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長安為起點的絲綢之路，沿線星羅棋布地分布著為數眾多的前代或當朝的名勝古跡，這些古跡既包括了以秦漢長安宮殿群為代表的政治性遺跡，也包含了以驪山、華山、隴山、蕭關、玉門關、陽關、金山等為代表的自然及軍事遺跡，同時也還含有如麥積山、莫高窟等為代表的頗具宗教文化性質的遺跡。長期以來，學術界對各類遺存多依據行政區劃進行孤立、散點、分段式研究，闡發絲路沿線各種人文遺存因文人活動而產生的相關文學意義和價值，缺乏將上述自然、政治、歷史、宗教等古跡遺存置放于統一的文化視域中予以綜合、全局性觀照的研究。

絲路沿線的各類古跡遺存作為文化存在的活化石，是內涵相對穩固，且與書面表達（抄本、刻本）相聯系，并左右行走其上之文人文學創作的重要書寫對象和載體。新文化地理學認為，現實世界的文化并不完全依靠對其物理特征的記錄來呈現，要體會現實世界的文化，還需要閱讀地方文本和異地文化對本地文化的觀照以及二者傳遞給人們的文化意義才能完全獲得。相關的文學創作并不僅僅是對各類古跡之物理特征進行記錄和呈現，更多的還借助對各類遺跡的描寫再現主體心中的世界，并且在創作中，通過對某處古跡的辨認，借助想象和記憶，進行精神領域的場景復原，并通過探聽鄉老耆舊的口頭轉述和閱讀地方文本，進行與相應的異地文化經驗進行比照，傳達出作者面對絲路文化遺存的細微感受。其在作品中，通過對各類遺存的書寫，既可再現具有典型色彩的地方景觀，也可對絲路沿線的民眾生活有較為逼真的片段描寫，同時，通過行走其地與書寫其景，也對當地文化具有打撈補救之功效。

絲綢之路是東西文化交流的快車道和高速通道，既具有向外的輻射力，也具有較強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絲路沿線看似分散的諸多人文遺存，最終卻因這條通道的存在而內在地具有了各種聯系。因此，研究這一時期特定地理位置的具體人文遺存，首先需要將其置放于絲路文化交流的語境下予以處理，并力求呈現其動態的意義而非靜態的孤立存在，力求將微觀局部研究統攝于宏觀視野之中，突破傳統的研究模式，使研究內容“形散神不散”，使絲綢之路不僅呈現出政治、商貿、文化交流快車道的面貌，也展現出其文學創作和交流之高速通道的特征。

具體而言，隋唐時期絲路沿線人文遺存與文人活動、文學創作與文化傳播的關系研究，可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方面是唐至北宋絲路沿線的各類遺存古跡對文人活動、文學創作與文化傳播的影響。從共時性角度看，又可將此線路切分為三個單元。首先，關中古跡群對文人活動與文學創作的影響。關中古跡眾多，其中尤以宮殿、帝陵和宗教遺跡最為有名。宮殿巨麗，與賦之精神相合，如韓休《駕幸華清宮賦》、李華《含元殿賦》、李白《明堂賦》、高蓋等人的《花萼樓賦》，其中尤以杜牧《阿房宮賦》最為有名。這些賦作所書寫的阿房宮、未央宮、大明宮等宮殿群的歷史記憶或現實觀照均屬唐人的盛世文學書寫范疇，包舉天地之心，并燭見時代禮治精神。初盛唐繁盛一時的宮體詩寫作也是以兩京的宮殿群為寫作背景的，展現出大唐的莊嚴和威儀。華清宮與興慶宮則因白居易《長恨歌》在宮殿政治意蘊書寫之外，展現出其浪漫唯美的一面。秦漢以來，長安迭為帝都，京城為帝陵環擁，形成別具特色的陵寢文化和陵邑文學圈，游離于京城與地方之間，成就了諸多詩人豐富的內在生命體驗。華山、終南山是關中久負盛名的山川，與帝都在空間上形成巨大的張力，王維、李白、杜甫、韓愈等卓絕一代的大詩人在內心對其充滿復雜感情，并借此成為他們叩問仙道與天人關系的重要載體和思考人生進退出處的重要場所。其次，河西走廊人文遺存的文學寫作。“隴頭”是河西走廊上最具影響的文學意象，由于其在人文地理層面富有特殊價值，故使“隴頭詩”成為唐詩中的重要題材，也成為中國文學中征人、游子思鄉戀家的精神寄托。就其內涵而言，書寫內容主要包括邊塞戰事、征人思鄉、大漠風光、隴頭風俗等，分別展現出蒼涼、悲壯和豪邁三種情感，體現了古代士人對待“家”與“國”的矛盾心理和忠孝觀念的碰撞，并最終使其經典化為中國文學寫作中的重要意象。對“河西四郡”的開拓，是漢代國力強盛的重要標識。唐代文學對此地遺存的描寫，多“以漢喻唐”，體現唐人豪邁進取的精神和文人疆土意識的拓展。最后，西域古跡群對文人活動與文學創作也有重要影響。西域遼闊，民族眾多，文化多元。絲綢之路在天山南北兩麓共分三條道路向西通行，也因此形成了西域文學創作的綠洲化，體現出交通路線的分異與文學創作和傳播的差異。此外，唐代詩歌中大量存在著有關西域的地名、人物、器皿、民俗等，許多詩人都先后有從軍西域的經歷，但長期以來學界關注的焦點還主要停留在材料發掘與整理層面，而缺乏對其背后機制、關系的深入挖掘，這或許是日后此方面研究的重要抓手。

