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7日晚上，在歐洲斯洛文尼亞的首都盧布爾雅那市的一個小劇場里，正在上演著一場由當地大學師生表演的戲劇。編劇是斯洛文尼亞盧布爾雅那大學教授、漢學系主任羅亞娜女士，她同時兼任這部戲劇的歌曲演唱、樂器演奏和角色配音。整部戲主要在莊子、卡夫卡、弗洛伊德、齊澤克甚至美國總統特朗普人夫人梅拉尼婭（她是斯洛文尼亞人）等人物之間展開。戲劇穿插了演唱、舞蹈等形式，以對話的方式把莊子和其他戲劇角色的思想碰撞呈現出來，表演過程中現場外國觀眾常有會心一笑的反饋。當天早晨在學校還看到另一出關于老子的戲劇宣傳，我不由感慨：以莊子、老子、孔子等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文學經典，好像并沒有經過自覺的組織化或者商業化推廣，卻以最自然的方式成為中國文化在海外傳播范圍廣、影響程度大、接受效果好的經典作品。

這一事實對于我們反思包括當代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化“走出去”，反思當代文學的經典化，甚至反思自己的文化態度都有很強的啟迪作用——真正的文化經典都是作品靠實力在時間的耐心澆灌下自然生成的。多年的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經驗也讓我越來越相信：有生命力的文化成果并不需要人為組織化的宣傳，沒有實力的文化成果一旦停止了人為制造的“假高潮”，大歡喜終究會變成大寂寥。

文學的經典化是一個和時間、范圍、標準有關系的復雜過程，但整體來說離不開歷史化和國際化這樣兩條基本的路徑。我想側重從國際化的角度，在簡要梳理70年來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基本事實與經驗基礎上，向各位專家、同行們請教中國當代文學及其經典化的一些基本問題。

一、70年來新中國文學海外傳播概況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已經有70年的歷史，期間累積了成體系、多語種的譯介成就。但和這種傳播實績相比，從客觀形成的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資料來看，寬松的標準也至少落后30年，嚴格的標準則落后50年以上。這一點，從莫言獲獎之后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爆發”式的增長也可以得到反證。

根據我們對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資源中心的數據統計，二十世紀以來包括港澳臺在內有海外譯介信息的中國作家數量大約是430多位，作品翻譯和海外研究數量都超過5篇以上者約31位，翻譯或者研究之一超過5篇以上者15位，加上近兩年異軍突起的閻連科和劉慈欣2位，新中國成立以來，大約有48位翻譯和研究相對突出的大陸作家。在這48位作家里，改革開放以來成長起來的重要作家和詩人有43位，基本也是進入了各類中國當代文學史的作家，改革開放之前的作家有趙樹理、胡風、浩然等5位。

和當代作家作品這種傳播實績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內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的另一組數據，據保守統計（實際會更多一點，但不會改變基本比例），各年代相關的文章數量大概是：50-80年代發表的涉及海外傳播的文章約6篇，90年代約12篇，2000-2012年前約45篇，2012年約56篇，2013約70篇，2014年約120篇，到現在累計至少達800篇以上。

結合2008年以來至2018年教育部、國家類課題，相關圖書，以及我們課題組近十年來積累的各種海外數據庫、專家資料、期刊資料和相關成果來看，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及其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即20世紀50至70年代的意識形態化期，八九十年代的混雜過渡期，21世紀以來的常態化和多元化時期。就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來說，21世紀以來又可細分為兩段，2000至2012年是該領域的自然發展期，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則進入到自覺爆發期。

盡管國內的研究這些年很熱鬧，但其實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接受整體上很邊緣化，影響力十分有限。即使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或者其他國際文學大獎，于大局不會有實質性的影響，只會較好地帶動作家本人的海外接受狀況。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地理特征方面會形成兩個中心圈。一個是發達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如法國、德國、英國、美國等；另一個是東亞文化圈國家，如韓國、日本、越南等。相應的會形成當代文學海外傳播另一個基本的翻譯規律，即只要在英、法、德三個語種獲得成功的作品，也很容易在其他語種獲得更大范圍的傳播。

同時，實力作家的作品往往會持續被譯介，數量多、語種多、再版多、評論多，獲獎機會也多，甚至現場宣傳時來的觀眾也多，這些作家往往也是經得起時間檢驗、在國內被經典化了的作家。我們有必要打破一個習慣的認識誤區：翻譯只是流通環節中最重要的因素，而能否創造出優秀的文化作品才是制約當代中國文化能否“走出去”的關鍵所在，這也是為什么首先強調中國文學作品實力的原因。

二、作為方法的海外傳播研究2009年我剛去德國波恩大學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接受研究時，直到2012年莫言獲獎之前，經常會被包括文學圈內的同行問到一個問題：為什么要到國外研究中國當代文學？這個問題還可延伸轉化成另外幾種常見的說法，比如有必要關注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嗎？在不了解海外信息來源內幕情況下所做的海外傳播研究是否有價值？海外傳播是否意味著我們太在意外在的價值肯定？海外傳播似乎更像一種“迎合”性的研究，它對現當代文學學科有什么新的貢獻？事實上，我們必須承認，海外傳播及其研究在國內的主流學界仍然是邊緣性的附屬研究，在批評現場更多、更快、更好地發聲才是當代文學研究的主戰場。

