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為“新中國?新經典”這個欄目寫文章時，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結果出來了，這一屆茅盾文學獎授予了《人世間》《牽風記》《主角》《北上》和《應物兄》。這些獲獎作品能否成為當代文學的“新經典”呢？我想恐怕還沒有人敢拍著胸脯作出肯定的答復。因為經典不是可以由任何一個文學獎來宣布的，即使這個獎具有極高的權威性。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一個具有極高權威性的文學獎對于文學作品能否成為經典將發揮重要的作用。回顧歷屆茅盾文學獎所評出的四十余部作品在讀者群、圖書市場以及專家的文學史敘述中的變化，就可以看出，是茅盾文學獎將不少優秀的當代作品帶上了經典化的快速車道，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塵埃落定》《秦腔》《蛙》《長恨歌》《無字》，等等。這說明了一個問題，新經典的產生，不僅需要作家的努力，也需要有一個經典化的過程。作家寫出了具有經典潛質的優秀作品，通過經典化過程，把作品的經典潛質充分彰顯出來，其經典的地位才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可。中外文學史上不乏這樣的例子，有些具有經典潛質的作品因為沒有得到經典化而被埋沒在浩瀚的文學海洋中。

文學經典是經過時間的淘洗，經受了社會和讀者等各個方面的考驗，自然形成的。這個淘洗和考驗的過程就是一個經典化的過程。當代文學作品與古典文學的區別之一，就在于當代文學還沒有完成經典化。經典化是一個復雜的文化行為，應該把作家的創作、批評家的批評，以及整個社會的文學生產和文學消費，都看成是經典化過程中的必不可少的元素。文學評獎制度顯然也是一個重要元素，它會以自己的方式影響文學作品的經典化。二十世紀80年代是一個熱衷于創新和突破的年代，西方現代派成為作家們爭相效仿的新文學樣本，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不是茅盾文學獎對現實主義文學的偏愛，也許就會將《平凡的世界》這樣的優秀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遺漏掉。路遙是新時期成長起來的年輕作家，他對當時的文學環境應該有所感知，但他并不被新奇的文學觀念所煽惑，而是能夠在文學觀上保持淡定和堅守，這同樣也很不容易。因為創作實踐中的現實主義出了問題，并不能說明現實主義本身就必須拋棄了，現實主義還有沒有生命力，這同樣需要作家通過自己的實踐來證明。路遙就寧愿做這樣一名作家。這正是路遙的可貴之處。路遙在文學上有自己崇拜的對象，他的崇拜對象就是同為陜西作家的柳青，他不僅認同柳青的創作方式，更認同柳青對待農村和農民的立場和態度。他構思《平凡的世界》時，應該是想到了柳青寫《創業史》，他也希望自己能像柳青那樣，去寫一部反映農村現實的史詩性的作品。路遙堅守了自己的文學立場和文學理想，他也通過自己的奮斗，證明了傳統現實主義仍然具有生命力。但是，在當時的“西風勁吹”的大潮下，《平凡的世界》出版后并沒有受到好評。茅盾文學獎此刻卻能堅持自己的宗旨，肯定了《平凡的世界》的現實主義文學品格。顯然，茅盾文學獎對于《平凡的世界》的經典化起到了提速的作用。

在我們呼喚文學新經典的時候，關注一下我們的社會是否為文學作品經典化建設起一個良好的文化環境，還是很有必要的。

在當代文學的生態環境中，一直彌漫著一種非經典化、去經典的思潮，人們對于當代文學，熱衷于做的就是摧毀和破壞，從來不認為建構當代文學的經典是當代人應當做的事情。我在大學從事現當代文學的教學，對這一點感觸尤其深。依我的看法，人們到大學來學習，首先就是要學習經典。當代文學專業就應該學習當代文學的經典。否定經典的社會時尚對當代文學的沖擊最大。那些學習期間的必讀作品一個個被宣布不是經典了，這也真讓我們教當代文學的老師惶惑不安。經典都不存在了，我們還有必要在大學里設置當代文學專業嗎？當然，經典化過程本身就包含著質疑與否定，有些文本一度被認定為經典，但在歲月的淘洗下最終被證明還沒有經典的含量，自然就要被淘汰出局。特別是中國現當代文學是在一個非常政治化的時代下走過來的，經典化過程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太大，特別是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影響甚至會左右經典化的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外在因素逐漸衰落，真正的經典也許才會水落石出。也就是說，經典始終處在一個動態變化的狀態之中，在“建構——解構——再建構”的過程中一再地確認自己的身份。所以基洛里在為《文學研究批評術語》撰寫“經典”條目時，也特別強調了經典的動態性，他寫道，經典是“這樣一個歷史事實，經典中不斷有作品添加進來，與此同時，其他的作品又不斷地被抽去”。但是，必須承認，經典的動態性和不確定性是與非經典化和去經典化完全屬于兩種思維方式，不應該混為一談。盡管當下的非經典化和去經典化的思潮帶有對過去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左右經典化的歷史的一種反撥，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完全認同非經典化和去經典化的思維方式。因為這涉及到我們應該以什么樣的姿態和方法來進行文學批評。

