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

二〇〇二年，我在韓國釜山大學做交換教授，常常進進出出學校邊上的幾家小書店。這有點奇怪，我不懂韓文，逛書店是不是裝模作樣？雖然不免心虛，還是去過不少次。大概是出于習慣，更因為上課之外的空閑時間很多，這也是一種消磨方式。一天傍晚，在角落里發現一本英文書，厚厚的《布羅茨基英語詩集》，眼睛一熱：在一大堆看不懂的書籍中間，找到能夠閱讀的文字，像看見了親人；不是母語也一點不減少親切，因為是布羅茨基啊。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后期讀大學的時候，宿舍隔壁一個同學，張口閉口布羅茨基，滔滔不絕，我們干脆送他一個綽號，就叫布羅茨基。也有人心生嫉妒，又不是他一個人喜歡布羅茨基，憑什么就他贏得了這個名字。

我看看書價，猶豫來猶豫去，忍心決定不買，又暗自檢討小氣。站在書店里，翻到簡單的一首，A Song，默記下來，然后趕緊走回研究室，拿張紙寫出。那天晚上，我想把這首詩翻譯出來，可是試過幾次，都覺得不對。以后幾天反復試譯，讀讀譯出來的中文，聲音，語氣，韻律，總是不對頭。不得已，只好放棄。

二〇〇八年夏天，到圣彼得堡大學開會，東方系樓下有個小花園，會前會后，會議間歇，三四天時間里都會到這里放松一下，坐一會兒，抽支煙。小花園樹木掩映，四周散落很多雕像，其中我感興趣的是，詩人勃洛克，在一個角落，那么瘦瘦長長地立著；作曲家拉赫瑪尼諾夫的頭像，豎在草地邊上；阿赫瑪托娃在樹下，雙臂交叉胸前，神情是憂郁，還是別的什么？說不清楚；而印象最強烈的，是布羅茨基的青銅雕像。

那是一顆頭顱，放在一個破舊的旅行箱之上。

雕像就坐落在小花園一角，粗糙的水泥地，周圍不是草、樹和花。詩人的流亡生涯和顛簸命運一下子就凸現出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舊居也注意到一只旅行箱，但比起來，那只真實的旅行箱比這個青銅雕塑的破舊旅行箱，似乎要好一些。布羅茨基有一張照片，那是一九七二年六月四日他離開列寧格勒飛往維也納，開始流亡生涯之時拍的，照片上他雙腿分開，騎坐在旅行箱上。這座青銅雕像讓我想起這張照片，但雕像去掉他的身體，旅行箱上只有一顆頭顱，更有表現力。

而且這座雕像很小，又是直接放在平地上，你要蹲下身來，才能和它合影。

我拍照片的時候想起沒有翻譯出來的A Song。

二〇一五年秋天在波士頓市郊宋明煒家里，他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送我，正是《布羅茨基英語詩集》（Joseph Brodsky, Collected Poems in English,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2），和我十多年前在韓國小書店見過的版本一樣。多年來，明煒斷斷續續送過我不少英文書，埃德蒙?威爾遜的評論，波拉尼奧的小說，曾經在明煒任教的韋爾斯利學院教過幾年書的納博科夫的殘稿——寫在卡片上，編排影印成書。這些，我都喜歡；一下子觸動我記憶的，卻是《布羅茨基英語詩集》，曾經的眼睛一熱，幾乎重復了一遍。前幾天，就是二〇一七年最后一天，在微信朋友圈不出意外的辭舊迎新應景圖文中，意外看到梁永安老師寫他的心情，其中引用了幾句翻譯的布羅茨基詩。我馬上把原詩A Song拍照，發給梁老師。

發完之后，忽然想，也許今天我可以翻譯出來？再一次嘗試，似乎找到了聲音和語氣，很快寫出譯稿；又發給朋友，征詢意見，這兒改一個詞那兒變一個韻，與一首字面簡單的詩度過歲末。

