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的《人世間》是無愧于我們時代真正具有史詩性質的長篇巨制，它將社會重大命題納入到個人經驗之中，接受了現實主義的遺產并將之發揚光大，在當代文學史上，是繼《平凡的世界》之后又一部素樸、真誠而飽蘸悲憫之心的作品，只不過路遙聚焦于農民的身份變遷，而梁曉聲著眼于工人的命運轉軌。它摒棄了猥瑣、陰暗、邪惡的正大氣象，體現于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常人和一般意義上的“好人”，他們盡管平凡甚至卑微，但都不卑不亢、堂堂正正地行走在人世之間。

《人世間》以周家三代人的人生經歷折射出近半個世紀家國、制度、情感結構、道德倫理的嬗變：時間上縱越20世紀70年代直至當下復雜多變的歷史，空間上橫跨城市與鄉村、東北到西南的廣袤大地，生活面涵蓋城市平民、政府官員、山村鄉民、基建民工、國企工人等諸多角色，情節波瀾壯闊，細節密實而富于質感，繼承了茅盾《子夜》以來的社會分析小說傳統，并賦予了新的時代內容與觀念。

周家三代人的個人生命史進程構成了縱向的線索，三部曲的推進嚴格按照歷時順序，交織成文本的變奏曲。幼子周秉昆是結構的中心，他的個人遭際形成了城市生活和工人命運演進的生理學隱喻。上部是敏感、向上而充滿內在心理沖突的青年，帶有浪漫主義的迷茫、激情、幻想、探索與成長；中部是焦慮、掙扎的中年，是新寫實主義本色當行的困惑與奮進；下部則是直面現實的沉郁、思辨，而最終怨而不怒，走向豁達包容的晚年，在批判現實主義中重申了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價值。這種情緒的流動，使得平鋪直敘的敘事擁有了動態的節奏，氣息綿長，態度端肅，有著羅曼·羅蘭般的激越和老舍式的同情共感。

作為有著自覺追求的知識分子型作家，梁曉聲最初以知青題材寫作聞名，而后轉入到更為直接的社會問題思考。《人世間》橫向的線索就是社會階層分析，它以周氏幾兄妹的不同人生走向，及各自的愛情與友情、婚姻與政治，展現出立體的社會關系網絡。人物形象其實具有象征性：大哥周秉義由品學兼優的知青而軍工廠長，再到市委書記，代表的是官員階層；二姐周蓉則始終保持了塵世中的詩性，曾為了愛情追隨詩人下鄉，返城后成為大學教員，她與后夫蔡曉光代表了知識分子階層；而小弟周秉昆的朋友們國慶、德寶、趕超、春燕等人則是普通工人。這些形象因此具有了“典型”的意味。

梁曉聲幾乎全景式地展現了大變革時代所可能涉及到的社會層面，而一以貫之的則是人道主義的關懷，所關注的問題是民間中國與政治中國并行的復雜結構。底層民眾的患難相幫和體恤互助是《人世間》貫穿始終的情節推動暗線，同時也浸潤著作者本人對于中國精神的探索，在他看來，基層人民所構成的民間是上層意識形態的底氣，兩者之間互動交融，才建鑄起時代穩步前行的根基。

正是在對人民與時代的思辨中，小說表現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內部對話特征：情節進程中敘述者常常采用“講述”和議論的方式，讓讀者從似真性的沉浸體驗中拔離出來。插入敘述者議論與讓人物自身加入到對自身經歷的認識與討論之中所構成的復調，讓不同的觀點與視角得以呈現、交流乃至辯難，從而實現了對經驗現實的超越，這才有可能實現具有批判與反思功能的觀念現實。

在小說的結尾，步入晚年的周秉昆讀到姐姐周蓉寫的小說，這部小說是對各人所經歷人生的自敘傳式反思，周秉昆回首自己一門周姓人家的歷史，不禁感慨萬千，這個普通小老百姓、一個好人最終明白：世上的好事、美事多種多樣，并且會不斷發生，對于每個人來說都不可能遍享，所以即使擁有微末的幸福，也應該謝天謝地。在這里我們看到中國百姓真正意義上的史詩性：人世間從來都充滿艱辛與磨難，很少有一帆風順，而無數周秉昆這樣的常人，以自己的寬容、耐心、堅忍、體諒和信念，守護著得來不易的幸福，既不逆來順受，也不怨天尤人，哀而不傷，溫柔敦厚，推動了歷史的前行。因為這偉大的人民，人世間雖然遍布無奈、齟齬和磨難，而終究是可親的處所、棲息的家園，值得我們感恩、眷戀并為之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