中國的文學經典確實并不需要外在加冕的形式來確立，但也沒有哪個作家會拒絕來自世界范圍的閱讀和承認。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雖然相當程度上與國家文化“走出去”戰略出現了某種歷史發展的巧合，確實是中國重新進入世界新秩序后在文化想象與構建方面的一種關系折射。但這種折射有其深刻的歷史邏輯：它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緩和了“主權”“生產力”的現代性焦慮后，開始緩和“文化”焦慮的表現；是20世紀中國經歷了兩次“西學東漸”之后開始全面文化反哺的新動向；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學在融合世界和繼承傳統過程中對當代中國經驗重新確立的新探索。它也是當代中國文學創作、出版、交流、教育日益國際化必然的學科發展趨勢；更是中國學術力量、尤其是人文學科避免被海外學者“代言”，在國際學術界發出自己聲音的必然選擇。

“在世界中經典化”是我在十余年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過程中，漸漸形成的一種當代文學研究觀念與方法。

統而論之，這種觀念與方法對之前最大的改變在于：我們對當代文學的觀察和對話范圍不再僅僅局限于漢語材料的邊界，隨著視野、材料的擴大與跨界，自然也會跳出傳統當代文學批評與研究形成的一些窠臼和局限，在避開了某些行業積習與套路的同時也會發現新的問題和角度。而以“對象統一”的原則和立場去觀察海外對中國文學的評論與研究時，更容易比較海外意見與國內批評及個人研究之間，從意識形態到美學觀念的差異性與共通性；幫助我們更好地思考當代文學能否以及如何進入世界經典化的體系。

具體而言，海外傳播研究同樣也會以細節的方式展示出中國不同作家作品在不同民族國家之間細膩的文化折扣與誤讀現象；會呈現翻譯、出版、宣傳、獲獎、評論等各個環節豐富的當代世界文學生態。事實上，對于近年來興起的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領域，我本人更傾向于把它看成一種視角，甚至是一種方法。我將之高度概括為以下十六個字：對象統一，各歸其所，跨界融合，和而不同。這種觀念與方法其實同樣適用于所有涉及海外傳播的學科，比如哲學、歷史、電影、音樂等。

作為方法的海外傳播，對于任何一個相關學科或者研究對象而言，都有幾個無法繞開的基本問題要解決：其一，海外有哪些相關的研究對象？這是基本的傳播事實，是整個研究的基礎和起點。其二，這些研究對象在海外有什么樣的反饋與評價？這是傳播以后的接受反應，是相關研究的細化與深入。其三、海外的視角和國內研究之間構成了哪些新的問題、挑戰與啟示？這是海外傳播研究的目標和意義所在，針對不同的學科和研究對象，可以分化出許多具體的討論問題來。

海外傳播及其研究其實和當代文學的批評與研究沒什么本質區別，只是把同一研究對象擴大到更大觀察范圍，對研究者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但它從當代文學批評、史料、文學史寫作、問題意識、學科邊界等各方面對傳統當代文學研究進行了補充和拓展。國內當代文學面對的一切問題及意義，同樣也會出現在海外傳播研究領域。只是海外傳播視角的介入讓當代文學的舞臺變得更加廣闊，孕育著更多生動鮮活的可能性，因而也更熱鬧和好玩。

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研究目標或者價值在于：它要回答當代文學由“中國經典”成為“世界經典”涉及到的相關國際化問題，比如不同民族國家的文化、制度、文學審美標準等差異帶來的挑戰等，在探討作家作品海外傳播差異性的同時，回答清楚當代文學能否以及如何進入世界經典化的體系。

根據對20世紀以來四百多位中國作家海外傳播與接受資料的梳理，我們在大量案例研究的基礎上總結了判斷當代作家作品海外影響力，或者說是否在世界范圍內開始其經典化的八條主要參考標準，分別是：一、是否有翻譯傳播，二、是否多語種翻譯傳播，三、是否有一定重譯率，四、是否有一定研究數量，五、是否有權威的研究，六、是否是文學角度的研究，七、翻譯和研究是否有持續性，八、研究或者接受意見是否具有廣泛性。

只有當一個作家作品同時具備了以上條件時，才意味著他形成了無法否認的客觀影響力，自然也開始了其世界范圍的經典化歷程。用這個標準去比較當代著名作家，如莫言、余華、蘇童、格非、賈平凹、王安憶、劉震云、鐵凝、閻連科、殘雪、遲子建、畢飛宇、李洱等，每個人都有一個“歷史化”和“國際化”交叉互動，不斷經典化的歷程。這些作家大多已經完成了國內“歷史化”篩選，獲得了相當程度的認可，但若從世界維度的經典化角度看，包括莫言在內仍然有很長的路程要走。而我們需要的，只是一點個人的、文學的、國家的耐心。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