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年前，孔夫子舊書網上，山東臨沂一家特價書店甩賣上海譯文新版《狄更斯文集》，十九冊精裝帶原書箱，折扣低至一五，一整箱兩百，還包物流。這是一個低得令人生疑的價格，原因也在照片中體現：這書店積壓了半倉庫，不少于一千套。當時我買五套，多的備著送人。兩百塊錢的禮物，難找比一套書更適合送文友的，且文友有誰不知道狄更斯之名？送出去，總不至于唐突。事實上，當我跟朋友聯系，說自己多買了幾套《狄更斯文集》準備相贈，對方態度都是歡迎。我心里還想，要是自己開書店，一定狠狠地壓一批過來，這套書一定會漲價。現在我寫這篇文章，再到孔網一查，當年滿街滿巷，眼下只剩數套，最低的標價兩千，又查孔網已售情況，標價一千八以內都已出手。這個漲幅，應該有保值作用。當然，這并非偶發事件，我當時之所以入手，是知道狄更斯早已經典化，是世界文學史上為數不多的巋然不動的巔峰之一，任何的倒攻反算文學清洗，都不會動到他頭上。盡管，他的作品我只看過《意大利風光》，那是小時候家里就有的書。當時家里的書實在不多，于我而言，這一本好過那一堆領袖著作。而狄更斯的大部頭小說，我無法堅持看完任何一本。

經典不乏運氣成分，最要講求天時地利人和，是在最合適的時間干最正確的事情。所以我們常說，這個作品，早幾年就出來了，可惜……無法論證，但有大量可比照的實例。經典與時代的關系也如此密不可分，所以有所謂經典時代，也必有非經典時代。在經典時代，經典創生的數量和機率都有如神話，比如勃朗特姐妹，雙雙寫出世界經典，雖然《簡愛》現在看來如此平庸，《呼嘯山莊》技術層面問題也不少，但其經典屬性已無可質疑。非經典的時代，廣種薄收，或者顆粒無收，一個世紀整個國度的人也不會獲得勃朗特一家子兩姊妹一般的好運。再說狄更斯，當年被經典化，其實也是在大眾普及層面做到極致。在英國不再會有比狄更斯更受歡迎的作家，在他生前沒有，死后也沒有。不僅在國內，域外亦是如此。每一期刊載狄更斯小說最新章節的報紙，從英國運往美國西海岸，總有上千讀者排隊等候。如此盛況，大概就如同今天的觀眾追《權游》，一集等不及一集，一季等不及一季。電視劇很容易過季，熱度全熄，無人問津；而在視覺藝術泛濫的現在，我們即使讀不出狄更斯小說曾有的跌宕起伏，但沖著狄更斯的大名，書籍仍有日常銷量。只要有銷量，書籍一直賣下去，反之，書籍一直賣下去，銷量就一直都有……經典何嘗不是一種良性循環，最難是啟動，一旦啟動便又停不下來。接受我饋贈的幾位朋友，未必看狄更斯，但這套書適合放在書柜顯眼的位置，比一般裝飾品更顯檔次，對家中小孩也有熏陶作用。

我理解中的文學經典，就是某些作品脫離了大多數文學書籍，成為大眾的、暢銷的、常銷的商品和禮品，甚至還是收藏品。如同馬爾克斯所言，他實難想象，《百年孤獨》突然暢銷，“就像熱狗一樣賣到每一處地鐵口”。余華先生去年在北海講課，有一婦女用平板車推來兩百冊《活著》要他簽名，隨行的諸人擔心這行為是揪著偶像當苦力，有失恭敬，而余華先生安之若素，平靜地簽完兩百本。當時流水線一樣的簽字過程，讓經典二字進一步鍥入現場觀眾的內心。我估計這位女士神經如此大條，未必是拿去送朋友，也未必有這么多文友可送。兩百冊全是《活著》而非十數套余華的作品集，顯然《活著》才是該女士反復擇汰并認定的績優股，拿回家增值保值。哪一天往外拋，她可能都有遠景規劃。

其實經典本身的含義也一直在流變過程中。一直以來，經典是指各個專業門類中具有權威性和典范性的作品，強調專業性；時至今日，經典已暗自嬗變為“記憶的經典”，強調大眾普及性。尤其文藝作品，能進入公眾記憶的部分，能被更廣泛的群體接受，“經典”地位往往是由群眾基礎夯實。這中間必然發生了某種平權運動，轉變的過程或顯或隱，顯見的，是歌手從港臺定制轉為全民選秀，隱蔽的，是文學經典的確立。個人以為，這個轉變最明顯的節點便是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這應是新時期文學里頭一部繞過評論界而完成經典化的小說。這部小說不光是以雜志與書籍傳播，更重要的，在于倚賴中央人民廣播電臺，1988年3月27日開播，之后進行126天的連播。它在傳播形式上，有別于之前大多數長篇小說，盡管在當時評論界并無好評，甚至一片差評，但傳播形式彌補或替代了評論界的發聲。當然，還有路遙自身盛年而歿，使這部作品更多一層悲壯色彩，人與文的境遇交織，某種程度上道成肉身。

