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7日，評論家劉大先受邀參加第16屆《當代》長篇小說年度論壇，評選2019年度優秀長篇小說佳作。在為鄧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投上一票之后，劉大先再次拿起了這本書，細細閱讀，幾乎通宵。

《人，或所有的士兵》 鄧一光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

這部讓素來以“閱讀效率高、批評快準狠”著稱的劉大先讀了又讀的作品，是作家鄧一光南下深圳后的又一部沉吟之作，足有77萬字。小說講述了中國第7戰區兵站總監部中尉軍需官郁漱石的生活與記憶。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幾個小時后，日軍突襲香港。由多國部隊組成的香港守軍經過18天的抵抗，傷亡慘重，宣布投降。中國第7戰區兵站總監部中尉軍需官郁漱石不幸被日軍俘虜，在位于燊島叢林中的D戰俘營度過三年零八個月非人的生活。《人，或所有的士兵》從郁漱石戰后被軍事法庭審判寫起，人物眾多、史料豐富。有歷史人物，也有虛構的人物；有歷史事件，也有虛構的情節，細至每一日的天氣變化，每一顆子彈的軌跡呈現，廣及對國家、時局、戰爭、人類的思考，在作者精心剪裁和深情講述下，這個虛構的故事具有了非虛構的真實和沉重、殘酷和冰冷。鄧一光說，對于這個故事，“任何美化都是背叛，所有生存皆為僥幸”，“遠離戰爭，無論它以什么名義”。

研討會現場 （陳澤宇 攝）

2019年12月28日，由中國作家雜志社、深圳市文聯、四川人民出版社聯合主辦，深圳市文聯創研部、深圳市文藝評論家協會、深圳市作家協會承辦的鄧一光長篇小說《人，或所有的士兵》在北京舉行。

當代文壇的大力士，或虛實之間的擺渡人

“在我心目當中，他是一個文壇的大力士。”在中國作協副主席、書記處書記閻晶明看來，鄧一光一貫敢于挑戰重大題材，他的力量充沛、視野寬闊，能舉起一般作家無法舉起的“重器”，他寫歷史、寫人心，兼具英雄主義的情懷與浪漫主義的風格，同時探索人性的深度，充滿深邃的思考，《人，或所有的士兵》延續了鄧一光一貫的創作風格，但又在敘述角度和知識體系上邁出了新的一步，顯現出質的飛躍。

鄧一光的戰爭小說在當代中國文學格局中獨樹一幟，其《父親是個兵》《我的太陽》《我是我的神》等長篇作品都名重一時。“在這些作品中，鄧一光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情懷一覽無余。他筆力遒勁，濃墨重彩；人物剛烈偉岸，襟懷坦蕩。鮮明的個人風格，使他的這些作品有非常高的個人辨識度，其來路和譜系也不難識別——他對當代傳統的革命歷史文化、甚至傳統的古代經典小說，有繼承和借鑒，當然更有發展。”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市評協主席孟繁華長期關注鄧一光的創作，而在他看來，《人，或所有的士兵》更是一部圓融如意的作品，作者選取海量歷史材料，使小說“深陷”虛實之間，在歷史與虛構的兩岸涉渡。“把它當做歷史來讀，里面充滿了虛構；把它當做文學作品來讀，里面又充滿了歷史。”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認為，“抗戰”給20世紀中國人留下最深重的歷史創傷，卻又推動了中華民族主體性認同，《人，或所有的士兵》從抗戰中發掘題材與思想的新意，開辟了一條既不同于“革命歷史小說”和“新歷史小說”，也不同于鄧一光以往戰爭題材作品的書寫道路，它在集體主義精神與個人合法性、理想的堅持與幻滅、正面的歷史與顛覆的邊緣等等看似不可調和的“二元對立”之間努力地尋找著某種可能。“這部作品不只是重新書寫了新時期的‘人’的主題，而且賦予了更為深厚的時代感”。

