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張老舍邀請巴金吃飯的便條

    1996年10月14日，杭州西子賓館，北京來的朋友姜德明問巴金先生：您有什么事情要我辦？巴老回答：“替我問候北京的朋友們。”他已93歲高齡，不能再去北京，可是，心里卻惦記著“北京的朋友們”。那是一個個親切而又生動的面孔：茅盾、葉圣陶、鄭振鐸、冰心、沈從文、李健吾、夏衍、老舍、馮至、曹禺、何其芳、臧克家、卞之琳、汝龍、顧均正、王仰晨、黎丁、陳荒煤……巴金的人緣好，朋友圈很大，那些在文學史上耳熟能詳的名字大都在這里，我們一口氣是報不完的。一個甲子的時間中，巴金無數次來北京，在他的北京（北平）記憶里，朋友無疑占有重要位置。

    不能來北京的日子，他與朋友們魚雁往來，用文字表情達意。年過九十，他們還在通信。1997年6月11日，他用顫抖的手寫下短簡：“冰心大姊：我也很想念您！”斗轉星移，如今，那一代人的背影漸漸遠去。然而，9月25日，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和巴金故居共同主辦的“溫暖的友情——巴金與朋友往來手札展”的現場，欣賞一封封書信，看到他們相互間親切的稱呼、深情的問候，我仿佛聽到他們重逢的笑聲，言談的熱情，爭論的執著。巴老不能再來北京，就讓我們安排一場特殊的“聚會”，用書信展的方式讓他們在此相聚，共溫北京記憶。而我們，則從這些書信中感受到那么多友情的溫暖……

    有一種牽掛叫清晨三時給你寫信

    李健吾先生的字龍飛鳳舞，字如其人，他是一個激情澎湃、熱情似火的人。朋友的事情就是他的事情，朋友的歡樂會帶給他更大的歡樂。給巴金的一封長信，是他吃了安眠藥還不能入眠而起來寫的：

    老巴：

    昨夜采臣來，歡談許久。他告訴我，有關你的最新的大致情況。我興奮之余，不能入眠，吃了安眠藥，還是在清晨三時醒來，第一件事就是給你寫信。他從及人兄那里來，告訴我，入春以來，他的慢性氣管炎已好，及人要和他一道來告訴我這個好訊，還是讓采臣勸住了。陪他來的，是我一點也不曉得的這么多年就在北京的紹彌——宗融的兒子，這也使我高興。

    但是最愉快的，還是你的問題終于到了解決的階段了。樓上圖書室已經打開。錢的事也總會有個水落石出。……粉碎“四人幫”，我們頭上的天終于晴朗了……（《李健吾書信集》第49-50頁，北岳文藝出版社2017年12月版）

    這封信寫于1977年4月26日，正是他們經過浩劫獲得“第二次解放”的日子，興奮之情溢于言表。信中的采臣，是巴金的弟弟，是一位出版人；及人，是翻譯契訶夫小說而聞名的汝龍；紹彌，是他們共同的友人作家馬宗融、羅淑夫婦的兒子。

    古人曾有“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的詩句，音信問候，竹報平安，親友間藉此維系情感的傳遞。這封信令人感動的是，聽到巴金封存的書房開啟、存款得以發還的消息，李健吾按捺不住，連安眠藥都失效了，以致在凌晨三點起來寫信。人的一生中會經歷種種風雨，也會有各種收獲，然而，最可寶貴的、讓內心最為富有的難道不就是這樣的惦念和牽掛嗎？想千里之外，還有一位朋友如此牽掛你，再大的風再大的雨，又算得了什么？巴金在回信中說，他要把這種友情一直“帶到墳墓里去”：“你三四點鐘就起來給我寫信，而且又去把消息告訴克家，你比我自己還激動，這說明你的關心。我感謝你的友情。在困難的時候才看到真心。我已習慣于沉默，習慣于冷靜，但是我要把我對朋友們的感激的心情帶到墳墓里去。”（1977年5月14日致李健吾信，《巴金全集》第23卷第22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

