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回歸后，澳門本土性和文化主體性不斷彰顯，文藝創作持續新變；另一方面，創作者也更加主動地介入社會議題。鄧曉炯對澳門本土敘事的實踐既契合潮流、又堅持創新，在追尋自我身份認同的同時也有著自己對澳門歷史命運的思考；在質疑與挑戰的同時也提出了自己的期許與展望

《浮城》，鄧曉炯 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澳門作家鄧曉炯的小說集《浮城》包括四篇中篇小說：《刺客》（2005）、《迷魂》（2008）、《浮城》（2013）、《轉運》（2003）。四部作品雖并非依時間線寫作，卻在事實上為讀者建構出了“浮城”這一完整的意象，通過立足于多個時間點描述“浮城”的命運與不同“浮城”人的身世遭遇，使歷史超越了具體的“浮城”人群和“浮城”本體，成為小說真正的敘述主旨。換言之，以“浮城”作為能指的所指已經超越了澳門這一單純的地理場所，指向了更為復雜深沉的歷史與文化交互層面：“既包含著殖民時期的驚惶與騷亂，也包含著后殖民時期的猶疑和焦慮，既有尋找剛健主體性的魅惑，也有可怕的后現代性迷失……”（李掖平：《對澳門歷史與現實的反思和質疑 —— 評鄧曉炯小說集<浮城>》，《百家評論》，2015年第5期，第119-122頁。）探古訪今、由事及人，鄧曉炯一筆筆勾勒“浮城”的輪廓，并以“浮城”為載體展現、追索澳門歷史，寄托他對身份歸屬的探討、對未來發展的期待。借用殷國明的話：“這里面有另外一個澳門, 不是我們眼前的這個五光十色的物質的和經濟的澳門, 而是一個文化澳門、 精神澳門, 一個充滿幻想、情感和創造力的澳門。”（殷國明：《追尋小說中的文化澳門——第五屆澳門文學獎小說評選作品評判札記》，《華文文學》，2004年第1期，第25-29頁。）

鄧曉炯

對歷史的探索

澳門本土歷史的書寫日益受到重視，對澳門歷史的探索與追尋是鄧曉炯筆下的永恒主題，既契合潮流、又有所創新。

《刺客》與《迷魂》皆由真實歷史事件改編而來。《刺客》取材于澳門總督亞馬留被沈志亮、郭金堂等人刺殺的歷史事件，但小說并非平鋪直敘地說明前因后果，也并未濃墨重彩地刻畫刺殺場景，而是多次切換敘述角度，從澳門總督、刺客以及經辦此案的兩廣總督的視角，以第三人稱的方式去思考并刻畫刺殺事件前后的澳門，從而展現給讀者近乎全知全能的閱讀體驗；而同一件事的不同人、不同立場又構成一種奇異的互文。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特意在文后給幾位小說人物兼歷史人物設計了“后記”，并節選了《清史稿》等文獻中對此次刺殺的描述，甚至做了簡易的紀事年表，這體現出作者對歷史的態度在于補充而非簡單以之為背景。

《迷魂》取材于1622年6月24日荷蘭東印度公司艦隊企圖攻占澳門的戰爭，作者創意地嵌套了一個“穿越”的劇情，讓年輕編輯麥奇因卷入一宗謎案而靈魂穿回400年前經歷震撼人心的葡荷澳門戰役；與此同時的400年后，迷案在偵查、麥奇被搶救，雙線并進纏繞，最終麥奇蘇醒。雖然套了個科幻穿越的外殼，但《迷魂》的敘事是嚴肅且克制的。麥奇試圖理清400年前戰爭的真相，而他與400年前歷史緊緊相連的這份特殊情結，也為讀者提供了還原歷史的新視角。

鄧曉炯對澳門歷史的探索在《浮城》中較為特殊。故事發生在三千年后的一場拍賣會上，一本記載了澳門歷史的日記正在被拍賣，日記主人是澳門移民的后代，因意外窺見了新澳門的“漂浮島”計劃而被財團追殺。但奇怪的是此時的澳門已經成為被人遺忘的過去式，在地圖上不留一絲痕跡。舊澳門結局如何？漂浮島計劃是否成功？新澳門為何消失在歷史地圖之上？主人公最終到底命運如何？是生是死？文本布滿了稠密的象征，作者由此表達自己對澳門現狀的思考。

對身份的追尋

米蘭?昆德拉說：“對小說家來說，一個特定的歷史狀況是一個人類學的實驗室。”（米蘭?昆德拉：《生活在別處》，景凱旋譯，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第5頁。）而澳門文學正是這樣一個神秘而陌生的“實驗室”。澳門文學之根在中國，但同時澳門又有著400多年的葡萄牙殖民史，復雜的歷史讓澳門人的身份認同產生了游離；事實上，鄧曉炯的作品無不流露出“我是誰”這一古老的哲學命題，他在極力尋找自己的身份認同和精神歸屬。“當澳門作家試圖以文學去重塑已逝的歷史時，實則反映了澳門人對身份認同的焦慮與渴望。”（朱壽桐主編：《澳門新移民文學與文化散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版，第46頁。）其原本的身份認同是長期的、幾乎難以排解的，而這種主體性缺失的心態也因此不免在其文字中流露出來。

