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史料，從來就不是一堆毫無生氣的發黃紙冊，文獻史料如何進入我們的研究程序，其中反映出來的恰恰是我們十分內在的‘文學史觀’。” 新世紀以來，中國現當代文獻史料研究成為新的學術熱點，文學史料問題，從根本上說，是文學史當代意識的深刻而特殊的表現。對七十年文學研究而言，現當代文學史料建設不僅有著壓艙石一樣的重要意義，并且刻不容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2019年9月2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二十世紀海內外中文文學”重點學科在北京召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工作坊。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武漢大學、四川大學、陜西師范大學、西南大學等高校及來自《新文學史料》雜志社的相關專家學者受邀與會并做主題發言。

工作坊為期一天，第一場由中國社科院現代文學室主任趙稀方研究員主持。陳子善以《史料研究幾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拉開研討會序幕，對包括新文學名著多次重印版本、名家稀見作品版本、文學期刊再版和重刊本等在內的版本如何認定，包括作家自己起草的、作家認可的紀錄整理稿和未經認可的紀錄整理稿在內的演講稿以及作家筆名如何認定等這些在新文學史料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問題重新提出討論，期待引起更廣泛的關注和討論。陳子善談到，我們歷來比較注重一些作品的初版本，但對除魯迅以外的現代作家同一作品各種不同版本的梳理工作，幾乎沒有人做。吳俊在點評中對陳子善的觀點表示認同，并且將論題從現代文學延伸至當代文學，提出在互聯網時代我們需要對自身的學科發展有一種危機感和前瞻性。

劉福春的發言主要集中在當代文學文獻的特殊性與整理難度以及如何為現當代文獻尋找合法性的問題。進入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不斷的政治運動為當代文學遺留下大量特殊文獻，劉富春展示了一些不規范的正式出版物、揭發批判文獻和檢討文件、紅衛兵詩歌文獻等稀有照片，他認為無論是作品還是批判文獻都構成了當代文學甚至中國文學獨特的風景，這類文獻不僅整理和利用的難度非常大，現當代文獻學科究竟怎么處理這種特殊年代遺留下的特殊文本，也是要需要我們研究的。《新文學史料》主編郭娟女士就此談到對史料研究中邊界和倫理問題的困惑，隨著史料向當代延伸，到底什么樣的史料能納入我們文學范圍內，如何對史料進行價值判斷，需要一個宏觀的理論把握。她同時吁請中青年學者著手搶救史料的工作，推進這一研究的有效展開。

王風的發言主要涉及現代文本的性質與文獻整理原則，他強調史料問題其實是任何一個學科都要面對的，現代文學并無特殊之處。文獻整理原則針對的是文本，而不是學科。現代文本跟古典文本的差異，關鍵在于書寫形式不同。他通過古今文本的變化觀察到，現代書寫中，分段和標點這兩種書寫形式的使用，對漢語文本的改變是決定性的。現代文本的校勘，嚴格說書寫形式應包含其中。不過作為具體操作，執行到何種程度，與文本對書寫形式的敏感度有關。

段美喬副研究員近年來致力于《日出》的版本研究，在發言中她圍繞《日出》的初刊本以及初版本27個不同印次的更替和延續問題，通過不同版本印次的對比發現文本及內涵的差異，并且提出“版次貴前，印次貴后”這個原則存在有效性的問題。趙稀方研究員在評議中談到版本研究有點類似翻譯研究，版本本身的改變其實是敘述的改變，史料本身有其獨立價值，但期待能夠提升到一個更大的理論空間去討論。

吳俊就當代文學專題史料的整理、編撰與研究問題發表了獨到的看法，從批評為主到史料偏重的這種當代文學研究生態的面貌變化，成為史料學轉向的突出現象。當代文學學科的建設與發展，必須建立在當代文學史料的系統性研究和整體性建設的學術基礎之上，對當代文學研究的學科重整成為學術調整的一種生態需求。因此，他呼吁建立當代文學批評研究的基本史料文獻系統，不僅在技術層面上需要小心謹慎，更重要的是必須強調學術共同體的價值觀，尤其是我們的學術道德和研究倫理。王風在評議中補充談到史料工作背后要有學術判斷，一個是對當下已有的資料，一個是預先保留，并再次強調文獻資料工作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和學術發展相互促進、良性循環的過程。