    李健吾的牽掛不是一時一地，1974年，他聽說巴金家添了外孫女，而巴金的存款還封存時，就坐不住了。他聯絡汝龍等老朋友湊錢給巴金，并讓女兒兩次給巴金送去，以解燃眉之急。那時很多人不敢登巴金的家門，他在給巴金的信中說：“帶去叁佰元，你如若不留下，我就生氣了。這先能幫你買藥，操操外孫女的心。”（1975年9月14日致巴金，《李健吾書信集》第42頁）幾年后，巴金在病房里含著淚跟李健吾的女兒重提這“雪中送炭”的情誼，得知李健吾去世后，他一個晚上想的都是李健吾的事情，他稱贊這個人有“黃金般的心”。友情是雪中送炭，也可能是和而不同。李健吾所寫的巴金《愛情的三部曲》的評論，巴金不同意李健吾的觀點，寫文章反駁，多少年來，他們爭論的文章作為附錄一直隨著《愛情的三部曲》在印行。彼此坦誠相待，這才是真正的朋友。

    “我們出去吃個小館吧”

    1977年之后，巴金重來北京開會、訪友，興奮之余也有一種悵然若失的感覺。有一張熟悉的面孔，他再也見不到了。那是老舍：“老舍同志在世的時候，我每次到北京開會，總要去看他，談了一會，他照例說：‘我們出去吃個小館吧。’他們夫婦便帶我到東安市場里一家他們熟悉的飯館，邊吃邊談，愉快地過一兩個鐘頭。”（《懷念老舍同志》，《巴金全集》第16卷第16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

    這次展覽中，有兩張老舍邀請巴金吃飯的便條，寫于1950年代初。一張是老舍、王亞平、李伯釗、趙樹理等幾位北京市文聯的負責人聯署的：“明天中午在全聚德請您吃烤鴨，有梅博士及王瑤卿老人等，務請賞光！”這算正式宴請。另外一張是巴金說的“吃小館”：“會后我預備上琉璃廠，您愿同去否？若同去，咱們可順手吃小館。”當時的東安市場（后改名東風市場）、琉璃廠都是巴金等文人流連之地，約三五好友在那里買書、買文具或其他的小東西，留下了很多難忘的記憶。

    在晚年所寫的《懷念曹禺》中，巴金念念不忘的是與朋友們一起在北京和上海逛街的幸福時光：“我至今懷念那些日子：我們兩人一起游豫園，走累了便在湖心亭喝茶，到老飯店吃‘糟缽頭’；我們在北京逛東風市場，買幾根棒冰，邊走邊吃，隨心所欲地閑聊。那時我們頭上還沒有這么多頭銜，身邊也少有干擾，腳步似乎還算輕松，我們總以為我們還能做許多事情，那感覺就好像是又回到了三十年代北平三座門大街。”（《懷念曹禺》，《再思錄》第120-123頁，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

    曹禺的記憶也離不開三座門大街，那是他的《雷雨》和戲劇之夢起飛的地方，也是他與巴金結交的開始：“我懷念北平的三座門，你住的簡陋的房子。那時，我僅僅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無名大學生，是你在那里讀了《雷雨》的稿件，放在抽屜里近一年的稿子，是你看見這個青年還有可為，促使發表這個劇本。你把我介紹進了文藝界，以后每部稿子，都由你看稿、發表……現在我八十了，提起這初出茅廬的事，我感動不已。”（曹禺1990年10月3日致巴金信，《沒有說完的話》第383-384頁，山東友誼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或許，到了白發蒼蒼的一天，我們才會體味到，陪伴我們最珍貴的，不是房子、車子、金錢、地位、名聲，而是青年時代的記憶，是大家從青春一起走過來的歲月，是到了一個城市，有幾位知心的朋友“照例”跟您說：“我們出去吃個小館吧。”

    最好少抱怨，多做事；少取巧，多吃苦

    每次到北京，只要有時間，巴金必然會到沈從文的家。從沈從文新婚時達子營的家，到后來的東堂子胡同、小羊宜賓胡同，以至在崇文門西大街的沈家，他都去過。

    1933年，沈從文結婚，巴金南下，未能趕上婚禮。可是，過了不久，他就拎著一個藤包來到府右街達子營沈家，沈從文把自己的書房讓給巴金住：

    院子小，客廳小，書房也小，然而非常安靜，我住得很舒適。正房只有小小的三間，中間那間又是飯廳，我每天去三次就餐，同桌還有別的客人，卻讓我坐上位，因此感到一點拘束。但是除了這個，我在這里完全自由活動，寫文章看書，沒有干擾，除非來了客人。（《懷念從文》，《再思錄》第20-23頁）

