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游弋于敘事和抒情之間一種博采眾長的兼性文體，散文一直因為自由而茁壯——直到今天，當小說因為技術和資本而面臨被產業化的危機，詩歌受到社會心理影響而易被情緒裹脅時，散文依然故我。盡管報紙、雜志、網絡上的散文作品不少，但有辨識度的并不多，很多同題材的幾無差別。所以散文生態格局也屬“金字塔”型。獲第三屆孫犁文學獎的《木頭的信仰》（劉云芳）和《一個人的工地》（蒲素平）是這兩年河北散文創作領域的代表性作品。觀察2019年文學現場，河北散文創作碩果累累，不啻為文學繁榮的一個表征，但由于數量較大，我們只得從抽樣得來的某些作品中，深入時代經驗和作者體驗的密林，尋找散文為時代、文學和個體情感代言的證據。

中國經驗的個人表達

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文學為中國經驗創造了獨特的審美表達語境。散文鉤沉記憶、直面現實、觀照心靈的功能，使之在為時代賦情、為人民賦義、為英雄賦美的同時，也創造出屬于文體自身的榮光。主題創作堪稱該年度內河北散文最重要的總體性特征之一，一批用白描、對比、敘述、議論等手法，以觀察景物、感受風情、回憶人物等為主題，多角度表現新中國發展史和改革開放新風貌的佳作出現在省內外媒體上，它們敘說真摯，情感細膩，風格清麗，為讀者了解生活變遷、感悟家國情懷指明了多重路徑，也彰顯了散文的社會擔當。

劉江濱的《那一灣清凌凌的水》（2019年5月29日《人民日報》）表達對家鄉“水事”的追溯、記憶和感懷，文中的水仿佛一面鏡子折射出改革開放的新成就，并由對新生活的展望完成對時代的情感認同。該文開篇通過個人名字的寓意實現由客體向主體的情感過渡，之后層層推進，在對歷史的追溯中叩聽“一枕水聲”，在對童年農耕生活的回憶中記起由水而起的快樂和困頓，再由當下一渠清凌凌的水展望新時代生活的“迷人姿容”，實現了由小見大的意蘊躍升。同樣以水為時代“鏡鑒”的書寫還有朱閱平的《北京水事》（《綠葉》2019年第9至11期），這篇頗有“大文化散文”氣象的作品以官廳湖為中心，上溯洋河、桑干河兩岸歷史的波詭云譎，中涉封建帝王變無定河為永定河的無限決心，旨要則落墨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修建官廳水庫根治水患的宏大氣魄和新世紀以來湖水治理后人水共歡的快慰心情上，將自然、歷史和現實匯于一條河流中，為讀者抒胸臆、發幽思準備了材料支撐，也使作品充滿文化意蘊。與上述寫法相近的還有沈曉東的《深河情緣》（2019年5月10日《河北日報》）和馮小軍的《云勇的山林》（2019年5月22日《人民日報》），都在表達親歷者對社會生態觀念進步的感受。楊輝素的《露天電影——時代的影像》（2019年8月9日《光明日報》）則將看電影作為瞭望改革開放的小窗口，以個人觀影方式的變化為國家和時代放歌，個體體驗放大為時代經驗。

郁蔥的《此去經年》（《長城》2019年第2期）回憶與田間、李滿天、張慶田、肖杰、王洪濤五位河北文壇名家的交往，低徊的敘說夾以濃烈的情感，令文字在人物經歷、才情秉性和歷史煙云的纏繞中迸射出穿透時空的力量。該文以個人回憶錄為人物立像，為當代文學史補充了彌足珍貴的口述史資料，更是通過回憶人物對文學事業的赤誠、坦蕩磊落的襟懷和扶掖青年的不遺余力，客觀上展現新時期以來當代河北文學精神的底色和相貌——這已區別于普通的懷人之作，雖仍是私人書寫，但已具有公共記憶的擔當，是對中國經驗的具體化表達。劉建東的《去梅潔的家鄉》（《當代人》2019年第11期）記述探訪南水北調水源地的經歷，順著鄖陽的歷史和現實脈絡，既向長期關注工程建設和移民生活的散文家梅潔致意，也向當地作出巨大犧牲的百姓們致敬，為理解改革開放的新成就嘗試了新的情感角度。周喜俊的《吳冠中與西柏坡》（2019年7月5日《光明日報》）通過對油畫《中共中央西柏坡舊址》創作過程的考證，還原了歷史真相，行句間充盈著對藝術家敬業愛國之情的贊許和對革命傳統精神的敬仰，毫不矯飾的抒情鼓舞人心。尚未的《那抹山脊紅》（《長城》2019年增刊）將個人、家族和家國統一起來，通過對爺爺和狼牙山老兵抗敵報國事跡的書寫，表達了一位老軍人對英雄的仰慕和崇敬之情。

