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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魯木齊中路是上海市徐匯區及靜安區的一條道路。在1911年到1943年之間的名稱為麥琪路（Route Alfread Magy）。該路為南北走向，南至淮海中路接烏魯木齊南路，北至華山路接烏魯木齊北路，全長880米，寬12米至27米……”我和麥琪小時候學彈鋼琴，常常走過那里。下雨的時候，也可以說是蹚過。九十年代初的上海，城市排水并不好，水門汀上積攢起小水塘是容易的事，汽車開過的時候，會濺起跳躍的水龍。雨后，我和麥琪曾經交流過，要如何把池塘里的蝌蚪撈起來，放到雨天的臨時水塘里玩，一陣心領神會的嗤笑。可烏魯木齊中路的水塘是不一樣的。我們絕不會在那里養蝌蚪，再等太陽出來，坐在地上等待蝌蚪被活活曬干。那是我們都沒有福分出生的城市蛋黃區，可不是什么干壞事的好地方。即使是二十年后站在那里，我們也只能仰望它。

那一年，可能是伴隨著“一只小老鼠在昏暗幽深的大森林里散步；從前，有四只小兔子，它們的名字分別是軟塌塌、亂蓬蓬、棉尾巴和彼得”等甜美故事的磁帶聲，我們潛意識中還相信著不管什么比賽，烏龜終將戰勝兔子，嚴肅的老師就是突然冒出的烏鴉，愛麗絲鉆入兔子洞就是掉入另一個世界，往下掉往下掉往下掉，掉出來的愛麗絲也不會有什么真正的損失……我們咬著一毛錢一張的蔥油餅，被音樂學院門口外國人慢跑的身影攫住了眼神。那些外國人看起來并不真的趕時間，卻跑著步。上海的天色一如既往灰蒙蒙的，那些和我們長得不一樣的人卻好像攜帶著什么未名的、神秘的東西，在城市里穿梭、飄曳，播撒偶然的種子。

那是我和麥琪最早看到的、活的外國人，他們的步伐伴隨著音樂學院里傳來的各種樂器刻苦操演的聲音，顯得十分奇異。外國人的臉上總有一種沒有表情的自在和松弛，院里傳來的琴聲又難免代表著青年同胞的苦勞。我不喜歡外國人的腔調，因為分明他們是寓居，卻顯得我們像外國人。麥琪和我的感受一定很不同。我曾經以為，我和麥琪還會有許多個這樣的時刻，我們一起穿越時光，我們會看到無數種相似的驚異。殊不知人生中許多事都說不好。有些起初并不起眼的事居然都是一次性閃過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它非常重要，好像風吹落了深秋的最后一片葉子。后來還會有許多凜冽的事要發生，但都與那息風無關了。

我和麥琪都是直到很久以后才第一次出國（晚得好像并不值得正經說出來），她去了美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去了日本（出了公差）。飛機起飛的那一刻，我有點緊張，突然想到一首老歌，叫《人在旅途》，是一位新加坡歌手唱的。我和麥琪都喜歡看新加坡電視劇。新加坡人說的是中國話，口音卻很特別。看完了電視劇，我們還要爭論電視里的女主人公誰最漂亮，那是練琴閑暇，我們最開心的時候。因為想看得更仔細，以便周末能和麥琪多說一會兒話，我在霸占電視機的過程中被母親暴力打斷。母親紅著眼睛用卷發棒捶了我一頓。卷發棒不太適合捶人，因為齒梳是軟塑料做的。打完我，母親哭了（這非常像她的風格，好像明明是她想離婚，結果號哭的人也是她），她邊哭邊傾訴。她從遙遠的童年、自己被哥哥欺負開始說起，一直說到離婚后擔驚受怕會養不起我。最后說，因為我沉迷電視，辜負了她的期望，毀滅了我們未來的家運。這個龐大的女性史詩故事，居然降落在了七歲的我想要看電視的過失之后就灰飛煙滅了。都說人生如戲，可人生要真做成戲，好像還挺難看的。母親用卷發棒捶我的時候，我突然想起麥琪說的：“以后我們倆要是絕交，就唱一首《人在旅途》吧！”因為，電視劇的結局就是突然地離別，看也看不懂的那種離別。“千山萬水腳下過”，“若沒有分別痛苦時刻，你就不會珍惜我”，我好想對母親這樣唱。這瞬間而過的想法令我感到害怕。很快，我就掐滅了內心中反抗的螢火。那之后，我就不太看電視劇了，我命令自己不可以喜歡看電視劇，然后我就做到了。奇怪的是，許多年后，當我買了人生第一套房的時候，沒有在家里安裝電視。母親卻表現得非常失望，她對我說：“你是不是壓根就不希望我來看你？”令我啞口無言（電視真壞啊，總讓人為難）。

