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上午，第六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舉行分組討論。中國作家網記者深入7個分會場，現場捕捉代表們在交流探討中最為關心的話題。當下多民族作家的創作思考與文學愿景，帶你一探究竟！

內蒙古自治區作協主席滿全提到的“多樣性、豐富性、差異性”，是很多少數民族作家所認同的文學理念，也是當下少數民族文學持有旺盛生命力的關鍵所在。

云南哈尼族作家葛布有著一樣看法：不同文化具有豐富價值，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同樣可以表達對中華文化的認同，這是每一個致力于書寫記錄本民族生活的作家的獨特價值所在。通過文學讓外界了解自己的民族是很多少數民族文學工作者的真摯心愿。

兩位延邊朝鮮族作家鄭風淑和安美英關注民族語言與譯介，鄭風淑希望設《延邊文學》增刊，將朝鮮族文學翻譯為漢語，使朝鮮族文學進入更多讀者和研究者的視野。安美英是《長白山》雜志主編，《長白山》自2013年起開始增設翻譯欄目，加強朝鮮族文學民譯漢的工作。她同樣希望朝鮮族作家能有更多學習和交流機會，讓朝鮮族文學走出國門。

在分組討論會場，能夠聽到作家們為挖掘和弘揚本民族傳統所作出的超越文學創作的努力。面對民族傳統所受到的沖擊，傣族作家喬麗對傣族文化一度產生過失語困境。直到十年前，她才找回自己的民族身份認同感，此后她的作品便一直記錄和反映傣族文化逐漸稀釋的過程。

“我是蒙古族，我的父親吃的就是民間文學這口奶?！?吉林省松原市文聯的額魯特·珊丹這五年來，花了大量時間撲在拯救民間文學的工作中。民族文學語言的流傳越來越淡，在她看來這恰恰是無比珍貴的。她堅信能從民間文學中找到語言本真的東西，這終將回饋到創作當中，成為她重新起步的力量。珊丹呼吁，作為少數民族文學作家，有責任和使命關注祖先留下來的寶貴的民間文學，珍視少數民族文學作家寫作的源泉和礦藏。

在不少分組討論中，少數民族作家是否應該用本民族語言創作和反映本民族人民生活的作品，成為討論的焦點。一些作家認為是否用母語寫作與講好中國故事并不相悖，并且不同語言的轉換使用往往會在書寫中生發新的文學特質——寧夏維吾爾族作家阿舍就在這種文化交融中汲取到不同語言的獨特印記，正是由于一些少數民族作家對漢語的把握還不夠嫻熟精巧，反而保留了本民族對天地水土、人情風物的感知與直覺，這種感知力所形成的天真樸素的新語感，給阿舍帶來巨大沖擊力，這大概就是作家阿來所說的第一母語與第二母語之間相互滋養的例證。

但也有作家強調書寫本民族題材和故事的重要性——景頗族作家梅何勒勐擔憂較少民族語言的消失，并且悲觀地表示這會是必然趨勢——“如果沒有國家大力扶持，較少民族語言可能消失得更快。這種情況下，用本民族語言書寫本民族故事，對保留民族語言和傳承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義?！?/p>

很多作家談及自己未來的寫作方向時，都說到要樹立開闊的大格局。吉林作協主席、朝鮮族作家金仁順將世界視野作為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最好的保鮮方式。交融和碰撞對文學藝術而言是一種淬煉，“就像窯變，通常能燒出超乎想象、令人驚嘆的瓷器。今天民族新生活的打開方式延展到世界各地，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絢麗多姿。文學作品的意義也不僅存在于文學本身，它所擁有的廣度、深度、融合度以及影響力，都是國際性的?！?/p>

此次大會上，少數民族網絡文學作家成為新生力量加入。姚笛接觸寫作之初，就是希望用年輕人容易接受的筆觸描寫苗族的生活方式，“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可能往往是外界感興趣的，呈現生活的這些部分，作家無形中承擔起一個橋梁的作用，差異性就是文學性。無論不同民族之間，還是不同生活方式之間，溝通與分享正是消弭隔閡的最好途徑。”信息化時代，網絡文學已經成為中國文化名片之一，以非凡的能量影響著中國文學的格局，因而身為蒙古族的網絡文學研究專家肖驚鴻會有這樣的感慨：“文學不搭上時代的媒介列車，終究會退回到自己的狹隘范圍里?！?/p>

蒙古族翻譯家哈森當初翻譯蒙古族文學作品《滿巴扎倉》最后的13萬字，僅僅用了16天時間，她說，“是文學的力量打動了我”。修訂云南文學志的時候，納西族作家和曉梅發現，云南文學是漢族文學和少數民族文化相互融合、促進的結果，如果不單列少數民族文學，無法客觀反映云南文學的發展狀況。無論站在哪里，面向哪個方向，少數民族作家都不應丟失的就是本民族的驕傲與自信。正如彝族作家馮良所說，當下文學創作場域中，少數民族作家具備地域經驗等先天優勢，也理應有信心寫出更多具備新鮮經驗的作品。

廣西土家族作家田耳最初寫作時并不愿強調自己的民族身份，總覺得“自己民族和漢族沒差別”，直到后來被評價“小說寫得怪，喜歡逆向思維”才讓他開始重新思考原因。最終他覺得：“正是血液里流淌著的民族基因，在有意無意地指引著自己的創作?！睋碛邢嗨平洑v的還有同樣來自廣西的瑤族作家馮昱。他的第一篇小說并不是以瑤族為題材，也沒有刻意追求民族差異性，但熟悉瑤族文化的人依然能從他的文字中感受到瑤族文化底蘊，這是一種天然的異質性。后來當他逐漸融入廣西作家群體，這種意識更加清晰了。

這種現象在分組討論會場不算少數，不少作家都經歷過“來自靈魂深處的召喚”這樣一種從自發到自覺的民族認同感。創作經歷成為他們對自己民族身份認同的過程，這種民族認同感潛移默化中影響著他們的創作，讓他們的作品跳出刻板印象，展現民族文化真正的內涵。正如在田耳筆下，湘西已經不是土家族、苗族生活的一個具體地方，而是作為故事發生地反復出現的“佴城”，是他構建出的屬于自己的湘西；而“魔幻現實主義” 一直是馮昱最初的小說風格，因為“居住在山林里的瑤族人，自古相信萬物有靈”。

民族文學理應著眼當下，講述真實生活，書寫正在發生的歷史，然而面對現實世界的復雜經驗，如何對駁雜材料進行甄別取舍，對作家無疑是一種考驗。“厚重的歷史拒絕浮淺的寫作，少數民族作家作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和民族觀十分必要”，蒙古族作家郭雪波說。

（采寫：中國作家網記者杜佳 虞婧 劉鵬波 鄧潔舲 李菁 周茉 馬媛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