讀罷《人，或所有的士兵》，中國作協小說委員會副主任、評論家胡平不禁感嘆，“我本來以為當下的創作可能會出現比較平庸的狀態，但是沒想到還有這樣的作品，當代文學的希望是很大的”。在胡平看來，《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一部卓而不群又超乎想象的作品，它是一個成熟作家的成熟大作——“剛剛嶄露頭角的寫作者，無論如何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東西”。書名中提到“人，或所有的士兵”，意味著這部書眼光不局限于滄海橫流中的一兩個英雄人物，而是把視角轉向戰爭漩渦中所有的人，“人在戰爭中無以名狀的命運，無可回避的失重、軟弱與無助，以及面臨生命威脅時的恐懼都在這部作品中被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

對史料的藝術處理是創作的難點，中國作協辦公廳主任、評論家李一鳴認為，鄧一光的能力即在于能把無窮的史料化為己用，把材料故事化、形象化、心靈化、藝術化。“他的作品中反映的是關于人類的一些大問題，關于民族、國家、人性，關于人類處境、自我救贖與靈魂安放，但他所引的材料沒有讓人覺得‘戴著腳鐐’，恰恰相反，他險妙地在刀尖上舞蹈了”，李一鳴說，“這具有很大的啟發性和不可替代性”。

《人，或所有的士兵》目錄

捍衛長篇小說的尊嚴，或回歸總體性敘事

作家莫言在創作談《捍衛長篇小說的尊嚴》中，用長度、密度、難度概括長篇小說的標志和“偉大文體”的尊嚴。而在《小說選刊》編輯部主任、評論家顧建平看來，《人，或所有的士兵》已經滿足了長度、密度和難度的外在要求，同時更是具有角度、態度和深度的內在集合體。“這部小說的角度非常特殊，不是正面寫戰爭，而是從法律陳述中控訴一個罪犯的角度去寫戰爭。在這個時間點上，作者可以去回述整個戰俘營的生活，也可以回述整個戰爭。態度則體現在小說的扉頁，‘遠離戰爭，不論它以什么名義’。戰爭的殘酷、對人性的摧殘，在這本書里被表達得淋漓盡致。從深度看，鄧一光的寫作恰恰不是為了反戰而反戰，他從郁漱石個人的悲劇延展到了世界文化的悲劇，也就是人類共同的悲劇。”

顧建平從角度、態度和深度中發現了鄧一光對文化悲劇性的集中表達，而劉大先則從小說龐大的體量中品讀出一種“崇高感”。“這不是故事本身的崇高感，而是一種歷史的崇高感。”

劉大先以致密的思維勾連了一系列的世界近代史知識背景：十九世紀中期以來殖民主義和老帝國的瓦解、東亞區域地緣政治格局的失衡、整體知識變革中中日歐美權力關系的變化、民族主義的擴散和模仿、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以及有關東亞新秩序的新論述和重構……劉大先認為，《人，或所有的士兵》讓不同表述的合法性都表現出來，用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規矩”方式講述了戰爭，而不是站在某個充滿義憤的、帶著民族主義情緒的角度。在劉大先看來，龐大的小說里雖然眾聲喧嘩，但并非一個“羅生門”般的敘述，多種聲部沒有各行其是，而是在一個主導性的情節中展開，體現了歷史本身的復雜性與多層次，“我看到了一個普遍的關于人在狂暴的歷史中的命運，歷史的偶然和荒誕社會的混雜與矛盾，以及人性的彷徨躊躇、弱小卑微”。

《文藝報》總編輯梁鴻鷹從文本的敘述方式里發現了更多奧秘，在他看來，鄧一光刻意使用了一種有限的敘述視角，“小說中有多個敘述者，不是用上帝式的全知全能的視角來講，只是從個人的角度說出個人的經歷，每個人只知道個人那點事兒”。梁鴻鷹認為，這種有限的敘述視角有利于在短時間內構建宏闊的歷史事件，讀者可以以此從不同的人物口中了解到時代的風云變化以及不同人物所代表的不同社會階層對戰爭與命運的理解。此外，梁鴻鷹還觀察到了小說中的“閑筆”。《人，或所有的士兵》在敘寫戰爭發展的同時，還提到了許許多多當時的文學人物，看似是閑筆的處理，實則不閑，反而構成了一種文化、文學的交流史書寫。這些珍貴的片段讓小說生發出多姿多彩的枝節支脈，為文本增添了豐富性。

