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一項顯示文學資料學實績的成果——評《中國現代作家佚文佚簡考釋》

眾所周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曾經是人文學科研究中的顯學，也曾取得過多種具有創新意識和學術價值的成果，但是若干年來，卻似乎顯得有所疲軟和沉寂，遭遇到了某種所謂“瓶頸”狀態。究其原因，資料方面的貧乏和不足當是顯著短板，這不僅表現在宏觀的整體文學狀態方面，例如對于現代文學創作狀態的了解就明顯不足；還表現在對于作家作品創作之外的邊緣性、周邊性、交誼性等與日常生活相關資料的收集和發掘，由此形成了現代文學研究資料中的諸多空缺和盲點，自然也不能不影響到現代文學研究的質量和進展，致使研究者對于作家生存狀態、心理狀態和創作狀態的分析和把握不夠真實和精準，甚至出現“一概而論”“遠離現場”的誤讀和誤解。

而這種狀態近來有了轉機的跡象，比如宮立博士最近出版的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結項書稿《中國現代作家佚文佚簡考釋》，堪稱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資料學方面的一大收獲，在很多方面彌補了不足和遺憾。這項成果涉及周作人、李劼人、周瘦鵑、郁達夫、梁實秋、沈從文、張恨水、鄭振鐸、夏衍、胡風、聶紺弩、李健吾、錢鍾書、何其芳、徐芳、陳敬容、穆旦、黃裳、汪曾祺、李蕤、張元濟、蔡元培、陳望道、洪深、袁昌英、田漢、熊佛西、梁實秋、巴金、朱湘、李霽野、于伶、蕭軍、吳組緗、趙家璧、曹禺等數十位作家，他們中間有的是現代知名作家，有的則是尚未被研究界關注和重視、但實屬為現代文學作出過貢獻、發生過重要關聯的文化人，他們的佚文佚簡散布在報刊書籍的各個角落，以往一直未被發現和注意，而宮立博士不辭辛苦，鍥而不舍，把它們從歷史塵封中一一檢出，并加以認真考釋和解讀，確實為相關研究和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資料和資源，不僅功德無量，而且補足了很多空白，解答了許多問題，進一步拓展了現代文學研究空間。

例如，在《新發現的郁達夫的題詩、佚簡與演講文稿》一文中，宮立從郁達夫1929年10月1日日記中提到的“作書一封寄陳伯年”說起，詳言鉤沉了于1929年9月19日日記中提到的給周作人的覆函之內容，信中郁達夫表達了自己當時在文壇所遭受的各種傷害和攻擊，對于研究郁達夫在這一時期的生活境遇、創作狀態和思想變化，都有切實意義。以往的研究有時過度夸大了個人愛情因素的影響，反而忽視了郁達夫當時所面臨的文學困境，因為信中說“關于我個人的事情，是一件奇怪不可思議的謠言。上海的各小報及文壇，都在說我已經應了北京燕京大學之聘，去作署名文學系的主任了。并且薪水數目也有，到校的日期也已經有過，弄得大家來問我究竟，我倒反如張天師著了鬼謎，瞠目不能答對，你說這種謠言奇怪不奇怪呢？大約此事的出處，是由革文家等制造出來，意思是在（一）說我拜倒在美國拜金主義之下，（二）說我的確是小資產或有產階級，每月收入有幾多幾多，所以是反動的代表。這一種中傷讒誣，實在是可笑得很，但是中國人卻專喜歡弄這些小玩意兒，那也是沒有法子的。”

除此，此項成果還有一點值得稱道，就是在對于佚文佚簡的考釋中，亦不失對于當下文學研究狀態的思考。宮立是陳子善教授的高足，深得“讓資料說話”的神韻，但是在資料考釋過程中也會融入自己的感悟和理解。例如，在《周作人集外文拾遺略說》中，宮立對周作人《新文學的意義》一文進行了詳細考釋，認為此應為周作人兩次演講的“重錄”，并對于前后幾次演講中的相關話語進行了對比，指出了它們的相同點和相異處。與此同時，宮立在引錄周作人在1922年5月30日在北京女高師學生自治會的演講《女子與文學》所說“文學是人生的或一形式的實現，不適生活的附屬工具，用以教訓或消遣的：他以自己表現為本體，以感染他人為作用，他的效用以個人為本位，以人類為范圍”；“文學——尤其是現代文學——于我們，當作一種專門的研究以外，還有很重要的意義與密切的關系，因為表現自己和理解他人在我們的現代生活里是極重要的一部分”之后，即有感而發地寫道：“這句話對我們當下的現當代文學研究也不無啟迪，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不應只是一門死學問，還應關注現當代研究的當代性，關注文學與當下生活、社會的關系，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也應注重研究者個人的生命體驗，畢竟文學（包括文學研究）是表現自己和理解他人的，都是‘在我們的現代生活里是極重要的一部分’”。

此類對于讀者富有啟發的、短暫的感悟之語，在書稿中還有很多，不僅表現了宮立在考釋中的思考和發見，形成了文中連續不斷的亮點，照亮了資料中的思想和意義，而且也體現了他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價值和意義的認識和追尋。由此也足以顯示這項成果獨特的學術價值和創新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