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的誕生必須經過讀者、評論家與時間的檢驗，是一個長時期的產物，現代文學中的“魯郭茅，巴老曹”，當代文學中的“三紅一創，保山青林”，都是在歷史中形成，并經過時代的數度變遷，才奠定了其在文學史上的位置。有的經典甚至是事后才被追認的，比如陶淵明、莎士比亞，在他們生活的年代并不受到重視，而在他們去世數百年后，才被確認為經典，宇文所安論杜甫時也談到，杜甫在同時代人眼中并不特別突出，只是宋朝以后歷代詩人都學杜甫，杜甫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才達到“詩圣”的位置——因為杜甫成了詩歌審美的最高標準，或者說杜甫是他們詩歌教養的最重要來源。哈羅德?布魯姆談“西方正典”是在后現代思潮的沖擊下，想要重申西方文學核心經典的價值，艾略特談“傳統與個人才能”，則強調個人對傳統的繼承與重新發現。但是在今天，我以為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更重視19、20世紀的經典，而對新世紀的新質理解得尚不夠深透，尚沒有誕生足以代表新世紀的新經典。

20世紀的前20年，已經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十月革命等影響人類命運的歷史大事件，已經產生了卡夫卡、普魯斯特、喬伊斯等現代主義文學大師，中國已經發生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歷史性事件，也已經出現了魯迅。但是21世紀的前20年，除了“911”、伊拉克戰爭等之外，并沒有發生改變整體世界格局的大事件，基本延續了20世紀末的政治經濟文化秩序，可以說這是人類歷史上少有的“平靜的世紀”，但這又是一個飛速發展劇烈變化的時代，全球化與中國崛起正在緩慢地改變著整個世界，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生物工程等新科技的突飛猛進，也在改變著人類的日常生活及其對未來的想象，在這樣的時代，文學何為，經典何為？或者說，我們這個時代能產生什么樣的新經典，什么樣的新經典才能與我們這個時代相匹配？在這樣的視野中，我們可以說迄今為止，新世紀文學并不像20世紀文學那么富有創造性，也不像19世紀文學那么深刻與遼闊，除了19世紀與20世紀文學的影響，我們甚至很難清晰地辨識出新世紀文學新的特質，也尚沒有產生足以顯示文學光榮與偉大的大師級人物，即以最受矚目的諾貝爾文學獎為例，除了極少數人之外，新世紀大多獲獎作家并不能與19、20世紀的文學大師相提并論。相對于19世紀文學的深沉厚重，20世紀文學的流派紛呈，新世紀最初20年的文學顯得頗為平靜，缺乏應有的革命性與創造性，我們似乎仍生存在20世紀文學的延長線上，而并沒有開辟一種新紀元。

21世紀不同于20世紀，對于中國來說尤其如此。20世紀中國深陷在民族苦難與社會危機之中，只是由于中國革命的成功，中國才擺脫了被殖民的命運而獲得獨立，只是由于改革開放的成功，中國才從一窮二白逐漸走向富強，20世紀中國是一部民族苦難史，也是一部民族奮斗史，其苦難之深重與奮斗之輝煌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新世紀的中國卻并不相同，伴隨著崛起的步伐，21世紀的中國正走在民族復興的偉大征程上，2008年奧運會，2019年中美貿易戰，是這一進程中的兩個時間節點，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的發展必將更加輝煌燦爛。置身于這一偉大進程之中，我們要有創造新經典的雄心與勇氣，但是要創造新經典，我們要對中國的獨特性與我們這個時代的獨特性有著清醒的認識。

