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畢業之后，可走的路不出這幾條：絕少數的人還可以在國內或國外的研究院繼續做學術研究；少數的人可以尋著相當的職業；此外還有做官，辦黨，革命三條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業閑居了。走其余幾條路的人，都不能沒有墮落的危險。墮落的方式很多，總括起來，約有這兩大類：

第一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求知識的欲望。你們到了實際社會里，往往學非所用，往往所學全無用處，往往可以完全用不著學問，而一樣可以胡亂混飯吃，混官做。在這種環境里即使向來抱有求知識學問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懶，把求知的欲望漸漸冷淡下去。況且學問是要有相當的設備的；書籍，實驗室，師友的切磋指導，閑暇的工夫，都不是一個平常要糊口養家的人的能容易辦到的。沒有做學問的環境，又誰能怪我們拋棄學問呢？

第二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與冷酷的社會接觸，容易感覺理想與事實相去太遠，容易發生悲觀和失望。多年懷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熱誠，奮斗的勇氣，到此時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渺小的個人在那強烈的社會爐火里，往往經不起長時期的烤煉就熔化了，一點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滅了。抱著改造社會的夢想而來，往往是棄甲拋兵而走，或者做了惡勢的俘虜。你在那牢獄里，回想那少年氣壯時代的種種理想主義，好像都成了自誤誤人的迷夢！從此以后，你就甘心放棄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現成社會的順民了。

要防御這兩方面的墮落，一面要保持我們求知識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們對人生的追求。

有什么好方法子呢？依我個人的觀察和經驗，有三種防身的藥方是值得一試的：

第一個方子只有一句話：“總得時時尋一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問題是知識學問的老祖宗；古往今來一切知識的產生與積聚，都是因為要解答問題——要解答實用上的困難和理論上的疑難。所謂“為知識而求知識”，其實也只是一種好奇心追求某種問題的解答，不過因為那種問題的性質不必是直接應用的，人們就覺得這是“無所為”的求知識了。

我們出學校之后，離開了做學問的環境，如果沒有一二個值得解答的問題在腦子里盤旋，就很難保持求學問的熱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個真有趣的問題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誘你去解決他，天天對你挑釁你無可奈何他——這時候，你就會同戀愛一個女子發了瘋一樣，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沒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沒錢也得縮衣節食去巴結她。沒有書，你自會變賣家私去買書；沒有儀器，你自會典押衣物去置辦儀器；沒有師友，你自會不遠千里去尋師訪友。你只要有疑難問題來逼你時時用腦子，你自然會保持發展你對學問的興趣，即使在最貧乏的知識中，你也會慢慢的聚起一個小圖書館來，或者設置起一所小試驗室來。所以我說，第一要尋問題。腦子里沒有問題之日，就是你的智識生活壽終正寢之時！古人說，“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試想伽利略（Calileo）和牛頓（Newton）有多少藏書？有多少儀器？他們不過是有問題而己。有了問題而后他們自會造出儀器來解決他們的問題。沒有問題的人們，關在圖書館里也不會用書，鎖在試驗室里也不會有什么發現。

第二個方子也只有一句話：“總得多發展一點非職業的興趣。”離開學校之后，大家總是尋個吃飯的職業。可是你尋得的職業未必就是你所學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學的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這種情況之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就感覺不到興趣了。為糊口而做那種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難保持求知的興趣和生活的理想主義。最好的救濟方法只有多多發展職業以外的正當興趣與活動。

一個人應該有他的職業，也應該有他非職業的玩藝兒，可以叫做業余活動。往往他的業余活動比他的職業還更重要，因為一個人成就怎樣，往往靠他怎樣利用他的閑暇時間。他用他的閑暇來打麻將，他就成了個賭徒；你用你的閑暇來做社會服務，你也許成個社會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閑暇去研究歷史，你也許成個史學家。你的閑暇往往定你的終身。英國十九世紀的兩個哲人，彌兒（J.S.Mill）終身做東印度公司的秘書，然而他的業余工作使他在哲學上，經濟學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個很高的位置；斯賓塞（Spencer）是一個測量工程師，然而他的業余工作使他成為前世紀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個重鎮。古來成大學問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善用他的閑暇時間的。特別在這個組織不健全的中國社會，職業不容易適合我們的性情，我們要想生活不苦痛不墮落，只有多方發展業余的興趣，使我們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們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有了這種心愛的玩意兒，你就做六個鐘頭的抹桌子工作也不會感覺煩悶了，因為你知道，抹了六個鐘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做你的化學研究，或畫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寫你的小說戲曲，或繼續你的歷史考據，或做你的社會改革事業。你有了這種稱心如意的活動，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會煩悶了。

第三個方法也只有一句話：“你總得有一點信心。”我們生當這個不幸的時代，眼中所見，耳中所聞，無非是叫我們悲觀失望的。特別是在這個年頭畢業的你們，眼見自己的國家民族沉淪到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強權的世界，望極天邊好像看不見一線的光明——在這個年頭不發狂自殺，已算是萬幸了，怎么還能夠保持一點內心的鎮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對你們說：這時候正是我們要培養我們的信心的時候！只要我們有信心，我們還有救。

古人說：“信心（Faith）可以移山。” 又說：“只要工夫深，生鐵磨成繡花針。”你不信嗎？當拿破侖的軍隊征服普魯士，占據柏林的時候，有一位教授叫做費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講堂勸他的國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們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復興的。費希特死的時候，誰也不能預料德意志統一帝國何時可以實現。然而不滿五十年，新的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居然實現了。

一個國家的強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鐵律的。我們今日所受的苦痛和恥辱，都只是過去種種惡因種下的惡果。我們要收獲將來的善果，必須努力種現在新因。一粒一粒地種，必有滿倉滿屋地收，這是我們今日應有的信心。

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失敗，都由于過去的不努力。

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話：“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丟了。我們也應該說：“功不唐捐！”沒有一點努力是會白白地丟了的。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種子早已生根發葉開花結果了！

你不信嗎？法國被普魯士打敗之后，割了兩省地，賠了五十萬萬法朗的賠款。這時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學家巴斯德（Pasteur）終日埋頭在他的化學試驗室里做他的化學試驗和微菌學研究。他是一個最愛國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學可以救國。他用一生的精力證明了三個科學問題：（1）每一種發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種微菌的發展；（2）每一種傳染病都是一種微菌在生物體內的發展；（3）傳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養之下可以減輕毒力，使他們從病菌變成防病的藥苗。

這三個問題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國大事業沒有多大關系。然而從第一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釀酒的新法，使全國的酒醋業每年減除極大的損失。從第二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教全國的蠶絲業怎樣選種防病，教全國的畜牧農家怎樣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怎樣注重消毒以減少外科手術的死亡率。從第三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發明了牲畜的脾熱瘟的療治藥苗，每年替法國農家減除了二千萬法朗的大損失；又發明了瘋狗咬毒的治療法，救濟了無數的生命。所以英國的科學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學會里稱頌巴斯德的功績道：“法國給了德國五十萬萬法朗的賠款，巴斯德先生一個人研究科學的成就足夠還清這一筆賠款了。”

巴斯德對于科學有絕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國家蒙奇辱大難的時候，終不肯拋棄他的顯微鏡與試驗室。他絕不想他有顯微鏡底下能償還五十萬萬法朗的賠款，然而在他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他已收獲了科學救國的奇跡了。

朋友們，在你最悲觀失望的時候，那正是你必須鼓起堅強的信心的時候。你要深信：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