廠生活，是東北國企改革的親歷者，改革給這座城市及民眾所帶來的陣痛一直讓他耿耿于懷，并最終成為他的書寫對象。賈行家筆下的那些深陷疾苦的人與事，既呈現了一個區域特有的難題，又呈現了它與現代化、全球化之間的動態關系，具有獨特的質感。

除了以上亮點，何凱旋的先鋒小說創作、格日勒其木格·黑鶴的兒童文學創作、袁炳發與陳力嬌的小小說創作也頗具特色，深得國內同行推重。總體而言，新世紀的黑龍江文學創作已經不再盲目地追逐文學時尚，轉而日益貼近腳下的土地。本土社會轉型所帶來的諸多問題不斷地進入作家的視野，作家已經開始嘗試將“地方”問題與中國問題乃至世界問題關聯起來思考。在這樣的思考中，黑龍江文學不但沉淀了自己的特質，而且也再次站到了時代的前沿。

（作者為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