說到中國的獨特性，因為我們置身于中國的日常生活中，似乎很難清晰地加以把握，但是相對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中國的確是特殊的。中國的獨特性在于中國是一個綿延五千年的文明體，也在于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五千年的文明史既是中國的巨大負擔，也是中國的寶貴財富，在與現代性遭遇的初期，中國因其歷史負累屢遭挫折，不僅傳統的“朝貢體系”崩潰于一旦，更是遭遇了八國聯軍、日寇侵華等幾近亡國滅種的巨大危機，但中華民族以深厚的凝聚力與頑強的生命力渡過了諸多危機。而在新中國成立后，傳統文明的巨大優勢開始顯露出來，中國的獨特性也開始顯現出來，這一點在今天我們可以看得更加清晰，那就是中國不是西方文明的“學生”，如同日本、韓國那樣，也不是蘇聯的“學生”，如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那樣，中國始終是中國自己，中國可以借鑒西方國家的思想，可以借鑒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但中國始終走在自己的道路上，中國始終沒有丟失自己。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獨特的，中國革命成功，走的是獨特的“農村包圍城市”道路，新時期以來，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又創造性地提出了改革開放，在90年代初的蘇東劇變中不僅沒有被沖垮，相反在其后的發展中顯示出了強勁的活力與生命力，此后中國共產黨人又提出并創造性地解決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關系、社會主義與全球化的關系、“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一系列理論與實踐中的難題，可以說當今中國不僅探索著社會主義的未來，也在探索著人類的未來。

我們這個時代也是獨特的，這不僅在于我們正處在走向民族復興的偉大時刻，而且在于我們處于一個飛速發展劇烈變化的時代。在日常經驗中，我們就能感知到，現在的鄉村已經不是20年前的鄉村，現在的城市也不是20年前的城市了，現在的中國不是20年前的中國，現在的世界也不是20年前的世界了。在如此劇烈變化的時代，個人的生命體驗有什么特點呢？那就是一種強烈的“歷史中間物”意識，我們強烈地感覺到，我們所習慣的生活已經發生變化，并將會繼續發生變化，或許“我們的時代”終究將會過去，我們眼前的世界終將演變成一種讓我們感到陌生的模樣，但是我們的生活經驗與生活方式，并不會因為終將消失而失去價值，它們將作為歷史進程的一部分而永存史冊，也將作為我們的回憶而永存心底。新時代的經典正來源于對我們這個時代獨特性的把握與書寫，經典作品既植根于時代，又超越時代，可以將我們的時代經驗與情感結構永存于人類的文學史上。

我們這個時代已經不是狄更斯、巴爾扎克、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19世紀，也不是卡夫卡、普魯斯特、薩特、馬爾克斯的20世紀，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已不是《紅樓夢》《水滸傳》時代的中國，也不是魯迅、柳青、路遙時代的中國，但我們這個時代卻比19、20世紀更加復雜，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經驗也比傳統中國與20世紀中國更加豐富，在我們這個時代，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的矛盾更加激烈更加內在化，“人類命運共同體”“后人類時代”等新命題層出不窮，在這樣的時代，是否能夠創造出新經典，以凝聚新的人類經驗與人類情感，既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也是一個巨大的誘惑。要創造新的經典，當然要學習、借鑒19、20世紀的經典作品，但僅僅學習是不夠的，沒有一部經典是因為像另一部經典而成為經典的，《紅樓夢》不同于《金瓶梅》，托爾斯泰也不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就在于其獨創性，而這種獨創性來源于作家生命體驗的獨特性、思想的洞察力，以及藝術上的創造性，說到底最終來源于作家對時代與生活的獨特觀察、思考與表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說“生活是創作的唯一源泉”。但僅僅有生活也是不夠的，僅僅有源泉并不能自動形成藝術，從生活到藝術，需要思想的穿透力與藝術的造型能力，需要作家付出艱辛的思考與創造性勞動。正如19世紀的俄羅斯文學、20世紀的拉美文學爆炸一樣，我們期待中國文學在新時代能夠創造一批新的經典作品，能夠創造一個世界文學的中國時代，我們不僅要講述新的中國故事，而且要講述新的人類故事，只有這樣，才能將中國的獨特性與我們這個時代的獨特性充分展現出來，才能凝聚民族復興時代豐富復雜的中國經驗與中國力量，才能讓中國人的文明與傳統、價值與道路超越“特殊性”，而在與其他文明的交流碰撞中形成一種新的“普遍性”，為人類的發展開辟一種新的未來。

【作者系《文藝報》新聞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