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文學以非虛構的方式攝照時代，在文學的各體中，沒有比這一文體與時代的關聯更為緊密了。因此，它的基本價值主要存在于其中的時代關聯之中。

言說報告文學，我很自然地就想起了時任中國作協主要領導張光年早在1983年就說過的一段話：“由于我國報告文學作家的共同努力，近幾年來，報告文學這一生動活潑的文學品種，已經由附庸蔚為大國。”這自然不是詩人的浪漫詩語，而是他基于新時期報告文學總體狀況和價值的觀察和把握后，所作出的一種寫實性判斷。由此推展開去，觀覽新中國70年報告文學的行進歷史，我想是可以用從文學的“輕騎兵”到文學的“重器”，來勾畫報告文學這一特殊文體的大概的。

我不贊成凡事古已有之說和源于我國之論。有專家和作家曾說過，《左傳》《國語》《史記》等是我國最早的報告文學，其實看看報告文學文體的稱名，就可知道這是很不確實的。Reportage中的Report，是新聞報道（報導）的意思，因此，報告文學這一文體是基于近代大眾社會傳播而生成的新聞文學。中國報告文學是一種內蘊著深厚的史傳文學傳統的現代文體。“每一個時代產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學樣式，‘報告’是我們這一匆忙而多變化的時代所產生的特性的文學樣式。”茅盾關于報告文學的指說，告訴我們這是一種特殊的“時代文體”。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報告文學以非虛構的方式攝照時代，在文學的各體中，沒有比這一文體與時代的關聯更為緊密了。因此，它的基本價值主要存在于其中的時代關聯之中。

一

我們有“文學輕騎兵”的說法，通常是指那些篇幅短小、有現實生活感的作品或體裁，如散文、短篇小說和報告文學。無疑，報告文學是最像“輕騎兵”的。它以短、平、快的方式，直接地、快速地突入時代生活的前場，真實地、迅捷地報告現實生活中具有傳播價值的人物、事件和現象等。

具有“文學輕騎兵”功能的報告文學，在當時是對新聞性客體的一種記錄，到現在喚起的則是我們關于國家民族以及集體與個人的種種記憶。1949年10月1日五星紅旗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升起，是一個載入史冊的劃時代的標志性意象。新中國的開國是怎樣的場景，我們讀《人民日報》記者林韋當天采寫、次日見報的《記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仿佛越過時間的屏障，置身于其時其地的現場中。作者在第一時間以目擊記的形式記寫了這“震撼世界”的開國時刻。作品篇幅精簡，現場感強，著重再現開國大典現場參與者的聲響，物景色彩，武裝部隊的檢閱，特別是表現人們歡欣無比的情緒，真實生動地捕捉住并描寫出了具有重大歷史性的盛典氣象。這是對開國大典的紀實存活，作品由此具有了獨特珍貴的文獻性價值。

作為“文學輕騎兵”，報告文學面向無限寬廣的生活空間。但就主要題材而言，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具有重要價值的書寫，集中在反映抗美援朝和國家建設這兩大方面。這也正是報告文學發揮它的輕騎兵功能的時候，巴金、劉白羽、靳以、黃鋼、華山、楊朔、李莊、李蕤、葛洛、胡風、菡子、陸柱國等一大批作家入朝采寫，形成了以此為題材的報告文學寫作熱潮。我們耳熟能詳的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發表于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報》。作品以真實的典型事例，歌詠志愿軍偉大的愛國主義、英雄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讀來激揚奮發、感人至深，“最可愛的人”成為一個時代令人崇敬的精神形象。巴金發表在1952年4月11日《志愿軍報》的《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以白描的手法記寫了與彭德懷的會見，傳神地表現了有著“一張樸實的工人的臉”，但“全世界人民都尊敬他為一個偉大的和平戰士”的彭德懷司令員的形象,這樣質樸而偉大的形象，借以巴金之筆深深烙在讀者的心底。

抗美援朝以外，新中國百廢待興的火熱建設，是其時作家寫作又一個熱點，李若冰、徐遲、華山、靳以、劉白羽、東生、黃宗英、袁木、碧野等作家，在石油勘探、水利工程、建橋筑路、工廠興建、山村建設等一線留下了他們作為記錄者、見證者的身影，真切地寫出了祖國建設的新面貌。“這就是柴達木，我們勘探人日夜向往著的柴達木”，“我們的人民，開始了柴達木盆地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第一次大規模的地質勘探事業！”（李若冰《在柴達木盆地》）“這些日子，在武漢長江大橋的工地上，過的是最歡樂的節日。”“‘合龍’是鋼梁工程的結束”，“祝賀，頂點的到達，大橋‘合龍’了！祝賀，我國建設事業的一個節日！”（徐遲《天塹變通途——記武漢長江大橋的“合龍”》）時光已經流轉60多年，但我們閱讀李若冰、徐遲這些帶著欣喜和激情的文字，依然感受到壯美的建設現場和作者內心的豪邁。這些作品記寫的不僅是日新月異的建設成就，更有共和國奠基者艱苦創業的精神風采。