“記憶的經典”側重于大眾普及性，更多是從傳播學角度考量。文學似乎更是如此，新世紀以來寥若晨星的幾部被經典化的文學作品（不止于小說），每一部都只有個案可循，雖然也是專業領域與大眾普及層面的通約，但主導的力量日益偏重于大眾層面。影視行當謀求口碑與市場的雙贏，換成文學行當，口碑與市場容易混為一談，若說經典化是行評與市場達成某種默契，應不為過。行評的作用，在于厘定一部作品是否還屬于文學范疇，相當于準入資格，有些書賣得再火，披不上文學的外衣。行評自有級別，把“茅獎”當成國內行評最高級別，也不為過，但事實上獲取茅獎也不意味著一部作品完成經典化，還有待獲獎之后的多年時間內，該作品在讀者和社會之中自然發酵的過程。“時間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時間可長可短，經典的認定離不開一段必要的時間。

讀者越來越相信自我的判斷，大眾也可能是某種專斷，在此情勢下，文學專業領域的聲音日益微弱，文學經典更容易成為“記憶的經典”，以致金庸也已成為難以撼動的大師。作為專業的閱讀者，內心自有對作品的評價，如果閱讀量足夠多，對自己的判斷足夠相信，每個人頭腦中自有一部“文學史”，而不妨把業已寫就印行成書的各種“文學史”看成“文學傳播史”。專業人士盡可以懷疑已有的經典，或者哀嘆心儀的作品未能完成經典化，但經典本身似乎太多道理可講，它就是一個個既成事實，就是一次次的意外，或者說是既成事實的意外。比如說李白有詩“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借助這兩句，我們知道一千兩百年前有個男人叫汪倫。為什么是他？換是另一個名字，也會隨這兩句被人記住。這首詩不管寫得如何操蛋，它隨著李白的聲名雞犬升天，已被經典化。“汪倫”恰好嵌在詩句之中，現在我們都知道汪倫，這便是既成事實的意外。

經典不可復制，包括不可由作者本人自我復制。經典是需要求同，而專業必須存異；經典更多的在于普及作用，不一定是真正的專業高度。就像談及古典音樂，世人皆愛貝多芬、莫扎特；談及男高音，脫口而出帕瓦羅蒂；指認喜歡的指揮家，十有七八會講祖賓·梅塔、卡拉揚……但要說喜歡的流行歌曲和電影，則眾說紛紜，無法統一口徑。因為流行歌曲，我們都真的去聽，只要是個入門級的文藝青年，都看過成百上千的影片。自我的判斷，是要以量為基礎；而未知的領域，經典化的作品和大師才得以成為共識。

文學亦是如此，與人交流，問他喜愛的國內作品，若答《白鹿原》《平凡的世界》《活著》，當然也算有一定識見，至少和回答大冰、于丹、張佳佳有質的區別。只是這答案太過標準，總讓我懷疑他只看過這幾部，甚至只知道這幾本書名。在專業領域，經典很可能就是障礙，質疑經典無可厚非。我們更需切近地問自己，你是發自內心喜歡這一部？你是不知道它的經典地位就讀出它的好？你是因為它的經典地位而更充分地讀出它的好？抑或，你是因為它的經典地位而不喜歡它……

像我本人，對于經典的作品，更感興趣的是它如何生成，我更樂于了解它的傳播史。而隨著閱讀面的擴大，往往以撈偏門搜冷本為樂事。和經典離得太近，看出每一部經典的好，可能是自我迷失的一種表征；當然，如我這般，喜歡的東西大都是偏門冷本，亦是一種自找沒趣，是自我的枷鎖。我一直以為，一部具體文學作品的受眾，應有一個閾值，多了少了都不對，不多不少也不好，仿佛文學本身就無處安身。

作為專業的寫作者，我對經典的理解一直處在一種含糊混亂的狀態，卻仍止不住盼望自己作品能夠經典化。為什么不呢？既然經典意味著一部作品華麗轉身，變成日常的商品，該作者從而一勞永逸，且還美其名曰“洛陽紙貴”、“一紙風行”……所幸，因我確信經典就是一次次既成事實的意外，這盼望反而能夠放在一個合理的區間。就像買一張彩券，盼望著獲特等獎，賺取天文數字，也早知道機率是天文數字分之一。為這渺小機率使盡渾身解數，不但瞎費力氣，往往適得其反。都說作家應是仰望星空且腳踩大地的群類，我對此的理解，也可用買彩券作比：心里盼著特等獎來臨，偶爾得中末獎，五十塊一百塊，晚餐也不妨添杯小酒，暗自一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