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作品自從開始進入文學史的那一刻起，就在持續進行著經典化的動作，經典意味著封神。從新時期的長篇小說來看，以《平凡的世界》《古船》《白鹿原》這類宏大敘事為例，他們幾乎成了當代長篇小說的經典范式。我們會看到一種組織宏大、事件駁雜的文本世界，它們在微末起點達到歷史真實的路徑上，在家庭與宏大歷史之間不停交換能量與符碼的敘事方式之誕生。這種敘事方式幾乎構筑了當代文學中長篇小說的基本形態，至少有兩三次波折和事件的革命歷史、改革的歷史，有幾個同一空間中不同的家庭組成敘事的起點，然后把他們拋擲到大時代的波瀾中經歷沉浮和淬煉。

此類敘事的終極目的往往與史相關，當代史、民族的心史、百年歷史等等，從鄉村世界切口，經由緩慢的建構和流動，抵達民族的寓言。此類長篇小說影響深遠，縱觀數十年來的長篇小說，幾乎很難逃脫這種敘事的基本形構，也幾乎成為一種思維的定式。所不同的不過是一些精心烹制的小點心，根據個人修養、趣味、地域、人設和愛好，裝點起來的看似殊異的門面。文學是考察百年歷史無與倫比的觀象臺，它承擔著歷史和社會學無法抵達的想象性復原，也帶著作家的認識和思想，同樣也承擔著對未來理想社會和美好人性的想象。如果歷史的敘事統攝并幾乎規范了文學敘事的時候，也恰恰是文學（特別是長篇敘事文學）應該反思的時刻，這種長篇寫作方式事實上可以宣布進入一種僵死狀態了。它既無法提供對文學形式的刺激，也不能撼動既成的歷史敘事，只會產生吞噬一切新意的鐵屋子，像一張沒有喜怒哀樂的國民臉。它的價值不能洗脫便于操作的嫌疑，這是精神懶惰的另一個代稱。

相對來說，張承志的《心靈史》、韓少功的《馬橋詞典》、史鐵生的《務虛筆記》、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又開了長篇小說的另一種寫法，固然也有宏大敘事的影響因子散居于其中，但主要的舞臺是給予心靈和語言的。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混雜在一起，寓言、箴言、故事、審思合力一起，像蜷縮起來首尾連接的刺猬自成一體，它們相對于外部的嚴整而又無序世界來說，更看重內爆的世界，尋求理解、承擔、內省、認識、關照。新時期以來，除了先鋒小說以整體的形象改寫或者顛倒了真實與小說的關系，并沒有一種小說形式來質疑真實與作品的關系，反而呈現出越來越保守的傾向。現實世界無法改變其不透明的滯重性質，尤其在當代中國這樣一個無限膨脹的當代世界中，誕生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前后的長篇小說形式與之早就貌合神離。

以韓少功發表于1995年的《馬橋詞典》為例，作家堅持它只是個人的一部詞典，對于他人來說，不具有任何規范的意義，它以馬橋人的日常用語為想象力的出發點，復原和創造了一個方言的世界。用當地的日常故事與情節鉤沉出不為人知的馬橋，灌注了作家的史學眼光和文學情懷，并揭示了馬橋深藏的人性的內涵、文化隱秘以及人類生活的某個側面。這是讓被通用語言“遮蔽”的另一種沉默的語言發出聲響，從而讓那種語言下潛伏著的沉默的生活得到展現。當時的批判界認為它原創性可能不足，有昆德拉的字典體、《哈扎爾詞典》這樣的世界典范作品在前，《馬橋詞典》的確算不上十足的原創，但它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是一個重要文學事件。彼時，先鋒文學、“尋根”文學的熱潮已過，一種被批評為世俗的精神氣質彌漫中國，崇高變得形色可疑，《馬橋詞典》以智性的寫作延伸了文學的品質，在追隨時代沉浮的現實主義、消解崇高的反諷文學之外，文學還有一種智力、內省的品相。作為一種文學形式，也恰如作家并不在意它是小說還是隨筆，構成了對現實生活的一種引爆能力和穿透力，以馬橋的人、語言、革命、日常、習俗構建紙上的王國，它既是內容又是形式。我特別喜歡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它口語化，以極度奢靡的表達方式進入鄉域社會，仿佛一部較早出現的鄉村版《繁花》。作家打斷或者阻止自行流動的大歷史，甚至越過了那些文學作品中常見的情愛模式，在跟他們的百舸競流中，沖到前面來的是“說得著”這樣的民間俗情，并且此情無計可消除，哲學的存在主義的意味在無聊無目的之繁復中達成。以簡寫繁，以繁寫簡，殊途同歸。

