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長篇小說成就如何，從不同角度看，可以得出不同結論。在表現社會生活和歷史思考的深廣度，以及藝術探索的多元性、多樣性和復雜性等方面，有諸多值得總結之處。另外，如何看待每年幾千上萬部的產量，當代長篇小說如何經典化，如何評價其思想和藝術的局限，都是需要我們認真探討的話題。本文僅以烏托邦敘事為視點，大致梳理勾勒當代中國文學70年長篇小說中的烏托邦敘事軌跡，重點是基于當代社會文化思潮的思考。

中國現代政治思想的底色是烏托邦主義。當代中國長篇小說敘事中的烏托邦建構，與政治思想中的烏托邦主義并不完全等同。這種反復強化的敘事里，既有文化傳承與新變，文化融合與碰撞，也不乏現實觀察之下的理想化、浪漫化表達。在《轉型時代中國烏托邦主義的興起》中，張灝談到：烏托邦思想興起的背景是轉型時代的兩個語境：“一、雙重危機：傳統政治秩序解體的危機與文化基本取向脫序危機；二、傳統思想的擅變與西方文化流入的互動。烏托邦思想在這時期的發展可分為兩型：軟型與硬型。前者以康有為與胡適為代表，后者以譚嗣同、劉師培與李大釗為代表。”（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269頁。）追溯中西方烏托邦主義思想起源、演進軌跡、意義局限的文章數量眾多，這里不做贅述。我關注的是烏托邦主義影響到了哪些當代作家，在他們筆下呈現為怎樣的形態，這些不同形態的烏托邦思想支點是什么，對于文學審美，包括當代文學觀念嬗變意味著什么。

中國精英知識分子普遍具有烏托邦情結。新文學作家的烏托邦思想主要源自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發展階段描述，西方啟蒙運動提供的理性王國藍圖，以及人的可完善性與社會不斷進步的終極信念。這里面當然不乏進化論的影響，天下大同的愿景，對于作家來說，還包含了文人的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現代意識是一個持續漸進發展的認識范疇，不是一個靜態的一勞永逸的概念，所以關于現代性的表述，不同學者，不同時期的觀點，也是我們認識特定時期社會文化思潮的一個視角。現代性之中包含著人的自我覺醒、追求、修正和完成。主體性建構的基礎是自我意識，而自我意識不斷提升為理想人格，作為普遍意義上的價值引導，就成為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這一藍圖是具有超越性的，因為固守人性，并且建立在理想社會基礎之上，因而具有了對抗異化的可能和動力。

作家對宏大敘事的完成取決于歷史感。有研究者把諾貝爾文學獎部分獲獎作家，和同樣杰出但是沒有獲獎的一些作家并置在一起加以研究分析，發現二者的區別是，獲獎作家更關注歷史和社會問題，而未獲獎的作家普遍缺乏宏大深刻的歷史感。這種抽樣當然有著顯而易見的局限性，因為獲獎作家中不乏反宏大敘事者。宏大敘事的歷史感主要體現為敘事的縱深感和俯瞰度。歷史上的重大沖突意味著人類在進化過程中經歷的轉折點，細小的或巨大的，表象的或深層的，可見的或隱形的，作家在講述個人、民族、家國故事時，不可能忽略這些沖突，這些沖突可能改變過無數人的命運，作家作為參與者也可能見證了社會巨變和歷史的生成。

烏托邦敘事意味著歷史、現實、未來三者并置。從時間維度看，是在歷史中搜尋規律或者動力，把未來設想疊加在現實生活之上；從哲學維度看，是把個人從被奴役的狀態解放出來，獲得本質意義上的自由。陶淵明的“桃花源”，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柏拉圖的“理想國”，還有意大利作家托馬索?康帕內拉的《太陽城》(1602年)，法國作家埃蒂耶納?卡貝的《伊加利亞旅行記》(1848年)，以及英國作家威廉?莫里斯的《烏有鄉消息》(1891年)，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島》（1623年），中國現代作家徐訏的《荒謬的英吉利海峽》，都表達了相近的社會理想。

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中國農村從“互助合作”開始，經過“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等幾個階段,最終建成“人民公社”。這一歷史過程即“農業合作化”。合作化是整合鄉村生產的手段，公有制是對私有制的改造，最終目的是實現馬克思主義設想的共產主義。當代中國長篇小說烏托邦敘事起點是趙樹理《三里灣》，周立波《山鄉巨變》，柳青《創業史》。這幾部長篇小說都是合作化題材，幾位作家的社會主義鄉土烏托邦想象，對于我們去理解那一段歷史中具體的鄉村生態、歷史構成和幾代人的心路歷程，是有參照價值的。趙樹理《三里灣》強調禮俗社會，站在民間立場上講述中國故事，體現了鄉村經驗的自足性和穩定性，鄉土中國、社會主義與烏托邦理想三體合一；不過，趙樹理對絕對烏托邦始終心存疑慮，他始終是現實主義的，對其小說文本中的思想裂隙已有研究者詳細論及，這里不再展開。