《刺客》文中有處細節，當刺客沈志亮身陷囹圄，他同往日從未認真瞧過的秋蟲對視，本想一巴掌拍下去，卻在其眼中看出一派視死如歸的大義，“對這只小蟲子來講，一個秋天也許已經太長，而它的生命也實在太短，短到被拍死也不會覺得是殺了生、造了孽”，便放下手來；又想到古往今來人們來來往往，只有秋蟲爭鳴的夜晚不變，心中有所感慨。而當兩廣總督徐光縉下了斬首令從沈志亮牢房走出時，“一只不知何處而來的秋蟲飛了過來，撞中徐光縉的肩頭，兩廣總督揚手，‘啪！’蟲子被拍成了一灘漿汁。總督大人掏出絲巾，擦了擦染污的官服，一頭鉆進等候多時的官轎……外面，秋蟲們此起彼落的嚶鳴聲卻越發響亮了起來。”被拍死的秋蟲象征著即將赴死的刺客，而依舊嚶鳴著的秋蟲則是仍在葡萄牙半殖民地統治下的代代澳門民眾。一只秋蟲被拍死了，并不代表其他秋蟲會停止嚶鳴，相反，“嚶鳴聲愈發響亮了”，喻指澳門人主體意識的覺醒。

在《迷魂》開篇，作者這樣描述靈魂脫殼狀態：“據說，人要等到瀕臨死亡的那一刻，才會意識到靈魂的存在。此刻，麥奇覺得自己就像一顆懸浮于半空的微塵——身體已經不受自己控制，甚至連動彈一下手腳也無法做到。麥奇想努力睜開眼睛看看四周，卻發現自己被一片無窮無盡的黑暗緊緊包裹。如此詭異的感覺，讓麥奇手足無措，一個問號占據了他漸漸變得虛幻縹緲的意識：我現在到底在哪里？”事實上，麥奇靈魂出竅來到了400年前的澳門。但這個問題不止如此，他是在追問自己、詢問讀者——“我到底在哪里？”結合篇名“迷魂”，麥奇的主體意識尚未覺醒，他在尋找答案。

《轉運》圍繞著一枚“轉運”籌碼展開，它可以使人逢賭必贏、轉敗為勝，但籌碼的主人卻因此深感痛苦并最終選擇自殺。“我又一次陷入了絕望，無論我怎么費盡心機，那只該死的籌碼就是輸不去！也就是說，我永遠也不可能重返原本的生活，既然如此，我寧愿結束自己的生命。這世上沒有多少人能抵擋住它的誘惑。”籌碼的作用被作者有意放大，而在主人公收到了那枚轉運籌碼后，他的行為卻只是“偶爾拿那枚轉運籌碼出來看看，甚或把玩一下”。他常常思索：“究竟，是什么在操控我們每一個人的命運？那些轉運靈符？抑或，是我們自己？”這種看似神秘主義的表述，實際表達的是一種永恒的存在主義困惑：是否有神靈存在？人類能否自我選擇命運？主人公在一定程度上“覺醒”了，但即使反思如何深刻警醒、如何深入也終究無法逃脫命運，只能“看看”“把玩”，或者像籌碼的占有者一樣，在死亡中逃離命運的藩籬，這無疑流露出一種悲觀主義的傾向。

對未來的期許

除了探尋歷史與自我，小說也表達了作者對澳門發展的質疑與反思，體現出他對澳門未來的期許，這一點在彌散著科幻意味的小說《浮城》中尤為突出。《浮城》中的澳門形象有著相當發達的科技元素，給人以驚喜感，但我們仍不難從中窺見深刻的傳統文學痕跡，如雙翼約三四十米的“鯤鵬”被全息投影出來與同是投影的海上巨龍相決斗等等，其整體觀感還是將傳統想象納入了現代體驗之中。另外，《浮城》中新舊澳門的設計也很有深意：在澳門賭業發展和本地居民生活的種種矛盾已不可調節的情況下，賭業大亨們經政府許可選擇一片海域并填海重造一座海上賭城，將澳門所有博彩企業和設施都搬離，在每年繳納巨額賭稅的前提下永久獨享“澳門”之名；舊澳門則變成了無名城，游客不再來訪，工商業凋敝，住戶們紛紛移民，剩下的只靠新澳門的分紅為生，而隨著原住民的慢慢老去，澳門這個城市也慢慢被人遺忘。聯系當今博彩業盛行的澳門，不得不說作者這是在用文字記錄并提醒澳門。在小說結尾，拍賣官連續發問：“怎么樣，現在有人打算出價了嗎？”得到的卻都是沉默。沒有人關心那本日記或者三千年前的“澳門”，安東等人對故土消失的憂慮，也像拍賣官手中的那把錘子一樣因無人應答而被懸在半空，而這也是作者想要傳達的。

澳門回歸后，澳門本土性和文化主體性不斷彰顯，文藝創作持續新變；另一方面，創作者也更加主動地介入社會議題。鄧曉炯對澳門本土敘事的實踐既契合潮流、又堅持創新，在追尋自我身份認同的同時也有著自己對澳門歷史命運的思考；在質疑與挑戰的同時也提出了自己的期許與展望，如《浮城》關于過度城市化的思考，《轉運》對于博彩業的描寫等。事實上，鄧曉炯通過文學的方式表達了自己對澳門的歷史、當下和未來的三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