除了被歷史檢驗過的名著，那些給予我們思想和語言的偉大傳統之外，我們看到的都是短時段的經典，我們無法預測未來時間帶來的審美是否會消解掉一部分認識。這些經典給予我們對話的幅度，甚至其自身就是一種對話，歷史的、審美的、思想的、人事的對話。《日夜書》是韓少功作品中最具有一般長篇小說樣式的作品，雖然在作品中他有意無意地經常對以人物、情節和場景為主體要素的小說頗有微詞。《日夜書》寫的是一群生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知青，共和國的同齡人，是城市與鄉村空間的溝通者，他們親歷上山下鄉、改革開放、出國大潮、下崗再就業、市場經濟起飛等等共和國大事記。他們內部的分野如此明顯，高官、知識分子、藝術家、民族資本家分享的家國憂慮、個人尊嚴與自由，已經固化在社會底層的大部分平民階層則陷在一種傷痕敘事中。平民階層是鄉下人厭惡的端起城里人的小架子往自己身上貼假傷疤的怯懦者，是知識精英昨天以效率的名義認定必須下崗的人，又是同一批精英今天以公平的名義催促需要上街的這一類。知青們生活黯淡，年老體衰，慌亂溫順無力驚恐，夾雜在各種話語的縫隙里等待最終命運的降臨。他們沒有能力創造出具有強大主體性的自我言說的可能，而是成為各種其他話語的捕獲對象，在原來“傷痕”文學的軌道中繼續新的“傷痕”展示。而同一代人中的“強者”們幾乎拋棄了這種傷疤式的集體儀式。他們接地氣，敢于實踐，直接從草根吸取生存經驗，獲得了一種特殊生命活力，身上夾雜著革命時代的精神遺產，他們性格里往往都有一股倔強和狠勁兒，在全世界到處流浪，踐行著年輕時代的夢想，他們無法丟棄啟蒙者和精神領袖的自我定位，持續地感時憂國，勇敢反抗，自大與自閉結合的人格，讓他們越來越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們不守規則，夸張和投機取巧，正是這些讓他在新世界里如魚得水，引領潮流。他們盡管成長得有點畸形，但仍是蓬蓬勃勃的一片野草，跟復雜的時代和社會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奇特的社會景觀。如果從題材的角度尋找經典，《日夜書》就是知青小說中的一部具有經典性的作品，它連接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以來所有知青敘事的情感結構，喚起我們關于這一代人所有熟悉的形象、記憶、關系和社會歷史氛圍，但又超越了具體的人事和主導情感模型。《日夜書》把一代人作為標本，以跨越性時空的認知，總結性地概括了他們的思想經驗，并與各種不同類型知青敘事都形成或明或暗的對話關系。

當代文學需要經典化，也需要去經典化。在一次又一次的重讀中，后來者會賦予原初語境中的作品越來越多的意義云層，也會固化我們的思維，當然也會形成路徑依賴和對話的可能。在這個問題上，韓少功的作品及其文學實踐給當代文學提供了一個不同的樣本，他不一定是最好的，甚至有顯而易見的缺陷，但他提供了啟示，好的寫作都是提示。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