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評選正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周年華誕；在一般的概念中，1949年同時也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開端。因此作為國家最高文學獎項之一，無論就哪一層面而言，本屆茅盾文學獎都具有重要意義。長篇小說這一文體有著最強大的胃口，能夠全景式地展現(xiàn)時代變遷與個人命運，表達最豐富與深邃的思考，也能夠最寬容大度地接納各種文學探索的技術成果。因此，在這一特殊時刻評選出來的五部作品，自然而然地承載著相應的期待：它們能不能在最大程度上與七十年來我們國家的歷史重量相匹配，與七十年來我們國家的思考能力相匹配，與七十年來我們國家的文學成就相匹配？在我看來，《牽風記》《人世間》《主角》《應物兄》與《北上》極為出色地給出了肯定的答案，并且各具特色，每一部都有充分的代表性。

徐懷中是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出生的老作家，早在建國之初，他就寫出了極為動人的作品。《我們播種愛情》是徐懷中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以西藏為題材的第一部漢語長篇小說，在革命歷史小說或曰“紅色經(jīng)典”的光輝譜系中，這無疑是相當富有特色的作品，恐怕也是在相當程度上長期被低估和忽視的作品。當同時代作品都在圍繞戰(zhàn)爭和階級講述歷史的時候，徐懷中著重強調我們黨是一個現(xiàn)代的政黨，代表著生產力發(fā)展的方向：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得到藏族同胞的熱烈歡迎，是因為我們?yōu)楦咴瓗砹爽F(xiàn)代的生產方式、現(xiàn)代的生活面貌與古老民族走向現(xiàn)代的希望。這樣的書寫角度固然與當時的政策有關，卻也足以證明徐懷中的歷史洞見。而小說中的雪域風情與情感線索，也讓我們見識到了徐懷中異于同儕的柔美筆觸。在九十高齡，他又寫出《牽風記》這樣的明凈之作，像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學經(jīng)典在新世紀的一聲悠遠的召喚，將我們帶回整個二十世紀上半期的戰(zhàn)火硝煙當中。但是徐懷中告訴我們，戰(zhàn)爭不僅僅有鐵和血的現(xiàn)實殘酷，也有琴聲與愛情的浪漫色調；革命不僅僅是堅定不移的真理大道，也包含著人性之美和藝術之美。小說當中的信念是那么堂正，但是小說的敘述卻那么輕盈，似乎在提醒著我們，往事沉重的痕跡也許在幸福的歲月里已經(jīng)變得輕淡，但與之相關的力量和美卻可以在文學里永遠新鮮。

梁曉聲與共和國同齡，今年正好也是七十周歲。可以想見，在他的青年時代，或許正是那些來自蘇聯(lián)和西歐的偉大現(xiàn)實主義經(jīng)典，以公開或隱秘的方式，滋養(yǎng)了他的精神，也塑造了他的趣味。在知青一代的作家當中，梁曉聲或許始終都不是最富有話題性的，卻保持了如北大荒廣闊土地一般堅忍沉默的力度。在他對那段青春歲月的書寫中，不是沒有懷舊，不是沒有苦難，但總有一種昂揚的激情超越了懷舊和苦難。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他總是善于在典型的東北平民日常生活中，在我們的國家步履最為沉重的時刻，發(fā)現(xiàn)那種親切而深沉的溫暖，這或許正是當年《年輪》能夠風靡大江南北的原因。而在那之后，他又轉向了對中國社會歷史與現(xiàn)實更為深沉的思考。這樣的精神趨向與寫作路徑，其實代表了與共和國年齡相仿佛的整整一代知識分子的普遍探索。那種舍我其誰的責任感，那種因坎坷而磨練出的意志力和思考力，很難讓人不產生由衷的敬意。于是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閱讀《人世間》的時候，我們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起狄更斯，想起司湯達，想起肖洛霍夫；為什么梁曉聲筆下的那些人物，哪怕在最惡劣的處境中，都在苦苦地思索著善和溫情；為什么這部作品不像是書寫了那些時代，而像是穿透了那些時代，從現(xiàn)實的表象指向更內在的邏輯。這是梁曉聲代表他的同輩人，在向更久遠或許也更永恒的文學方式致敬。