想起來，那時母親的期望并不恢宏，她不過是希望我未來能成為穿著體面、有人喜愛的女孩子。我極不喜歡母親抱怨生活，卻難免受她殷殷期望的影響。她像一個宗教一樣矗立在我面前，提醒著我有罪，不許我散漫，只可以相信，不容許質疑，這一招還挺奏效。其實看電視不一定都是壞處，譬如我就很喜歡南洋電視劇里那種女孩子咬緊牙關也要“出人頭地”的樸素追求，因為生活里看不到，算得上一種啟蒙。生活里的故事無非是像舅舅家的那樣，任由大女兒發燒活活燒死了，再喜迎新的兒子。每到過年，舅舅總說起這事，然后喝酒、流眼淚，像某種文學里的鱷魚。新的兒子很快也長大了，他模仿父親的口吻煞有其事地在作文里寫，“我有一個姐姐，可惜夭折了，如果沒有她，就一定沒有我”，還參加了美好家庭作文比賽，拿了獎，他得意的樣子像某種小鱷魚。我和母親一樣不喜歡舅舅一家，但小鱷魚的作文在電臺里播送的時候，母親還是逼迫我聽完，要我學習。我只感覺自己是多么幸運，能平安地活下來，沒有成為誰感激的對象。我不再相信寫作，因為知道明明不是那么回事。

在我沒有任何出人頭地的跡象之前，母親突發奇想要讓我學點藝術，那也許是我人生中的重要插曲。我覺得學習“藝術”，就是學習孝順，再加上交交新朋友。好在，這段經歷讓我認識了麥琪，讓我第一次看到外國人，第一次聽到除了電視劇配樂兒歌之外的音樂，賜予我數不清的驚異。我和麥琪，從小哈農、拜厄，練習到車爾尼599、849、299，巴赫……然后就終止了，再學下去就要露餡了。我被選拔入了一個奇怪的電子琴交響樂團，成為一個業余級別的表演者，不收學費。我的任務，是用電子的聲音敲擊出單簧管的定音。知道被錄取的時候，我的臉上火辣辣的，好像被看穿了什么。母親卻很高興，她覺得很光榮。每次排練，她都興沖沖給我照相，完了還要把照片洗出來放在家里的五斗櫥上。在家里練習“定音”是遠遠沒有練習完整曲目有趣的事。因為聽不到主旋律，也看不到別人的樂譜。所有的一切，只能靠想象。想象是多么哀苦又迷人的事啊。想象自己、想象別人、想象所有人匯合在一起，合作無間，就好像想象著幸福一樣。

對了，其實我一直沒有自己的鋼琴。在家里，我都是用電子琴練習夜校布置的曲目，我練得十分刻苦，夏天即使汗流到地上也不會停止，所以連老師都一直沒有看出真相，他一直以為我是有鋼琴的，他一直很好奇為什么有的地方我會習慣性地降落八度。這當然是我童年時代最高級別的秘密，除了歲月，沒有什么能將它解禁。這件事我沒有告訴過任何人，包括麥琪。我和母親也從來不談起。出于某種神秘的倔強，我沒有使用過電子琴上任何的音色和伴奏，我把它想象為——鋼琴。然后命運又交給我一個新的任務，需要我把它想象為——單簧管。好像一種懲罰。

在加入電子琴交響樂團以前，我甚至都沒親眼見到過單簧管。即使是后來隨樂隊上臺表演了多次，我見到過其他表演者帶來的真正的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但我還是不知道英國管、低音單簧管、大管到底長什么樣子，摸起來又是什么感覺。我不敢問，也不知道該問誰——我只能盡力本分地扮演好我所模仿的聲音。那段訓練的日子，令我開始熟悉機器模仿各種樂器的聲音。不只是西洋樂器，還有中國樂器，二胡或者揚琴之類的。不僅可以很擬真，居然還可以很恢宏。不僅可以很革命，也可以很民間。我們就像一群馬戲團的孩子一樣，用樂器來變戲法。坦白說，有時候操作它們，多少也可以放一點真情的。不仔細聽，很容易被感動，很容易覺得，那就是幸福，就是意境。在心里，我曾和它們合作無間、榮辱與共。本能的排斥和日常操習的親切，扭曲地交纏在一起，合成為奇異的情感力量。在展演時總會有那么一瞬間，令人感覺耳朵里的一切都是真的，我們的音樂好像是真的，我們的成功也是真的。在樂團里，指揮老人叫我“單簧管”，其他人也叫我“單簧管”，好像我真的是“單簧管”。我當然知道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電子琴上的一個按鈕，就連音量都是機器調控的，我是總譜里的只言片語。以至于很多年后，我居然有欲望想要擁有一支真正的單簧管，又覺得尷尬，覺得自己配不上。即使沒有人搞得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還是害怕被人知道我并不會使用它。我是個冒牌的。哪怕也曾真心真意地用真實的青春實現過它的表象、它的功能、它的音樂能量的萬千分之一。

好險麥琪落選了那場詭異的選拔，沒有留下如我一般的心靈陰影。她索性就放棄了繼續學習鋼琴。后來我們都快進入初中，聽大人們說，還是學業比較重要。那時的我們，已經可以蹩腳地彈奏肖邦練習曲，譬如作品10號第3首，在交錯的時空中抽象地“離別”著，在抒情的觸鍵中一點一點遠離真實的世界。而我們的琴藝，這一生恐怕也就到那里為止了，再也不會有新的進步，也不會有不滿足。盡管我們才十幾歲，我們的日常生活離音樂太遠了，根本就用不上琴藝，無所謂夠不夠用。那之后，我還堅持了一小段“藝術”之路，直到母親的興奮勁徹底過了，她親自勸我放棄。我就放棄了，二話不說。樂團表演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我很想念麥琪。我們是差不多的人。至少，她沒有扮演過誰，她有自己的琴，自己的聲音，她比我強。我有點羨慕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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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怡微， 青年作家，現為復旦大學中文系創意寫作MFA專業講師。出版有《新腔》《櫻桃青衣》《細民盛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