相比于“苦難之作”或“歷史證詞”的說法，深圳市作協副主席、評論家于愛成更傾向于用“浩瀚之書”來評價《人，或所有的士兵》，小說中無所不在的總體化寫作狀態，是他關注的重點。在為《長篇小說選刊》2020年第1期“佳作推薦”欄目撰寫的同期評論中，于愛成做出了精當的表述：“這是一種總體化的寫作。作品試圖對太多的問題思考、敘述、發問：關于戰爭與和平，民族與國家，國家與個人，民族性與國民性。以及關于宗教，關于文化（包括審美），關于語言（國別民族區分意義上的語言區別），關于戰爭倫理（正義觀、英雄主義觀等）。”于愛成認為，多視角、多聲部敘述并不少見，但拼圖式、多重例證式、多重互證式的寫作近年來極為罕見，在這種總體性敘事中，小說更容易產生分歧與辯論，迸發出思想的力量。

鄧一光寫作《人，或所有的士兵》的參考資料

珍視軟弱與恐懼之心，或一種思想實驗

順著總體性敘事的角度分析，于愛成探查到了小說中更多的幽微：郁潄石代表著一種反主流的、沉思的、抗議的、反叛的隱喻，他的自盡是看穿了“政治的骯臟、死亡的把戲、生存的真相、命運的捉弄”之后的選擇，是真正的解脫。同時，這種解脫又是對人類社會“惡托邦”的反撥，“一種反英雄主義之后的英雄主義的回歸——以自絕的方式，為曾經的脆弱、示弱、恐懼，跟自己和解，給自己一個交代。這是一種無畏的死，終無牽掛的死，坦然的死。他死了，還有誰不是在茍且偷生？還有誰不是幸存者？茍且偷生者將何以自處？幸存者將何以生存？這是作品給我們的一個提問。”

歷史沒有清晰明了的線索和規律，但也不是純粹的雜亂與偶然，劉大先敏銳地捕捉到了小說平靜敘述中的“法”與“反法”的隱形結構：作為歷史進程中例外狀態的戰爭，暫時地超越“法”的規則，但在戰俘營這樣一個特定的場所中，例外狀態成為了“永久的”制度化，其背后是恐怖的專制秩序。“而當戰后我們用一種‘法’的方式來審判超越于‘法’的狀態之時，它實際上構成了一個歷史的‘反法’。”在劉大先看來，這種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既是文本營造的歷史反諷，也恰恰是“人”與歷史之間充滿張力的結構。

在歷史反諷之上，探索愛與信、怕與恨、善與惡，這些精神上的終極意義在肉體生死大限時的價值，或許是《人，或所有的士兵》里更深的思維辯證法。只不過，鄧一光對人性中的灰色地帶有著更坦然的理解，在小說中，鄧一光借人物之口說道，“我覺得人們的內心比我們知道的復雜，不光有善良和邪惡，還有別的。我覺得真實的人性是不存在的，因為它們總在變化，變得難以把控，人們也許永遠也無法知道，他們到底是誰，在他們身上，哪些事情是真實的。”中國作協創研部副研究員岳雯認為，《人，或所有的士兵》展現出的這種龐雜的思想性已經先驗地選擇了讀者，設立了閱讀的門檻。岳雯視小說中對于文化與政治的悖論、道德與自由的對位、恐懼與暴力的關系等方面的思想實驗為這部小說的最大價值。