第二天，元旦，下午我去思南書局。這個只有三十平米的概念店，是個“快閃店”，只存在六十天，每天邀請一位作家駐店和讀者交流。我被安排在新年第一天，卻已經是倒計時的最后階段，倒數第三天。當天活動的主持人充滿好意，把重點放在我剛出的詩集《在詞語中間》上，其中一個環節，要我朗誦新書中的詩。當眾朗誦自己的詩，對于我這樣一個此前從未有過這種經驗的人來說，實在太尷尬了。我隨便讀了一首，窘迫中忽然閃念，說，我再讀一首—布羅茨基的詩。讀大詩人的詩，或許能掩飾尷尬吧。于是，我朗誦了昨天譯出的A Song——

歌

我希望你在這里，親愛的，

我希望你在這里。

我希望你坐在沙發上

我坐在近前。

手帕或許是你的，

淚水或許是我的，滑到了下巴邊。

也或許，當然，

正好相反。

我希望你在這里，親愛的，

我希望你在這里。

我希望我們在我的車里，

你轉換車擋。

我們會在別處發現自己，

在未知的海岸上。

或者我們去往

我們以前的地方。

我希望你在這里，親愛的，

我希望你在這里。

我希望我對天文無知

當星星出現，

當月亮擦過水面

嘆息和改變在它的睡眠中間。

我希望還是一枚二十五美分硬幣

撥一個電話給你。

我希望你在這里，親愛的，

在這個半球，

當我坐在門廊，

飲一瓶啤酒。

傍晚了，太陽正在沉降；

男孩呼喊而海鷗哭叫。

遺忘有什么意義

如果跟在后面的就是死亡？

一九八九

詩后面標出年份，那一年布羅茨基四十九歲，七年后去世。寫這首詩之前兩年，他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最后寫道：“寫詩的人寫詩，并不是因為他指望死后的榮光，雖然他也時常希冀一首詩能比他活得更長，哪怕是稍長一些。寫詩的人寫詩，是因為語言對他作出暗示或者干脆口授接下來的詩句。一首詩開了頭，詩人通常并不知道這首詩會怎樣結束，有時，寫出的東西很叫人吃驚，因為寫出來的東西往往超出他的預期，他的思想往往比他希求的走得更遠。只有在語言的未來參與進詩人的現實的時刻，才有這樣的情形。……有時，借助一個詞，一個韻腳，寫詩的人就能出現在在他之前誰也沒到過的地方，也許，他會走得比他本人所希求的更遠。寫詩的人寫詩，首先是因為，詩的寫作是意識、思維和對世界的感受的巨大加速器。一個人若有一次體驗到這種加速，他就不再會拒絕重復這種體驗，他就會落入對這一過程的依賴，就像落進對麻醉劑或烈酒的依賴一樣。一個處在對語言的這種依賴狀態的人，我認為，就可以稱之為詩人。”

二〇一八年一月五日

此時此地

一

坐在窗口，坐在比山巔還高出一截的地方。這額外的一截，就是樓房的高度。

萬山之中，有這么幾座，頂部推平，建起了樓，一幢挨著一幢，連成了樓群。開發商把這叫作生態度假居住區，老百姓就信了。避暑的人拖家帶口，浩浩蕩蕩而來。堵起車來，絕不比北京上海遜色。進了小區，你以為會安靜了，哪里啊，小區里面才是人集中的地方，熙熙攘攘，聲響鼎沸，又熱又鬧。人是最喧囂的動物。

邀我來的朋友似乎有點抱歉，說，前年來的時候，可沒有這么多人，也沒有這么多樓。

兩年，足以改變很多了。

房地產和汽車，投資，旅游，休閑和養生，這些東西的力量，在這偏僻之地——“老虎喝水的地方”，老早土家族人這樣命名——實打實地顯形，強烈而突兀；不過從到此度夏的人說來，就很自然了：空氣好，氣溫低，住在森林里面，生活方便，什么都有，林海云天，“唯獨沒有壓力”——這一句是社區里隨處可見的房產廣告。