    沈從文在當時給大哥沈云麓的信中帶著歡喜的口氣說：“我們有小書房一，還希望有一常客住下！朋友巴金，住到這里便有了一個多月，還不放他走的。他人也很好，性格極可愛。”（1933年11月13日致沈云麓，《沈從文全集》第18卷第194頁，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12月版）從此，巴金與沈從文一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沈家的孩子都記得，抗戰時期在呈貢，“巴老伯”經常上門。半個多世紀，兩個人的命運起起伏伏，友誼沒有起伏。1949年，沈從文因精神苦悶而自殺，巴金登門安慰。1972年，音信中斷六七年，巴金收到沈從文問候的長信。當時巴金的妻子蕭珊重病在身，家里也門庭冷落，沈從文那如往昔一樣用瀟灑的小楷寫來的五頁長信，給這個家帶來很多溫暖。巴金寫道：“我回家休假，蕭珊已經病倒，得到北京寄來的長信，她拿著五張信紙反復地看，含著眼淚地說：‘還有人記得我們啊！’這對她是多大的安慰！”（《懷念從文》，《再思錄》第35頁）

    他們一直保持著書信往來，即便是寫信都不太方便的時候。1984年2月9日，沈從文大病后所寫的第一封信就是給巴金的，他敘述了自己的近況和家里的情況，并說：“我左手失靈右手還得用，十個月來卻是第一次寫這個信，潦草處見意而已，想能原諒。北京今年久旱，因已快一年未下樓，感覺不到窗外在零下十二度是何情形。身體真正轉機，想一切得看三月春來以后。希望彼此保重，并祝府中長幼安好。”張兆和附筆說：“巴金兄：謝謝你在病中寄來的信和剪報，令我深深感動，從文看后哭了。我們萬分珍重你的友情，希望你保重，今年能夠見面。”

    在這次展覽的書信中，這樣溫暖的細節很多很多，讀來常常令人熱淚盈眶。徘徊場中，我默默地在想，是什么讓這樣的友誼在時間的淘洗中永不褪色？巴金在抗戰最艱難的年代，用毛筆給沈從文寫過一封信，其中有一段話給我很多啟示和教益：

    我很高興為幾個熟朋友印書，也希望因此逼幾個熟朋友多寫點東西。對戰局我始終抱樂觀態度。我相信我們這民族的潛在力量。我也相信正義的勝利。在目前，每個人應該站在自己的崗位努力，最好少抱怨，多做事；少取巧，多吃苦。自己走自己的路，不必管別人講什么。現在有許多人愛說個人努力是無用的，要等大家覺悟，但等來等去，連自己也糊涂了。說好話的人太多，而做好事的人太少。這是目前的一個不好現象。你那埋頭做事的主張，我極贊成，也盼你認真做去。（1942年6月4日致沈從文，《巴金全集》第24卷第94-95頁）

    “埋頭做事”，兩個人都是這么主張的。沈從文也十分欣賞這樣的人， 1942年他在《文學運動的重造》一文中，特意稱贊巴金等人“在艱苦寂寞生活中從事寫作”：“既有讀者，似乎作者所有人生理想，還可望從作品得到傳遞機會。因此職業作家中少壯分子，更有不少對文學抱了一種遠大憧憬，心懷宏愿與堅信，來在艱苦寂寞生活中從事寫作的。非職業作家，更有不少人近中年，尚充滿試驗興趣，在個人所信所守觀點上，來繼續拿筆的。前者舉例如茅盾，丁玲，巴金，施蟄存，李健吾，曹禺……后者舉例如魯迅，徐志摩，佩弦，西林，廢名……這些作者的眼光，當然不在隨同流行趣味制造商品，可是卻因為作品可用商品方式分配，引起讀者的愛好與敬重，方有許多優秀示范作品產生。”（《沈從文全集》第17卷第291頁）我突然明白了：友誼，不僅僅是一種感情，還是一種信念，大家共同堅持的信念。在巴金的朋友圈里，那么多朋友，出身、地位、性格、興趣，每個人都不同，然而，他們能夠聚到一起，保持終生的友誼，并用自己的才華書寫了一段光輝燦爛的文學史，正是因為他們擁有一種共同的人生信念和理想追求。有了這根牢固的線，任風吹雨打，散了他們也會重新聚在一起。這些優秀的人啊，他們的行為和信念，也必將鑄就我們這個民族的文明之魂，給后人以不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