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6日，在經過了長達四年之久的等待之后，為公眾所矚目的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評選工作，終于塵埃落定，五個獲獎名額各有其主。依照得票多少的順序，五部長篇小說分別是梁曉聲的《人世間》、徐懷中的《牽風記》、徐則臣的《北上》、陳彥的《主角》以及李洱的《應物兄》。雖然說在當下時代，文學的邊緣化已是難以否認的客觀現實，但相較而言，國內目前林林總總的文學獎之中，公眾關注度最高的依然是茅盾文學獎——一個專門以長篇小說為評選對象的文學獎項。

五部獲獎作：人道主義、史詩情懷與時代關切

在具體關注評價這一屆茅盾文學獎的評獎結果之前，我們首先需要弄明白的，就是茅盾文學獎這一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具有明顯官方性質的文學獎項所堅持的，到底是什么樣的一種文學標準。這一點，在《茅盾文學獎評獎條例》中有著明確的規定：“茅盾文學獎是中國具有最高榮譽的文學獎項之一，根據茅盾先生遺愿，為鼓勵優秀長篇小說創作、推動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的繁榮而設立。”“茅盾文學獎評獎堅持思想性與藝術性統一的原則。獲獎作品應有深刻豐富的思想內涵，有利于堅定文化自信，展現中國精神。對于深刻反映時代變革、現實生活和人民主體地位，書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作品，尤應予以關注。注重作品的藝術價值，鼓勵題材、主題、風格的多樣化，鼓勵探索和創新，鼓勵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滿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作品。”盡管《評獎條例》中的相關表述帶有公文寫作的特點，但有一點卻是無論如何都必須明確的,那就是：在強調作品所具思想藝術品質的同時，意識形態層面的因素也必然會被納入到認真考量的范疇之內。

依照這樣一種特別的文學標準來衡量，獲獎的五部長篇小說，應該說還是名符其實，都取得了相對突出的思想藝術成就。《人世間》共由三大卷組成，上卷的時間背景是1970年代，中卷的時間背景是1980年代，到了下卷，時間背景就變成了進入21世紀以來。與這三個時間背景相對應的社會時代，分別是“文革”“改革開放”以及“市場經濟”。面對這樣的一個時間順序排列，我所擔心的，正是一種類似于“芝麻開花節節高”式的社會進化論的敘事邏輯的陰魂不散。慶幸處在于，梁曉聲的創作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自覺或者不自覺地規避了如此一種社會進化論的敘事陷阱。說實在話，能夠超越社會進化論思維，能夠以如此一種“反”或者“非”進化論的邏輯來建構打造《人世間》這樣一部具有長河史詩性質的長篇小說，乃是作家梁曉聲一個極其難能可貴之處。即使僅僅只是在這個層面上，我們也應該向梁曉聲這樣一位具有人道主義悲憫情懷的當代作家致以崇高的敬意。

年已九旬的老作家徐懷中創作的旨在再現血雨腥風的戰爭歲月的《牽風記》，既有對于戰爭殘酷性的真切展示，也有對于將士愛情生活濃墨重彩的描寫，但尤其難能可貴的一點，卻是一種人道主義思想價值立場的強力凸顯。

至于徐則臣那部游走于現實與歷史之間的《北上》，就其根本主旨而言，與其說是在書寫大運河的命運變遷，反倒不如說是在書寫表達中國“現代性”的發生。徐則臣真正的著眼點，其實是梁啟超所謂“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正是在如此一種地理與時間微妙轉換的過程中，“現代性”在中國的發生悄然無聲地取代了大運河，成為了《北上》真正意義上的潛在主人公。而這，也正是徐則臣把自己的上溯時間最終確定在晚清時期的1901年這個時間關節點上的根本原因所在。

書寫一位秦腔女演員人生故事的陳彥的長篇小說《主角》，其“史詩性”特點也非常鮮明。或許與劇作家的身份緊密相關，在長篇小說《主角》中，陳彥所聚焦表現的，卻是舞臺上的戲劇人生。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在女主人公憶秦娥跌宕起伏的人生歷程中，作家相當出色地凝聚表現了社會與時代的風云變幻。

李洱的《應物兄》是一部聚焦學院、聚焦高校知識分子群體的長篇小說。它試圖在雄厚知識累積表達的基礎上，以一種總體性的方式概括表現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生存與精神狀況。唯其如此，批評家黃德海方會以這樣的一種方式談論《應物兄》：“作者自覺啟動了對歷史和知識的合理想象，并在變形之后妥帖地賦予每個人物，繪制出一幅既深植傳統，又新鮮靈動的知識分子群像，完成了對時代和時代精神的雙重塑形。”依照我自己的一種理解，就叫做“乃始有一部足稱充沛豐饒的知識分子之書”。

另一些思想藝術上的標高之作

然而，在充分肯定以上五部作品各得其所的同時，我們卻也不能忽略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這次榮幸獲獎的五部作品到底能不能夠代表過去四年內中國長篇小說創作的最高成就？答案只能是否定的，那就是，不能。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最起碼在我看來，諸如劉慶的《唇典》、劉亮程的《捎話》、吳亮的《朝霞》、范遷的《錦瑟》、肖亦農的《穹廬》、付秀瑩的《陌上》等，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過去四年內長篇小說創作的思想藝術標高作品。

劉慶以東北抗聯為主要關注對象的《唇典》，與其說是一部展示描寫滿人在二十世紀前半葉苦難命運的長篇小說，莫如說它是一部旨在描寫展示東北人或者說曾經的滿洲國人在二十世紀前半葉苦難命運的具有突出史詩性特色的長篇小說。作為一部思想含蘊豐富的現代主義特色鮮明的長篇小說，劉亮程的《捎話》在進行深度文化沖突表達的同時，更是對與文化沖突緊密相關的、具有極端自我分裂性質的現代精神世界，進行了具有突出原創性的實驗性探索。這方面一個特別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對于所謂“雙體人”的創造性發現與書寫。吳亮的《朝霞》是更為極端的先鋒性探索，主要體現在他干脆以一種詩歌寫作的方式來進行他的小說寫作。最起碼，在我個人有限的閱讀視野中，在吳亮之前，并沒有哪一位作家明顯地逾越二者之間的文體界限，以詩歌的藝術思維方式來精心營構一部長篇小說。范遷的《錦瑟》所集中透視表現的，乃是一段知識分子的精神秘史。對于男性主人公失敗的人生，恐怕還是刊物編輯給出的理解最為到位：“由于知識分子本身的軟弱和動搖，注定了他自身改造的不徹底性，他在戰爭年代與和平建設時期都無所適從，同時為個人情感心緒所左右，使他在人生道路上舉步維艱，處處受挫，錦瑟無端五十弦，人生匆匆半百載，回首遙望，感嘆無限。” 肖亦農《穹廬》所集中講述的，乃是大約一個世紀前，曾經長期生活在貝加爾湖畔布里亞特草原一個以嘎爾迪老爹為首領的蒙古部落，排除各種艱難險阻，歷經漫漫征途，最后回歸到遙遠祖國的故事。與一般作家的寫作路數不同，肖亦農的一個特出之處，是把書寫的重心最終落腳到了布里亞特蒙古部落大遷徙之前各種矛盾沖突的關注與表現上。

既然以上這些作品思想藝術成就也都很突出，那它們為什么沒有最終問鼎茅盾文學獎呢？如上所述，每個文學獎都有其自身評判標準，同時也充滿各種偶然因素。還是“讓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也讓我們的作家在創作過程中繼續做出自己的理性選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