他們把城市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打包，像是整體打包，卻也剔除了力圖躲避的東西——說不出來的煩惱和壓力，說得出來而且作為正當理由的高溫酷暑——他們把生活搬進大山深處，老虎當然早就沒有了，他們搬來寵物狗，甚至搬來了廣場舞。晚飯后高音喇叭的聲音，比在城市里更清亮，更理直氣壯，山谷間的回聲也更悠長。社會主義文藝是廣場舞的基礎和群眾基因吧，伴著他們起舞的歌曲，像記憶、情感、身體的按鈕，無比熟悉和親切的魔力按鈕，“革命人永遠是年輕……”。

他們至少有一個夏季可以永遠年輕，可以唯獨沒有壓力。

夏季一過，猶如候鳥，他們返回到真正的有壓力的城市日常生活里去。這里，返回到沒有人煙的寂靜。

二

窗口的桌子上放著一本書，我隨手翻開，讀到這一段：

“夏季是一段綠色的、緊迫的、很多愛丟失或找回的季節。這是一年中最緊張的時候，就北半球的自然界而言，幾乎是一下子有數十億動物從冬眠中蘇醒，還有數十億動物從熱帶地區遷徙而至。幾乎是在一夜之間上演著求愛、交配和喂養下一代的狂野派對。夏季的主要任務是繁殖，而機會窗口的打開是短暫的。表面看來，夏季是嬉戲的集會，但這掩蓋了潛藏的競爭和斗爭，因為對于任何一個物種的新生命而言，這個物種中都必須有平均相等數量的死亡。此外，對于大型動物而言，它們的生存需要成百上千的小型動物作為食物，這樣它們才能繁衍出自己的后代。而那些小型動物也都進化出了降低被捕食概率的機制。”

這本書叫《夏日的世界》（Summer World: A Season of Bounty），是博物學家貝恩德?海因里希（Bernd Heinrich）對一塊樹林空地及周邊生物的觀察、記錄，他特別關注不同的生命形式之間的相互作用。中文版（朱方、劉舒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三年）封面上，印著幾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米勒（Roger Miller）的歌詞：“夏季，當樹木和葉子變綠，紅色的鳥兒歌唱，我會是藍色（憂郁）的，因為你不接受我的愛。”

三

暑假開始，我從生活和工作的江南都市回北方老家。父母的新家在一樓，有一個不小的院子，隔出一塊，種了幾棵秋葵，幾棵茄子，一壟生菜，一架蕓豆，一架菜豆，一架黃瓜。另一邊靠墻種了一長排大蔥。遠方來人，指著大蔥，驚喜地喊：“這么多蘆薈，長得真好！”

外面的草地，對著院子，有三棵年輕的柿子樹，枝頭已經掛上了青綠色的果實。沒想到柿子樹被用來做景觀。這是我從小就熟悉的樹啊，柿子也是我從小就喜歡吃的。弟弟說，現在柿子不值錢，兩三毛錢一斤，連摘的工錢都不夠。柿子熟了，沒人去摘。秋后，冬天，樹葉落光了，紅彤彤的柿子還掛在枝頭，風一吹，掉下幾個來，砸到地上，已經爛了。

張大千曾居巴西，他在圣保羅市郊外買了個農場，一九五四年開始造園，在此一直住到一九七〇年前后。他造園很有意思，把兩千多本各色玫瑰拔除，種上梅花、芙蓉、秋海棠、牡丹、松樹、竹子，有些特別的種類從日本等地運來。最特別的是，他加種了很多柿子樹，柿子樹有七德，他自己再加一德，所以這個園子就叫“八德園”。他沒想到，后來城市人口增加，當地政府要筑水壩，建水庫，供應城市用水，把這塊地征收了回去。這個南美土地上的中國式園子，就慢慢拆毀了。