私人記憶的情感轉化

散文的思想史意義，建立在文體的開放性所形成的個性化表達上。寫作者千差萬別的生活經驗和管窺社會、感悟人生的不同角度，使標記私人記憶的書寫在年度散文中的數量與主題最為豐富。藉由或靈動或深沉的敘寫，童年記憶、親情體味、世事變遷等交織成一曲旋律繁復的樂章，成為人本意義上生存和生活的審美化寫照。

劉萌萌的《綠火焰》（《芙蓉》2019年第4期）是以散文筆法成功處理日常經驗的典范之作，在水泥廠區艱苦的生活中，母親和陳姨始終讓蜂窩煤里“現實主義的火焰”強勁燃燒，一個嚴謹到“不比約定早一分，也不會遲一秒”，但又有著“潑辣女丈夫”性格的陳姨躍然紙上；在她們身后，是“孩子們剛剛萌芽，身邊的生活若蓬勃的樹苗，呼啦呼啦向上竄著綠火焰”；看似意識流般的回憶背后，透著的是對一家人熱愛生活、向往美好的恬靜回味。綠窗的《草藥香里眠冬至》（《福建文學》2019年第2期）采用折疊時間的寫法，從父親當“赤腳醫生”的生活寫到病故，然后才追溯父親由好獵手向好醫生轉變的緣起，中醫知識、傳統文化和傳奇病案使敘事部分籠著一層神秘氣息；由父親對三個女兒的思念寫自己對父親的思念、跨越私人化的親情而使對父親的懷念成為鄉親們的“共情”是兩個極特別的抒情點位。連亭的《一只燕子在離去》（《民族文學》2019年第5期）以土地、生存和命運的復雜關系，為成長記憶建立起坐標，疾病、勞動和理想讓作者感受到難以承受的生命之重，對生命的細膩感觸、自覺反思意識與深沉的表達結合起來，顯示了作者極高的散文天賦；她的《個人史》（《中華文學選刊》2019年第8期）在同類題材中表現出鮮明的異質性。

苗莉的《生命之樹》（《散文百家》2019年第9期）以陪伴父親三十多年的山楂樹為意象，通過移情的方式將之與父親的生命建立起修辭關聯，實現了物象與人情的轉換，使父親的生命和“我”對父親的懷念之情獲得了形而上的呈現。寧雨的《老刺槐記》（《天津文學》2019年第2期）中，“老刺槐二世”作為以家族命運為代表的鄉村傳統象征出現，老樹因風而倒，小樹新生，這與傳統生活迭變之間形成了神秘的呼應。齊未兒的《鹽堿灘》（《散文》2019年第11期）以風物在大地上的艱難生存隱喻人和命運，“和這里的每一株植物一樣，平凡，沉默，盡可能隱忍”一句道盡了人世的艱辛和堅韌。唐棣的《丟魂者言》（《南方文學》2019年第6期）延續了其“馬州故事”風格，通過姥姥的癔癥、武大娘給母親叫魂和“我”在墓園里的經歷，寫出了鄉村神秘風情在個體成長中的作用，呈現的是鄉村少年群體性的隱秘心理。劉云芳的《寄居者》（《北京文學》2019年第10期）以姑姑和表姨一家的生活和人生遭遇為剖面，窺探到鄉下人在城市里的生活狀態，“寄居”二字之下是生存壓力中的無助與無奈。

