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生于北京，光緒六年(1880)考中進士，任刑部主事、郎中等職。光緒二十一年(1895)，與康有為、梁啟超等成立“強學會”。光緒二十四年(1898)，因丁憂離職，應湖廣總督張之洞之邀，在兩湖書院主講史學。此后又歷任安徽提學使、布政使、巡撫等職。宣統二年(1910)，因病辭官。沈曾植在政治上屬于洋務派，推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在安徽任上時，大力興辦實業，開設工廠。他支持康有為變法，但又認為其行事過于激進。清帝退位后，沈曾植以遺民自居，寓居上海，號其樓為“海日樓”。

沈曾植很早便有從事學術研究的愛好和藉此經世致用的思想。他早年用力最勤的是關于遼金元史、四裔地理方面的研究，有《蒙古源流箋證》八卷，《元朝秘史補注》十五卷。他曾和徐同溥輯《漢律輯存》一卷，后又作《〈晉書·刑法志〉補》一卷。沈曾植的詩，被同光派詩人陳衍、王仁堪(可莊)、鄭孝胥(蘇堪)等奉為“同光體之魁杰”，有《海日樓詩》二卷，文《海日樓文集》二卷。沈曾植所著“雜說”之屬，有《海日樓札記》二卷、《東軒溫故錄》一卷、《潛究室札記》一卷、《護德瓶齋涉筆》一卷、《寐叟題跋》二集各上下冊。

沈曾植的著作正式刻印出版的少，未加整理刊行者尚多。1947年夏，沈曾植之子沈慈護將所存其父的有關書籍、書札等交與錢仲聯先生。“書名繁多，或數頁而止，短書雜札，往往書于帳冊之背或雜紙之上，雖標明為書，實不過未經整理排比之讀書筆記、簡端評識而已。”(錢仲聯:《沈曾植遺墨選·序》)錢先生客居于海日樓中，按《困學紀聞》、《日知錄》、《十駕齋養新錄》的體例加以編次整理，是為《海日樓札叢》，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年出版，1998年遼寧教育出版社列入《新世紀萬有文庫》再版。

《海日樓札叢》共八卷，卷一為經學，卷二為史學，卷三為域外史、輿地、姓氏、風俗、目錄版本之學;卷四為儒道、政論、術數、醫學;卷五為佛學;卷六為道教、回教、波斯教等;卷七是有關詩、文、詞、曲、樂律之學;卷八為碑帖、書畫之學。該書“雖此屬畸零匯輯之書，未足見寐叟學術之廣博弘大，然未嘗不可窺豹一斑”(錢仲聯:《沈曾植遺墨選·序》)，“我們在這里可以多少看到沈氏的一些思想傾向和治學方法，以及這一時期的學風和有關于哲學、歷史、地理、文學、藝術等方面的一些研究材料。”(錢仲聯:《海日樓札叢·前言》)

《海日樓札叢》體現出沈曾植深厚的經學功底與獨見。如“比興近易賦近書”條論《詩經》賦比興說:“《詩》之比興，辭近《易》。賦則近于《書》，于《風》偶一見，《雅》則全體相類矣。國史之言，本其所掌，本其所學，以為吟詠，而潔靜精微、疏通知遠之美，不期而與溫柔敦厚之情交發而迭起焉。”這里，沈曾植指出《詩》之比興近于《易》之卦象爻象，賦則近于《書》，有史學存真的意義。沈曾植認為國史在編著《詩經》的過程中，以其所掌所學進行加工，使得《易》之潔靜精微與《書》之疏通知遠，與《詩》之溫柔敦厚之情有相互發明、助益之功。