而另一方面，文學文本又具有主觀性，表達出文本作者所理解的地方意義。英國學者邁克·克朗認為，“文學作品不能被視為對地方的簡單描述，我們可借助文學作品了解人們想象中的地方……這些充滿想象的描述可使讀者認識到一個地方獨特的風情或特色。由于人們可從各種媒介了解到不同的地方，所以多數人對一個地方的了解在親眼所見之前就已經形成了”，所以人們透過對這些作品的閱讀，可以讀出作者對某一特定空間地域之地方性的理解。基于此點可知，唐代文人創作受到絲路沿線人文遺存的潛在影響和制約時，千萬個行走其地的文學家也以作品或行動影響著絲綢之路的文學內涵。首先，再現地方典型的景觀。例如對華清宮的反復書寫中，我們可以感悟到時代與風物的盛衰變化，而華清宮所呈現出的多元化面貌，其推手無疑是參與創作的文人。再如輪臺這一地名，漢“輪臺”位于天山之南，而唐時治所則位于天山之北，漢唐輪臺縣治的巨大差異和唐代前后期統治區域的伸縮，使“輪臺”在唐代文學的前后期創作中成為一個悲喜俱存的地理符號和文學意象。其次，文學寫作重構絲路遺失的地方文化。樓蘭是漢代絲路上的一個邦國，后為黃沙所掩，但唐人卻通過反復吟詠書寫“樓蘭”，最終借助想象與回憶，建構起詩文中的“樓蘭”意象，展現出對漢代國力強盛、英雄輩出的崇拜，體現出唐人強烈的功名意識、進取精神和對戰爭的態度與評價。另如絲路南道上的精絕國，雖被滅數百年，卻與樓蘭一樣，在唐代獲得了文學新生。

當然，此種重生是以減弱其歷史性為代價的。由于文學文本在地方性形成過程中扮演著重要作用，作家往往根據其對一個地方的感知和個人的精神需要，創作出再現該地方的文學文本。在文本傳播過程中，使其本身所具有的地方性也得以流傳。其積極作用是使得人們開始認同這個地方的地方性，而消極作用則是使當地的地方性模糊起來。“我者”認同自己的地方多是依據在本區域的生活經驗以及社會環境的耳濡目染，其次才是文本。“他者”對一個地方性的認識也可以不通過文本，深度的考察、旅游等經歷也可以使得“他者”對一個地方性產生認識。我們認為，在社會文化意義上的地方性必然是以文本形式體現出來的，只有這樣才能成為一個地方人們共享的文化財富，從此角度看，絲路文學創作對于絲路文化既有加強與推廣之功，同時，文學文本對于絲路沿線地方文化也有一定程度的削弱。這種兩面性的存在，無論是在學術研究領域，還是在旅游開發、地方文化建設中，都需要引起關注。

總體而言，絲路沿線的文化遺存與文學書寫存在著互涵關系。文化遺存內涵左右著隋唐文學的西域書寫，而與此同時，此種書寫，由于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且具有一定的流動性，故在一定程度上又對西域相關文化遺存之內涵的豐富與層累有推動之功。

（作者：王偉，系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陜西省文化資源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