飽滿而真摯的情感是散文最直觀的閱讀感受。在呈現私人記憶的書寫中，由于所記之事多出于自我經歷，所以愛恨冷暖、悲喜愁怨之情自然生發，范春蘭的《山間百草香》（《當代人》2019年第1期）、靳軍的《今夕除夕》和陸旭輝的《今又端陽》（《散文百家》2019年第9期）、趙海萍《最后一次探望》（《星火》2019年第5期）、張衛華《會折紙的人》（中國作家網2019年8月13日）、花雨《祖父的風》（《西北文學》2019年第4期）等給讀者營造的都是沉浸式的情境世界。

精神體驗的主體闡釋

從主題論，散文最重要的文學性品質，是寫景、記事和抒情背后屹立著的精神氣象，這股氣脈讓碎片化的生活現象和普遍性的情感流瀉避免了牽強而生硬的堆砌。在年度創作中，表現由日常生活中的經歷和見聞而起的精神體驗作品，在立意和技巧上都代表著這一文體的標高。

王力平的《趙州橋上看風景》（《當代人》2019年第1期）是一篇內涵豐富的作品，區別于普通游記白描景物或借景抒情的寫法，文中依時間順序寫出了個人所“見”的“三座”趙州橋：一為未曾開發“素面”示人時的橋，二為被文博和建筑知識“建造”起的橋，三為批判意義中的理想之橋。在傳遞知識的同時，該文為理解趙州橋的前世今生和文化價值提供了新視角，對歷史的沉思和現狀的反思使之凝滿疏朗而又不失莊重的質感，更可貴的是文章并未被“插隊”一語帶入回憶個人史的歧路中，足見作者的文體自覺和闊達的人生境界。辛泊平的《〈書店〉：心靈的秘密花園》（《隨筆》2019年第2期）從小時候去書店的經歷引出對西班牙電影《書店》的理解，影片以一個孩子的視角和一家書店的命運，表現了人類追求美好事物的勇氣和信念，作者“走下屏幕的劇中人”的精神身份殊為難得。劉亞榮《葫蘆船渡》（《湖南文學》2019年第8期）由葫蘆寫到父母，為葫蘆賦予親情，又憶及“葫蘆大大”的遭遇，叩問生命的無常，后通過葫蘆的人文象征而發出“葫蘆渡”能否泅渡個體命運的疑問，文意多次遞進轉折，極盡“散”思但內里卻不失氣脈。路軍的《蘇軾與草根士子》（《四川文學》2019年第7期）通過蘇軾與李廌、董傳的交往，呈現一代文豪扶掖后學、悲天憫人的文人情懷。海津的《十面埋伏》（《散文》2019年第9期）由善彈的“湯琵琶”寫到楚漢的“十面埋伏”，毫不掩飾對項羽英勇與豪情的贊賞。王繼穎的《默廬的光輝》（《散文百家》2019年第5期）系參觀冰心與吳文藻舊居后所作，愛與溫情在歷史煙云中被化度，傳感至今愈顯溫暖。

北野的《裂縫與陰影》（《十月》2019年第1期）堪稱“詩化散文”的代表之作，以極為跳躍的詩性語言闡釋自我對客觀世界、經驗邏輯的主觀感受和理解。作者自客觀現實中擷取意象建立起具象化的世界，通過比喻、象征等指向抽象的概念和觀念場域，延展了無限廣闊的意義空間，顯現出作者理解萬物的特異方式?？资缫鸬摹端男r五十分》（《散文百家》2019年第9期）寫暗夜中堵車后的所見、所感和所思，本無關聯的人、物、事在特殊的機緣和場域中相遇，生活的詩意油然而生。蒲素平《一根角鐵的生活》（《星火》2019年第6期）將工地上的“角鐵”作為審美對象，將自我對生命的理解灌注進角鐵中從而達到“物我兩忘”的境界，以物喻人的特征明顯。雖然的《三牲記》（《散文》2019年第5期）更像三篇精短的小說，三個與動物有關的故事映射了人的情感，所遵循的是寓言化的敘事倫理。劉世芬《退場的姿勢》（《散文百家》2019年第11期）由芭蕾舞演員的退場姿態聯想到人生的進退流轉，為生活提供某種藝術化的解釋。

如本文開頭所言，上述文本篇目只是2019年河北散文創作中的“樣本”，另有體量龐大的作品無法一一詳述——其中同質化、模式化和情感虛假、表達膚淺的作品亦不鮮見，這應當為寫作者所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