《海日樓札叢》講史地部分，每有卓見。如卷二“金史宗浩傳北方兵事”條，王國維在《萌古考》一文中的許多論點，他已言之在先。卷二“撒里部陀括里”條中，他敏銳地認定“陀括里”就是《元史》中的王罕脫斡璘，《秘史》中的脫斡鄰勒。錢仲聯先生指出，沈曾植“……考《魏略》的劭提，即《魏書·鮮卑禿發烏孤傳》的壽闐;《魏書·蠕蠕傳》的天山，即畏兀兒祖居和林川的天靈山;《隋書》的獘刺國即布拉特，阿得水即額爾齊斯河的下游，《新唐書》的室韋即索倫;《元史》欽察之地即喀山，會通河在金、元之際民間已自開運;指出《水經注》葉榆河的錯誤;雷翥海是里海而非鹽海，據道書以參證地志，知D、閩二地各有霍山都稱南岳;都是發前人所未發。”(《海日樓札叢·前言》)

沈曾植“博于佛學”(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二六)，1906年他出游日本，獲得《大藏經》全部，乃專心鉆研佛學，頗有心得。《海日樓札叢》卷五“證不可量”條謂:“《華嚴經》說:‘十地菩薩，一舉足證智功德，九地菩薩所不能知。’說者僅以不思議境視之，漫無著落，非入理談也。積土成山，積水成川，積巧成神，積善信美大而成圣，積信解行證而成佛。同此知見，積之久而慧異。同此功用，積之久而力異。”“十地菩薩”即佛。沈曾植匯通釋、儒，指出成佛極盡艱苦之能事，境界不同，其生命體驗自不相同，但循序漸進，安忍精勤，恒久不息，雖不成佛，也會有“慧異”“力異”的效果。

《海日樓札叢》中有關道教的內容亦有不少，涉及道教史考訂、《道藏》源流、道佛關系及道教與政權的相互作用等問題。卷六“陶隱居”條說:“張陵之法，擴于葛玄;葛玄之法，裁于宏景。自唐以后，宏景之道大行于世，偽鄙之儀，荒誕之說，浸以廢滅。”沈曾植指出自張道陵的五斗米道至陶弘景開創的茅山上清派，道教的民間色彩逐漸淡化，從而迎合了士大夫階層的精神需要。

沈曾植論詩頗具史家眼光，高屋建瓴。《海日樓札叢》卷七“史例治詩詞”說:“以事系日，以日系月，史例也。宋人以之治詩，而東坡、山谷、后山之情際，賓主歷然，曠百世若披帷而相見。彼謂詩史，史乎史乎!漚尹侍郎乃今復以此例施之于詞，東坡其乘韋也。”在沈曾植看來，詩詞未嘗不可以史例治之，通過對詩詞作系月系日的編輯，可使創作者個人的情感、經歷等得以清晰、完整的展現。

沈氏早歲精帖學，后來從包世臣那里悟得筆法，壯年嗜張裕釗，后由帖入碑，融南北書派為一體，“錯綜變化，發抒胸中之奇，幾忘紙筆，心行而已”(王蘧常《沈寐叟先師書法論提要》引金甸丞語)，論藝者許為大家。《海日樓札叢》論書畫部分，頗多精論。例如卷八“論行楷隸篆通變”條說:“楷之生動，多取于行。篆之生動，多取于隸。隸者，篆之行也。篆參隸勢而姿生，隸參楷勢而姿生，此通乎今以為變也。篆參籀勢而質古，隸參篆勢而質古，此通乎古以為變也。故夫物相雜而文生，物相兼而數賾。完白(鄧石如)以篆體不備，而博諸碑額瓦當，以盡筆勢，此即香光(董其昌)、天瓶(張照)、石盦(劉墉)以行作楷之術也。碑額瓦當，可用以為筆法法式，則印篆又何不可用乎?”在沈曾植看來，各種字體如行、楷、草與八分、隸、篆，都有一種相通的精神氣質，可以通過調和而變化生新。

沈曾植以乾嘉考據學的治經方法，承續道咸邊疆輿地之學，又綜覽百家，試圖通過對傳統學術的系統清理，校訂史文，闡釋有關人事、地理、名物和制度等，以期達于經世致用，這是完全值得肯定的。他因考據而求通識，故常能慧眼獨具，作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作為有著多方面學術成就的一代國學大師，沈曾植當受到更多的關注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