陳彥的確可以算是一個文壇外高手，但在戲壇，他早已經(jīng)是大家了。2015年他出版的長篇小說《裝臺》，便足以令人驚艷，此次未能和《主角》一起參評茅盾文學獎，甚至讓很多人感到有些遺憾。戲里人生，身不由己，卻也可以光彩照人。在《主角》當中，陳彥用寫戲的筆法充分激活了文學中關于故事和人物的傳統(tǒng)，他沒有像梁曉聲那樣從大時代著眼，而是貼著“角兒”走，讓她穿越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時代變化。二十八年前，他的前輩鄉(xiāng)黨路遙以《平凡的世界》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關注的也正是個人與時代的摩擦互動與共同向前。作為女性，《主角》里的憶秦娥或許不像《平凡的世界》中孫氏兄弟那樣具有剛健的推動力，但那種低徊隱忍的力量，或許能讓更多人心同此感。我愿意大膽預測，在本屆茅盾文學獎評出的五部作品中，或許《主角》會受到普通讀者最廣泛的歡迎。

李洱和陳彥一樣，是60后，在他讀大學的時候，先鋒文學正在醞釀，并很快風行一時，豐富了我們的文學趣味。《應物兄》純熟的寫作技藝和富有開創(chuàng)性的文學探索，因此也就不難理解。且不說小說當中令人眼花繚亂的知識碎片，讓這部作品像是一本被重新組合的百科全書，也不說其中時常叫人不得不中止閱讀，掩卷思索的理論探討，單說李洱能夠將有故事寫得像是沒有故事，卻還能讓人讀得欲罷不能，就足夠叫人驚嘆了。正是借助高超的小說技術，李洱將不可能寫盡的廣闊世界和歷史，壓進一千余頁的篇幅當中——那厚厚的兩本大書，實際上已經(jīng)是化繁為簡的結果。李洱的敘述聚焦在學院的圍墻之內，卻寫出了圍墻之外的世態(tài)萬象；李洱的主人公是與其同齡的應物兄，卻帶出了三四代知識分子的群像，而且個個面目清晰——譬如“兩彈一星”元勛雙林院士，盡管出場不多，卻貫穿始終，令人對中國知識分子里這樣的脊梁式人物印象深刻。但較之技藝與內容，我更感動于小說中那種誠摯的知識分子反思姿態(tài)。和很多表現(xiàn)知識分子的小說不同，《應物兄》既不自戀，也不自傷，而有一種相當理性的自我反省態(tài)度，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深切抒情。知識分子擔負著思考的責任，但這種思考首先是針對自己，而不是針對外界。我們在《應物兄》中看不到張牙舞爪的憤世嫉俗，而是首先反求諸己的誠意。《應物兄》的難能可貴，正在于它偶爾的自嘲式玩笑背后之莊嚴雅正。

而本屆最年輕的獲獎者徐則臣，出生在1978年，70后的尾巴，80后的前奏。無疑，他和此屆參評的很多青年作家一起，代表著我們文學的未來。在《北上》當中，我們看到的是作家全景式表現(xiàn)以大運河為代表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宏大抱負，看到的是作家復雜而立體的國際化視野，看到的是嫻熟而現(xiàn)代的小說操作技藝。相關問題，已有舊文（《一部關于京杭大運河的〈清明上河圖〉》）論及，篇幅所限，此不贅述。但很顯然，徐則臣已經(jīng)代表他的同代人和后輩們發(fā)出了宣告：我們的文學是像京杭大運河一樣，向著開闊宏大處去的。

五年前的北京文藝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中國當代文學要從高原到高峰的期待。高峰的聳起，是依靠著世代層疊的努力。而現(xiàn)在，徐則臣和徐懷中、梁曉聲、陳彥、李洱站在一起，向我們展示了堅實的地質累積。在此意義上，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五部作品和五位作家，既是新中國七十年歷史與文學成就最好的見證，也是為北京文藝座談會五周年提交的一份漂亮答卷。

（本刊特約專稿）

叢治辰

現(xiàn)為中央黨校文史部副教授，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評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