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來我們對經典的閾定往往是遵循著其“當下的時代性”和作品的“現實意義”的標準入史的，這樣的遴選標準是否可靠呢？這是一個問題，既新又舊，卻是一個歷史形成的理論心結。

人們總以為經典是靠著長期的歷史積淀就可以鑒別的，我以為這一點只是其中一個元素而已，作家作品，尤其是長篇小說，活在未來的時間里固然是一條至關重要的標準，但更重要的則是它必須活在歷史之中，活在當下之中，也就是說，歷史、當下和未來這三個時間維度是衡量作品是否經典化缺一不可的三個審美元素，但是，需要說明的是，更重要的元素是，在這三個時間概念之中，它又絕不是單純的時間意義，它涵蓋的人文哲學內涵和意義都潛藏在作品其中。用西方文論中的“當代性”的概念來說，“當前共存性”是“使歷史、現在甚至未來并存于當下，并存于我們活著的當下。”[引自《西方文論關鍵詞》（第二卷），以下引文相同]所以，這個“當下”的指向既是一個時間的概念，同時，也應該是其作品內涵和審美的終極指向存活時間長度的概念所在。也就是說，活在當下的時空當中，無論是創作還是批評，如果僅僅就是被種種時代的某種因素所左右，則并不是衡量其作品永恒生命力的標準，“活著”是永久的，而不是時間長河中某一個時代的“瞬間性”時刻。

由此，我想到的是當下最暢銷，卻又不被主流意識形態看好的余華的《活著》。無疑，作品的內涵指向是符合時間維度上的三元素的，但是，它能否成為未來不朽的作品永遠“活著”呢？正如伊萬諾娃所說的那樣：“持續當代性才是真正的當代性。”這個原則，恰恰又是原則上符合馬克思主義對文學藝術衡量標準的，那就是：“人性的、歷史的和審美的”三元素。以此來衡量和檢視共和國70年來的經典化作家作品，我們是否需要重估呢？能夠在歷史、現實和未來的時間維度上充分展示出它永恒的“活著”的作品會是哪些呢？

無疑，有些作品只能活在歷史中；有些作品只能活在當下；有些作品可能會活在未來（這是死去作家的榮幸）。還有的作品能夠活在另外兩個時間維度之中，那也就是了不起的作家作品了：即或活在歷史和當下之中；即或活在當下和未來之中；即或活在歷史和未來之中。以此來衡量共和國70年的創作，尤其是長篇小說創作，也許就顯得十分殘酷了，能夠全面符合表層（時間維度上的）和深層（作品內涵維度上的）雙重標準下的作家作品，就十分難以遴選了。如果是不用那么嚴格的標準來衡量，也許像《活著》的作者余華在其90年代的《活著》修訂本中已經有了一些意識的自覺，他是想把歷史、當下和未來的時間在作品中串聯起來，以求達到將一種“歷史的必然”融入對當下“時代性”的解構之中，終極目標就是想讓自己的作品永遠“活著”，活在歷史和未來的世界之中。這樣的作家當然也還有，像王小波那樣特立獨行的作家，他沒有活在他生前的“當下”，屬于不是那種符合“我們的時代性”的另類作家，但是，他的作品卻屬于他肉體死亡后的“未來”，僅此一項，他的作品仍然“活著”，活在他生后的N個時間段的河流之中。我無法預測他的作品存活的時間，但是我知道它的生命力是頑強的，就像魯迅作品那樣延綿不朽，只有這個時代徹底改變之后，他的作品的生命力才逐漸減退。

當然，在那些肉身已經逝去的作家之中，《白鹿原》與它的作者一樣“活著”，他們“活著”的理由在哪里呢？用“當代性”的標準來檢驗，就是作品所具有強大的“真理性”：“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當代性具有其他任何性質無可比擬的優先性。不是歷史優先于當代，不是未來高出于當代，恰恰相反，當代使歷史成為真理，當代使未來成為現實。因此，當代性總是優先考慮為現實性、真理性。只有當代性才具有能動的知識描述，一切知識的描述都需要通過當代性得到重新描述，得到重新評估。”無疑，只要我們能夠獲得這種“重新描述”和“重新評估”的權力，并具備知識的儲備，我們才能在“真理性”的條件下重新遴選那些可以活在歷史、現實和未來時間長河中的所有符合文學史“人性的、歷史的、審美的”“真理性”標準作家作品。

因此，我們看一個作家是否能夠“活著”的標準，只需看他的創作主體中有無那種“我存在”的意識，不管他是“有意后注意”還是“無意后注意”，只要有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的主體意識統攝作品，那就是將作品置于“生命的存在性”之中了：“當代性含有生命由出生并延續到終點這一時間段內‘活著’的意義，換言之，即與消亡的相對應。當代性意味著‘活著’，而與‘我活’及‘我存在’這個概念相反的則是‘過去’和‘未來’。這樣，當代性意味著‘我存在’。”在此，我要進一步強調的是，在這里，“當代”與“過去”“未來”并不是時間意義上的概念，而是在人文哲學意義上的“生命存在性”的命題，正是在這個維度上，它是我們的作家最稀缺的精神高度。它也是哲學內涵的“當代性”與我們一再倡導的所謂“時代性”和作品的“現實意義”概念截然不同的人文內涵與外延。所以，我們這里所說的“當代性”是那種“朝前看的當代性”，亦即是擺脫當下一切思想約束的作家主體性的“當代性”，是一種我定義的那種“超越現實世界的當代性”，惟此，我們才能進入真正的“當代性”中去尋覓那種經典化的作家作品進入文學史的序列之中。同理，作家主體只有真正獲得具有“真理性”的“當代性”的時候，他才能進入“歷史、現實和未來”的時間維度之中，才能真正活在創作自由的王國之中而活在時間與思想的永恒之中。

2019年10月22日7：30—10時匆匆草于南大和園

【作者系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