趙稀方研究員以《史料發現與香港文學重構》打開了現代文獻學的海外視角，獲取香港的史料相對困難，他正是從香港報刊中獲取了第一手的研究資料，通過查詢《循環日報》甄別了劉以鬯關于“香港文學的起點”的錯誤，通過《遐邇貫珍》追溯最早的香港文學，又發現了香港最早的文藝期刊其實始于《中外小說林》，而不是創刊于1928年被稱為“香港新文壇第一燕”的《伴侶》。正是趙稀方研究員這種扎根史料的實證功夫，帶領我們重返香港文學的現場，以重要發現改寫香港文學史。由于香港特殊的語境，我們不能以新舊對立來對香港進行文學史認識，而研究香港報刊可以給予我們一些很有啟發的思考。程國君從史料發現與文學史重寫視角肯定了趙稀方研究員的這種開拓性貢獻，并充分肯定了這種史料自覺和史料意識對于文學研究的價值與意義。

張武軍思考從報紙副刊探尋現代文學新的歷史敘述，“曾經風光八面、而今塵封于圖書館的泛黃的報紙與雜志，是我們最容易接觸到的、有可能改變以往的文化史或文學史敘述的新資料”。報紙副刊上的作家作品雖不以文學性見長，尤其是像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和一系列《民國日報》等更是如此，但它們卻和民國政治與社會歷史變遷密切相關。從這些報紙和副刊中，我們可以從多層維度去探究民國時期文學背后的支配力量，重溯文學發展變遷的運轉軌跡，如革命文學譜系的重構，《中央日報》《民國日報》副刊有大量革命文學的相關演說。總之，通過和社會政治密切相關的大的政黨報紙副刊，我們完全可以展開有關整個現代文學思潮和發展脈絡新的敘述，建構新的屬于中國自己的現代文學歷史敘述。陳子善表示期待后續研究中能挖掘出更多有價值的史料，并提醒到認為左翼作家就在左翼刊物上發文章實際上是個誤解。王風也提到，報紙正刊和副刊的意識形態傾向，并不一定是一致的，具體要看報社管理體制，以及副刊主持者的人際關系。

李哲副研究員通過討論一篇署名共青團清華大學委員會的文章《我們是怎樣引導學生學習的》來呈現研究過程中如何解讀1950年代主流報刊材料，進而探索歷史經驗與歷史材料之間的關系。薩支山研究員認為，一定要注意不能固化歷史經驗，某種程度上歷史經驗的解讀就是一種歷史敘述，應該在歷史的材料和歷史經驗當中保持一種不斷相互溝通甚至反駁的清醒。關于新文化運動的史料，大家都很關注。陸建德研究員獨辟蹊徑，提出不僅要看到呈現出來的史料，還要重視當時不同的聲音，比如章士釗和《甲寅》對新文化運動的質疑，要注意到那些材料背后沒有被呈現出來、“不說”的歷史圖景。

郭沫若的詩歌觀念或曰“郭沫若詩學”是中國現代文學史與詩歌史上被多方論及的重要課題，到今天為止，人們的研究主要還是以詩人特定時期的詩歌選集或文論選集為根據。李怡認為這有可能將充滿動感的觀念形態的東西固定化，而嚴重忽略了其中流動變化甚至包含著若干自我矛盾的因素，他從郭沫若《女神》詩集中失收佚作談起，結合選本與佚作的編輯增刪，綜合創作與理論的多重表達的追蹤，體察詩人更為完整與豐富的詩歌觀念，完整把握郭沫若早期新詩的可能性。郭沫若《女神》時期佚詩重要的文獻參考價值，即在于此。