當代烏托邦小說代表作是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中，烏托邦是王觀澄創建的花家舍桃花源；《山河入夢》中，烏托邦是郭從年建立的花家舍人民公社；《春盡江南》中，聲色犬馬的花家舍成為反烏托邦之地，而精神病院作為自我救贖的棲身之所，回歸了自然。《人面桃花》中，花家舍這一世外桃源征用的思想資源是中西合流的，既包含傳統意義上的隱逸避世，也包含近代西方的革命救世。最終的失敗包含著文化意義上的反思，傳統照搬和革命移植都難以獲得成功。《山河入夢》中，花家舍已經脫離了古典中國的桃花源理想，成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影響下的大同理想，譚功達試圖打造科學理想國，郭從年的人民公社是民主試驗田，制度完備，衣食無憂，秩序井然，只不過安居樂業背后，是極端的控制和監視，這一“心靈集中營”同樣以隱形極權主義走到了大同烏托邦的反面。烏托邦理想其實是針對人類既有社會模式的不足，設想出來的理想社會形態。既是整體性的實現，同時也指向個體價值的實現。《江南三部曲》中烏托邦的失敗，是格非對烏托邦主義的反思，他給出的解決路徑是個體情感共同體，這是人類最根本的存在方式和精神紐帶，是內發自生的，也更易于自我修復。然而，我們對于人類社會現實與終極目標的追問，卻并不會因為個體情感共同體的確立一切問題迎刃而解。雖然身處其中的人并不了解這一切意味著什么，也無法改變自己的真實處境；或者主人公很清楚自己的共產主義實驗，在花家舍這樣的世外桃源打造無差別的生存理想，并不意味著歷史陰影可以遠離現實，而使現實獲得社會學意義上的真正解放。當代的寫作者其實是滿懷困惑的，如何闡釋虛構的理想國，如何在情感共同體中，復刻或者剝離出來一個信仰共同體，這真是一個千變萬化的復雜問題。

張煒的《古船》《外省書》《九月寓言》《能不憶蜀葵》，主線都是知識分子的社會憂患。包括價值焦慮，精神固守，詩意的田園理想國，生命的高原，野地的激情，在反思現代性的潮流中獨樹一幟。而現代性追求，在《獨藥師》中有著更為復調的表達。季府是舊王朝，是獨立王國，是個人自我救贖的堡壘。風雨如晦，槍炮隆隆，交織成近現代中國的安魂曲。虛偽的理想主義與殘酷的現實社會人生對立，庸俗的功利主義不斷侵蝕脆弱的理想和信仰，季昨非面對的困境，也是當下知識分子共同面對的。在這樣的背景下，分析長篇小說中的精神烏托邦以及文化烏托邦建構，基本可以看成是精英知識分子帶有濃重鄉愁的終極關懷。張煒的思想者姿態里，有著精神高標的追求。當代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貫穿著矛盾復雜的啟蒙者自我懷疑。一方面是懷有終極理想的啟蒙堅守，一方面是對烏托邦敘事自身的質疑、拒斥和拆解。

當代烏托邦敘事大都表現為反烏托邦意識。反烏托邦主義的思想動力是后現代主義浪潮的推動，還是現代性的內在反思？早期烏托邦思想證明人類經由理性可以擺脫依賴幻覺，而主動選擇適合發展的明確路徑。直面社會弊端，試圖建構超越性的人類愿景，解決精神困惑和信仰危機，烏托邦小說作為一種敘事范式，對社會形態的重新建構，包含著系統的社會發展道路設計、運行機制及文化理想。最終思想落點大都是對絕對理想的反思和批判，至于能否借此實現靈魂凈化和精神升華，答案顯然沒有那么簡單。反烏托邦主義小說的主旨是物質富足背景下的精神控制，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喬治?奧威爾的《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扎米亞京的《我們》，以及大量科幻小說對未來世界的描繪。科幻烏托邦、女權主義烏托邦和生態烏托邦都是危機意識的產物。而如何應對這些危機，人類顯然還沒有成熟的方案。

閻連科《受活》，賈平凹《帶燈》，莫言《豐乳肥臀》，陳應松《獵人峰》等作品揭示的都是鄉土烏托邦理想的幻滅。《受活》表現了當代中國發展的異化，荒謬感，混亂無序的真實，是鄉土烏托邦理想無力對抗現實世界的挽歌和絕唱。建構一個理想并不難，難的是這個理想能夠被認同和接受。我們總是試圖讓自己相信并不存在的東西，無論是作為理想的一部分，從已有的世界生長出來，還是作為嶄新的事物被人類創造出來。我們經歷的更多是文化意義上的分離，在民族性和世界性面前，在文化自我和文化他者面前，有時候自我認同危機才是最根本的。人類始終在強化偏見、修正偏見和制造偏見中曲折向前。面對現實苦難，理想未來和人性困境，信仰，已經成為一種特別不容易表達的話題。歷史本身是否具有現實超越性，不僅值得作家們深思，也是我們共同的憂念。

【作者系山東理工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教授，山東省作協首屆簽約文學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