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飽含深情的話，一個人怎么能寫100多萬字，他在那兒干嘛呢？興趣對我本身沒有那么大的推動力，一定要加入情懷的推動力，而且情懷的推動力一定是主要的。”接受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專訪時，作家梁曉聲如是說。

日前，梁曉聲的三卷本長篇小說《人世間》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得票數在五部得獎作品中位列第一。

得知獲獎消息時，梁曉聲正在錄制電視臺節目。他知曉后的第一反應是關掉手機，因為還要完成錄制。“只要書出來，能得到讀者的認同，認同度高一些，對我就是最大的欣慰了，對獲獎沒有什么想法。”

20世紀80年代初，梁曉聲發表《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成為中國知青文學的代表作家。從上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梁曉聲轉向為平民代言，關注回城知青、下崗工人、進城農民、莘莘學子等，這些平民身影，出現在他的《返城年代》《年輪》《知青》等虛構作品和《中國社會階層分析》《郁悶的中國人》等作品中。

梁曉聲《人世間》共115萬字，以北方省會城市一位周姓平民子弟的生活軌跡為線索，刻畫了10多位平民子弟的跌宕人生。

寫100多萬字的嚴肅文學作品，在如今的文壇已很少見。提及寫作動力，梁曉聲說：“我馬上要到70歲了，寫作對我是一件吃力的事了，首先是身體上就很吃力，頸椎病非常重。在這個情況下，自己寫了這么多年，也寫了不少的作品，我的夙愿，就是要再寫一部作品。”

“再寫一部作品”的夙愿，在梁曉聲心中，首先是向現實主義致敬。“因為我經歷了許多文學流派在中國的發展、變化，比較起來，我最后還是喜歡現實主義，如果我們要讓文學作品和現實發生關系的話，最好還是現實主義，這是我的理解。”

然后，是向工人階級致敬，他在書中寫到“大三線”的老工人，寫到當時留城的一些年輕工人。“我寫了不少關于知青的作品，當年下鄉的都是一個家庭中的長子、長女，哥哥姐姐都下鄉了，所以回過去看知青文學，那么多人在寫，但是留城的弟弟妹妹們，他們和城市的關系更緊密，和時代的關系也更緊密，但是他們在文學的形象畫廊中幾乎是缺席的，因此我想為他們也塑造幾個形象，做一種拾遺補缺的事情。《人世間》了卻了我這個愿望。”

梁曉聲感慨，大家談論文學總會在說這樣那樣的人物，而在他眼中，還有一個人物，“他的名字叫時代”。

“不論哪個時代，哪個社會，文學的關懷是永遠不該缺位的，這個關懷應該是對于所有人的。”在梁曉聲看來，創作中要關注“他者”，這是一種責任。

梁曉聲說，社會是一本大書，如果內容良好、陽光，一定說明每個人在社會中起到的作用，比如教師的師德，起到的作用是好的，這本好書影響到了人們。像裝修師傅、下崗工人等人，都是讀社會這本“大書”的重要途徑，值得去理解。

哈爾濱，是貫穿梁曉聲寫作的地域背景，少時最熟悉的故土總會成為作家首選。“我在北京居住了40余年，肯定比哈爾濱時間要長一倍多，之所以愿意放在哈爾濱還是熟悉。”

平時寫作時，梁曉聲不用電腦，堅持手寫，以前用稿紙，現在用A4紙。“視力不行了，另外手發抖，本來我的字可以很工整地寫到稿紙里。”梁曉聲坦言，看到自己寫出的字不如從前那么好的時候，會有一種沮喪。“這行字怎么可以是我寫出來的？因此我給人寄去短稿的時候，也是由于自尊心在驅使，贅上幾句話——‘我現在頸椎病太重了，本來我的字寫得還會好一點的。’說明一下這情況”。

梁曉聲一直保持旺盛的創作精力，他說接著還會出三四本書，同時還有三部電影在拍攝。“別人也覺得很奇怪，我簡直是一個生活內容太單一的人，也沒有什么其他的愛好，不喜歡聚會，也不喜歡旅游，唯一喜歡的就是安靜讀書，讀到好書的時候，會很激動，吸一支煙；看一部好電影，一首好詩，有感想了，把它記錄下來。”梁曉聲笑稱，其余的時間他喜歡做做家務，把家里的窗戶擦得很干凈很明亮。

看書寫字，構成梁曉聲主要的生活。“我每天都在想做點什么有意義的事？我一定要在日子里抓住一種意義。單純的活著本身，不能使我感到意義，我唯一能抓住的，無非就是讀和寫”。

（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 沈杰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