二

報告文學既是“輕騎兵”，又成為文學的“重器”，是在新的歷史時期。張光年所說的“已經由附庸蔚為大國”，指說的正是此間報告文學蔚為大觀的文體風景。文學的新時期，更是報告文學文體獨立、自覺的時期。它由原來“附庸”于散文或新聞通訊，至此已自立成一個蔚然可觀的“大國”。原來的亞流文學開始在文學的大廈中登堂入室。看張光年1998年出版的《文壇回春紀事》中1981年的日記，可以知道中國作協設置的首次全國文學評獎，原來沒有考慮安排報告文學。這年3月，短篇小說獎已經評出，詩歌和中篇小說評獎已在進行之中。《當代》主編、資深文學家秦兆陽向張光年建議報告文學也列入評獎門類，得到認可，后由作協黨組討論通過了報告文學評獎的提議。這樣就有了詩歌、短篇小說、中篇小說和報告文學首次四項全國獎之說。這是一次很正式的報告文學文體地位的官方確認，而這樣的確認，可以說是由報告文學自身所具有的無法被遮蔽的實績而贏得的。

首屆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獲獎作品30篇，獲獎作家有徐遲、黃宗英、柯巖、陳祖芬、理由、程樹臻、張鍥等，重要的作品有《哥德巴赫猜想》《大雁情》《船長》《祖國高于一切》《中年頌》《勵精圖治》《熱流》《命運》等，其中最具有新時期中國報告文學標志性意義的作品當屬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這是一篇具有“重器”意義的作品。作品之重在于它以報告文學的方式，在改革開放尚未正式啟動之時，已深度地介入到時代重大主題的表達。徐遲以史與詩合致的筆墨，再現了一個癡迷于數學王國、取得重要學術進展的知識分子陳景潤的形象，通過對人物事跡與品格的敘寫與肯定，直接否定了此前強加給知識分子的種種不實之詞，發出思想解放、撥亂反正的時代先聲。作品發表在1978年《人民文學》第1期，隨即《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媒體作了轉載，一時間生成了“《哥德巴赫猜想》熱”。整個八十年代，報告文學潮起潮涌，在社會和文壇產生不小的轟動效應。1987年11月啟動，歷時近一年的“中國潮”報告文學征文是新時期報告文學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征文最后評出100篇獲獎作品，其中一等獎獲獎作品有麥天樞《西部在移民》、李延國《走出神農架》、尹衛星《中國體育界》、陳冠柏《蔚藍色的呼吸》、徐剛《伐木者，醒來》、胡平、張勝友《世界大串聯》等10篇。這些作品具有介入現實的批判精神，深刻的思想品格和反思力度，其總體取向與改革開放的時代主題是相呼應的。“中國潮”其勢壯闊，將八十年代推演成一個無法復制的報告文學時代。

三

成為文學“重器”的報告文學，在內存和形態方面自然已經不是短、平、快制式了。從外在看，是作品的長篇化。李存葆與王光明合作的《沂蒙九章》，是九十年代報告文學的重要代表作。《人民文學》1991年11期在發表這部作品時特為加了按語：“這是刊物創刊42年來,首次幾乎傾盡篇幅刊載的一部作品。時代需要黃鐘大呂。這顫栗發燙的文字,是血的潮動與真實的結晶。匆忙剖析評介無疑是打碎晶體,我們僅以莊重和虔誠將它奉獻給讀者。”長篇化寫作是報告文學的一種基本形態，我們從魯迅文學獎歷屆獲獎作品中可以看出這種傾向，有40部作品獲得報告文學獎，其中長篇作品占了百分之八十左右。這倒并不是說長篇作品一定有質量，但相對來說與長篇化共生的是作品的厚重。一般而言，長篇作品才有足夠的容量反映重大題材。王樹增三卷本180萬字的《抗日戰爭》，在作品的規模上創下了歷史的記錄。這是我們所讀到的第一部全時、全面敘寫全民族抗戰的報告文學，是一部敘事縱深而又開闊的大作品。徐劍的《東方哈達》是敘寫青藏鐵路建設這一重大工程的長篇。作品的結構與敘寫對象相應，把歷史敘事和現實報告有機整合在一起。這樣使作品既有現實性，也有歷史感，顯得豐富而厚重。何建明的《浦東史詩》是一部全景攝照浦東開發開放歷史鏡像和重大成就的報告文學，作品以“史詩”題名，而本文也正是以史詩的構架和細部的深挖，真實而氣韻生動地書寫浦東開發開放本身自在的“史詩”，《浦東史詩》可謂是“史詩”與“史詩”的深情對話。

與文學“重器”長篇化和內在厚重相關聯的，是報告文學寫作的敘事倚重。進入21世紀，在全媒體時代，報告文學原有的新聞性功能弱化。長篇作品的寫作往往需要經年而成，其時效性已很難達成。弱化了新聞性，強化的是新聞背后的故事性。“輕騎兵”式的作品，它以新聞性見長，篇幅短小，敘事多新聞性的概述。“重器”型作品，敘事成為文本建構的要素。報告文學作家普遍具有敘事自覺，重視情節和細節的采掘、敘事結構的設置、人物的再現以及敘事語言的表現力等，作品的文學品相有了明顯的提升。趙瑜的《尋找巴金的黛莉》、李鳴生的《千古一夢》、王宏甲的《中國天眼：南仁東傳》、黃傳會的《中國新生代農民工》、李春雷的《木棉花開》、陳啟文的《大河上下》、李發鎖的《圍困長春》、紀紅建的《鄉村國是》等作品，大多具有非虛構敘事的某種審美召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