作家崛起，社團出現，期刊網絡變化對于一個時代文學的發展作用巨大。程國君主要圍繞《新大陸》詩刊的創刊與發行，探討了其對于北美華文詩歌創作的重要意義和影響。他認為《新大陸》詩刊不僅開拓出華文詩歌的別樣的生產場域，而且直接推動了漢語現代詩藝術的發展，并由此可以推斷出北美華文文學詩的成就高于小說和散文的文學史格局。湯俏博士在評議中肯定了這一探討的重大意義。她認為，從這個角度進入北美華文文學研究，能夠清楚地看到華文詩歌在北美歷史的發展脈絡和進程。

做史料研究講究細而全，追求竭澤而漁、一網打盡，不過，就目前的狀況而言，似乎有過小、過細的傾向。對此何吉賢編審提出有必要關注現代文學史料中的“大/小”與“內/外”的問題。他認為當前的史料整理工作較為分散，多以個人承擔為主，研究者根據自己的研究對象和興趣從事某一個或者某類資料的收集和整理，這樣的好處是容易產生某方面的專家，但是難以形成系統局面，也難以與研究良性互動的格局，當然也不太容易推進史料學學科本身的理論化建設。他建議一方面應該把史料工作和學術訓練和研究工作結合起來，史料工作應該成為年輕學者訓練的基礎，另一方面應該整合資源，由相關學術組織機構來組織和資助做一些有規模的史料整理和出版項目，以為不同層次的研究奠定基礎。當前史料工作越來越與網絡結合，但數據庫和網絡資源比較分散，研究者使用不便，如果數據庫和網絡資源能進一步整合，也將為研究工作帶來更大的便利。關于史料工作的“內/外”問題，何吉賢提到了文學史料工作的跨學科問題，視野不能僅限于文學文本和作家生平，相關歷史和文化史料也應進行適當的補充和整合，另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是世界文學的組成部分，史料方面，也應突破國別的限制，重視搜集和整理散落在國外的相關中國文學史料，這將大大有利于現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的推進。

冷川副研究員討論的是一二八抗戰戰地報道團隊的構成及其寫作策略，分析了民族主義文藝運動骨干如黃震遐、萬國安、張若谷、曾虛白等人如何轉向戰地報道并取得實績，此為抗戰報告文學勃興之先聲，也為我們重新評價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對現代文學發展的貢獻提供了新的維度。方長安主要介紹了當下正在進行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新詩傳播接受文獻集成、研究及數據庫建設”的進展情況以及思路與方法；劉進才通過孔子形象書寫及演變研究，探討在歷史語境不同的政治文化環境下，孔子如何被文學書寫的話題；胡博副研究員通過還原平教會在河北定縣農民戲劇演出的實況，從文學的角度考察現代戲劇與農村民眾結合的經驗以及知識精英進入民間的途徑。何吉賢編審認為從演出角度討論定縣農民演出在戲劇史和文學史上的意義，是值得肯定的，如果能結合田野調查并注明表格的史料來源，將更有說服力。王芳博士主要以魯迅的金石收藏和相關文本為例來探討新問題與“舊史料”的關系，我們很有可能會發現有一些史料還沒有被利用或闡釋過，或者有一些史料之間的聯系也沒有被發現過，這樣就能賦予“舊”史料以“新”價值。張潔宇對此表示認同，她也認為史料工作的必要和重要的意義就在于提出和解決新的問題，就像魯迅并非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他在對歷史和史料的重釋中產生了新的思想，這對我們當下的史料研究也大有啟發。

工作坊最后由趙稀方研究員作閉幕總結。他談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后，隨著學術規范的確立和學科研究的深入，出現了所謂的“史料學轉向”，史料的價值愈來愈被重視。以前“搞史料的”不被重視，現在則被重新發現了。本次會議不僅在諸學科史料有很多發現，更重要的是對于史料學學科本身的研究，其結果是“現代文獻學”學科的構建，意義非常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