和岳雯一樣，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莉也感受到了這部作品所帶來的閱讀挑戰性。郁漱石性格的復雜性已經有目共睹，張莉試圖從文學閱讀的角度來提供答案。“文學不是一個終極道德的審判者，而應該是提出困惑的那一個。閱讀能夠塑造一個新的人”，張莉說，“小說中的郁漱石有著大量的文學閱讀，但他也有著文學困惑：日本文學如此美好，日本民族為何如此殘忍？”張莉認為，郁漱石是一個深具文學之心的人，所以他對整個世界有悲憫心，而文學本質上站在弱者一邊。在張莉看來，《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一種“內窺鏡式”的寫作，小說中把所有的問題內化于心，把所有的人放到極端的語境里考驗人性的不確定性，人性的每一個部分都在接受作者的試驗。

作家鄧一光 （陳澤宇 攝）

談到作品的主旨時，鄧一光說：“這個故事不是贊美人類的，不是鼓勵人們的，它的暖意是黑暗中的點點螢火，不會放大，而且我一直警惕它們被放大……它只想告訴人們，人最可貴的不是英雄品質，不是理性精神，而是具有軟弱和恐懼之心，這是上蒼給予人類阻止自我毀滅的最后法器，正是因為有了它，我們才有可能，或者說最終不會成為魔鬼。擁有捍衛恐懼的權利，人類才能繼續前行。任何光明的結尾，都與這個旨意相悖。”隋麗君、張檸、李朝全等評論家也都不約而同地注意到這一點，又如同賀紹俊所言，“人類的偉大就在于能從恐懼中積攢其力量，尋覓到希望”。

小說中“D營戰俘示意圖”

小說中“日軍進攻香港島概圖”

從接觸選題到圖書出版，歷時七年。責編張春曉說，“也許唯有這樣才能匹配作者創作所經歷的艱辛”。《人，或所有的士兵》在交稿以后，至少經過了三次以上大的修改，從插圖的使用到注釋的位置，從封面的確認到版式的變化，種種細節也都顛覆數次。始終如一的堅持與等待，背后是一個寫作者的嚴謹與自律。據鄧一光說，全書所配置的插圖中，除了涉及虛構地點D營的兩幅圖外，其他全部源于史料。這些地圖在書中的出現，已然參與構成著熱奈特意義上的“副文本”，它們和書籍的標題設計、章節標識裝幀、文章腳注以及長長的參考資料書單一同穿梭在這77萬字中，并伴隨、修飾和加強著文本主體。

在研討會現場，評論家們征引了許多古今中外的戰爭文學來和《人，或所有的士兵》對比，數量之多、輻射之廣以至于我無法全部記下這些作品的名字。它們有《假如我們不去打仗》《紅巖》《鐵道游擊隊》《高山上的花環》《戰爭和人》《小姨多鶴》《吾血吾土》《黃埔四期》，也有《伊利亞特》《五號屠場》《死無葬身之地》《一個人的遭遇》《這里的黎明靜悄悄》《永別了，武器》以及《戰爭與和平》……能夠與如此之多的佳作反復參照，《人，或所有的士兵》的品質與氣象已經無需多言，但也正是互文見義多、正中靶心少，可見對一部具有挑戰性的大書做出當下的、真正的、全面的理解之困難。

孟繁華說，衡量和評價一部文學作品最重要的尺度就是它在文學史上是否提供了新的審美經驗、新的典型人物以及新的價值觀。從這個意義上說，盡管批評家們需要更多的時間和更遠的“距離”才能對這部小說作出更準確的解讀和闡釋，但《人，或所有的士兵》已經毋庸置疑是一部能夠在文學史上留得下的作品。截至現在，鄧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已經名列2019《收獲》文學排行榜、《長篇小說選刊》年度金榜、《當代》長篇小說年度佳作、中國小說學會2019年度小說排行榜、探照燈書評人圖書獎、《揚子江文學評論》2019年度文學排行榜等多份榜單。正如大家所認為的那樣：《人，或所有的士兵》是第一部把中國的民族戰爭提升到世界格局的長篇小說作品，這部作品的最大貢獻，是它將會提升中國作家和讀者對戰爭與文明的理解。 （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