我以為，文學批評家不僅要有經典意識，而且也要有經典化意識。文學批評最根本的功能就是制造經典。文學批評的過程就是經典化的過程。在當下，文學批評仿佛成為了一個最污濁的詞語，一方面，文學批評家不好好呵護它，他們用自己的不負責任的批評行為給這個詞語涂抹上污濁的色彩；另一方面，文學批評越來越成為媒體時代的賤兒，它可以隨意地“被”丑化、“被”辱罵、“被”作為一些社會問題的遁詞。所以在當下的文壇，作家是最看不起批評家的，你要去問作家，你讀了評論你的作品的文章沒有，十個作家有八個會以一副不屑的神氣對你說：“我從來不讀評論文章的。”但我猜想，作家們從內心來說，仍然是希望從文學批評中獲得靈感的，他們不過是因為當下的文學批評變得非常世俗，他們想以拒斥的態度表示他們與這種世俗化的批評劃清了界線，以顯其仍保持著清高。以我有限的了解，我覺得大多數的作家私下里還是很認真地對待文學批評的。我記得有一年在福建參加一次文學研討會，會上既有文學批評家，也有作家。李建軍發言時尖銳批評了莫言，莫言就在會場上，針對李建軍的發言他也進行了反批評，關于這場爭論的具體內容不去說它，重要的是這個事件后來引起媒體的極大興趣。有的記者也以此問莫言如何看待李建軍對他的批評。莫言說：“我更多的是從我個人的角度來反思自己。首先，我覺得像我這樣一個寫作了二十多年，已經五十多歲的人，在聽到批評，哪怕是尖刻的批評的時候，還是應該保持一種冷靜的心態。批評家對我的作品的藝術方面的批評我可以爭辯，我有反批評的自由；至于涉及到人格和道德方面的批評，這個就沒有必要辯解，更沒有必要反詰，而是應該反思，應該警惕，應該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應該保持這么一種心態。”“這場爭論讓我非常冷靜地考慮了自己今后應該以怎樣一種真實的、不虛偽的態度來對待批評，應該用善意去想批評家，不要把別人的意圖往壞里想。不管問題提得多么尖刻，不管批評多么粗暴，都應該從善處去想，都應該從自身來找問題。”在這里，我既欣賞李建軍的直率的批評，盡管當時我并不完全贊成他的一些觀點；同時也欣賞莫言對待否定性批評的寬容姿態。事實上，一個作家與一個批評家的關系如何并不重要，他們之間也許是朋友關系，也許是“敵我”關系；也許是和氣一團，也許是劍拔弩張。但關鍵是整個社會的批評生態應該是健康良好的，是有序循環的。只有在這樣一種良好的批評生態中，各種聲音都能夠被容納下來，都能夠轉化為一種經典化的努力。現在我們最缺乏的就是這樣一種良好的文學生態環境。

20世紀被韋勒克稱之為“批評的時代”。20世紀的確也是文學批評特別風光的世紀。從馬克思主義學派、新批評、精神分析學派到結構主義、解構主義、新歷史主義，一批又一批的批評團體紛至沓來，聲勢逼人。而20世紀以來現代主義的文學經典之所以能夠如此迅速的占據歷史舞臺，大放異彩，完全蓋過了古典文學經典的風頭，就因為20世紀以來文學批評在經典化過程中的積極自覺的行動。更有必要指出來的是，文學批評不僅為現代主義文學經典的生成作出了巨大貢獻，而且也讓批評自身生成了現代主義的思想經典。在今天這樣一個娛樂化的時代，文學批評的風光不再，但“批評的時代”余韻尚在，文學批評應該在當代文學經典化的過程中有所作為。

【作者系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