古久以來對柿子樹的贊美，都落在那種很樸實的“德”上，所說的七德，一長壽，二多陰，三無鳥窠，四無蟲，五霜葉可玩，六嘉實，七落葉肥大可供臨書。短暫的回鄉期間，我每天搬個小板凳，坐在院子前面的柿子樹底下抽煙，是受它蔭翳之德吧：夏天烈日當空，沒個躲避處，抽煙更是找不到個像樣的地方；樹蔭之下，有涼風，沒有討厭抽煙人的眼光，有絲瓜藤爬滿院子的鐵柵欄，大片的綠葉中間開著黃花，風大了你擔心會搖落花瓣，其實一點事沒有，安心抽煙好了。

四

從老家北方小城，提前一個晚上趕到機場酒店，乘第二天早班飛機，飛到一個很小的機場。這個航班十天才有一趟。走出機場打車，司機張口三百塊。就這樣，來到西南的群山之中，坐在山巔上的窗口。

每天看晚霞，看無窮變化的色彩和形狀。這里天黑得晚，我看的時間也就很長。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曾經詳細記錄過日落景象，他說日落是一場完整的演出，開始、中間和結尾，全都具備；它好像把一個白天所發生的一切，戰斗、勝利及失敗，重演一遍，只是規模小了一點，速度放慢了一些。

樓下喧騰，生活氣息濃烈。遠山靜默，只是存在，在那里，從遠古到將來——將來，也不會所有的山頂都造起樓房吧。視野近處，樓頂上有涼亭，空闊，沒有人，因而突出了框架，像在空的空間里畫出的實線。暮色漸染，越來越趨濃時分，涼亭的框架柔和而肅穆。

忽然想起米沃什的詩《傍晚》，想不起全部，只是那描述傍晚景象之后，閱讀者沒有準備迎面撞上的一句：“誰在觀賞？那懷疑自己生存的人。”

我為什么要到這里來？人為什么要跑來跑去？

巴西之后，張大千遷往美國，在加州卡米爾買了一處房子，命名“可以居”，多少有點將就的意思吧。所以棲身兩年后，又重新購置新住所，名“環蓽庵”，重操舊路，把院子里的橡樹拔了，種上從日本、越南運來的梅花；還從“八德園”運來“筆冢”碑石，立在園中。真能折騰啊，是不是？但走到哪都總有舍不掉的東西，東方樹種就這樣運到巴西，又運到美國；巴西的碑石，又運到加州。

張大千晚年定居臺灣，又造了一個園子，“摩耶精舍”。造這個園子不用跨洋過海東西方之間運東西了吧？不。他在加州的時候發現了一塊大石頭，形狀似臺灣島，重達五噸，他不怕麻煩，固執地海運回來，立在后院。他說，等他死了，骨灰就埋在這塊石頭下面，石頭就是墓碑。葬身之處，他叫作“梅丘”。

《夏日的世界》快要讀完了。第十七章講到納米布沙漠中一種獨特的植物，百歲蘭，它有兩片終生不脫落的葉子，常綠水嫩，壽命可達一千多年。海因里希想象，如果百歲蘭能夠開口，它會說：“上帝對我的仁慈和體貼超越了一切。他賦予我兩片葉子，不多也不少，恰恰是我所需要的數量。他讓這些葉子伴隨我一生，又讓我降臨在這樣一個適宜我的環境中，我不需要遷走，就生活在這里。他提供了我所需要的一切，讓我無憂無慮地活上好幾個世紀。這里的溫度——比什么都了不起的極端夏季——非常完美。我從不中暑，大地和空氣源源不斷地提供食物。夜晚霧氣沼沼的空氣為我提供水分和二氧化碳。我簡直身處天堂。他預見到每一件小事，讓我的生命完整。因此，當他創造世界時，他一定把我特別記在心里。”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蘇馬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