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讀者對散文的接受心理，還是作者投注于散文的價值期許，都已明顯溢出理想中的純文學范疇，指向了以介入社會現(xiàn)實為旨歸的文學形態(tài)蛻變和文學功能重塑。這里的關鍵問題，是怎樣把“個人的發(fā)現(xiàn)”合情合理地推展到社會現(xiàn)實深處。

一

2019年的中國文壇，回蕩著“大事多、喜事多”的主旋律。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回顧新中國70年的建設歷程，成為各體文學創(chuàng)作在選材和立意上共同聚焦的熱點。在這一大背景下，散文創(chuàng)作的總體表現(xiàn)較之小說，仍如往年一樣，平穩(wěn)沉靜有余，昂揚火爆不足。這種從宏觀創(chuàng)作態(tài)勢的橫向比較中得來的印象，更多的反映在體裁特性的邊際差別和相對動向，而并非創(chuàng)作實績起落消長的確切表征。

與追求視野宏闊、格調高亢的史詩敘事和社會風俗畫氣派的小說不同，散文自白話新文學奠基之際，就確立了以“個人的發(fā)現(xiàn)”為觀照視角和精神立足點的低調品質。待到新時期文學復興，經巴金《隨想錄》等重要作家作品和女性散文、新生代散文、文化散文、新散文等創(chuàng)作潮流的持續(xù)推動，作為現(xiàn)代散文文體靈魂的“個人的發(fā)現(xiàn)”，又獲得了來自當代社會情境的激發(fā)和滋養(yǎng)，內涵不斷豐富，外延不斷延展。一個與社會現(xiàn)實關聯(lián)得更加緊密、在思想上感情的世界里也表現(xiàn)得更具活力的“個人”，從日益多見的散文新作里挺立起來。及至近年，伴隨“非虛構”等新文類的蓬勃崛起，無論是讀者對散文的接受心理，還是作者投注于散文的價值期許，都已明顯溢出理想中的純文學范疇，指向了以介入社會現(xiàn)實為旨歸的文學形態(tài)蛻變和文學功能重塑。這里的關鍵問題，是怎樣把“個人的發(fā)現(xiàn)”合情合理地推展到社會現(xiàn)實深處。

對此，新世紀以來，散文寫作領域蔚然成風且愈演愈烈的做法，是背離作者個人的生活經驗一味往外走，耽于擴大選材的社會覆蓋面，而疏于強化自我認知的深度和精準度。遍觀2019年各地文學期刊上新載的散文作品，可以清楚地看出一種似乎是物極必反的“向后撤”和“向內轉”的跡象。彭程的《家住百萬莊》（《人民文學》2019年第7期）、韓小蕙的《協(xié)和大院》（《美文》2019年全年連載）、楊煉的《北京—柏林：時空之間》（《花城》2019年第3期）、沈蕓的《南竹竿胡同113號》（《花城》2019年第4期），以及下文將另做論列的一批佳作，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鮮明地證實，在史鐵生的《我與地壇》問世之后，長期曲高和寡、流于高冷的深描親情糾結和生命痛感的題材又開始重新升溫。在劉亮程的《一個人的村莊》之后，一度被仿寫到泛濫成災地步的描摹“我”昔日棲居處的題材，也再度煥發(fā)了神采。

這不只是把作者個人生活經驗重新拉回散文創(chuàng)作前臺的一步技術性或操作性的反撥，更是散文文體精神的一次回爐再造。在貌似后撤和內轉的創(chuàng)作姿態(tài)中，一個對自我精神生命的出處和自身所在的大時代的認知和感受能力更強的主體，實際上已經顯現(xiàn)了出來。

二

2019年的散文新作中，讀來最動人的作品都屬講述作者父親或母親生平的類型。萬方的《你和我》（《收獲》2019年第4期）、陳福民的《與你遙遙相望》（《十月》2019年第4期）、孫郁的《勞我一生》（《隨筆》2019年第4期）、陳村的《我的母親》（《上海文學》2019年第2期）、海男的《論母親》（《散文》2019年第3期）、無為的《我和父親未解的心結》（《美文》2019年第11期）、于堅的《父親記》（《鐘山》2019年第3期）、程紹國的《父親是程頤的后代》（《人民文學》2019年第1期）都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我的父親”“我的母親”這類散文創(chuàng)作里的熟題和老題，向來易寫難工，更確切地說，寫到只感動自己的程度容易，寫到既能感動自己又能感動他人的程度很難。個中要領，不在局部修辭技巧如何妥帖精妙，而在作品整體語態(tài)的設定：是純粹的內心獨白或自言自語，還是獨白與告白、自語和對話的交互穿插。對散文來說，告白讀者或與人對話的語態(tài)設定，既有引發(fā)和維持讀者代入感的作用，也有節(jié)制、沖淡作者自我宣泄的作用。這兩重作用匹配得當，整個作品才有可能聚集起對己對人都飽含感染力的精神能量。《你和我》中赫赫有名的父親曹禺與隱身在家族和丈夫的盛名之下的母親方瑞，《與你遙遙相望》中一生平凡也一生糾結、文青氣質時時溢于言表的母親，《勞我一生》中蒙冤含恥以至在子女成長記憶中幾乎退縮為一抹虛影的父親，隨著作者絲絲縷縷娓娓道來的憶述，都能顯露出各自生氣淋漓的人格光彩和獨特個性，對敘述語態(tài)的恰切安排和與之相關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的精細調適，當為首因。

類似的情形，也見于追述作者生命記憶中極短促也極寶貴的母子親緣的《母親與我的十二年》、在深情緬懷和中展開苦澀的公私道德辯詰的《我和父親未解的心結》、為不是親人又勝似親人的養(yǎng)父立傳尋根的《父親是程頤的后代》。以上這些作品中的父母親們，本身的際遇和性格都各有與眾不同之處。依世情常理，子女對于他們的銘記、思念和回憶中，相應地也該有不足為外人道的一部分特殊內容。這樣的內容，是否適宜轉化為文學創(chuàng)作題材？如果適宜，在進行這種轉化時，它們究竟是一筆原封不動就可以保值甚至升值的財富，還是非得經過提煉打磨才能發(fā)光散熱的原料和資源？

也許是偶然碰巧，也許是水到渠成，2019年的散文中悄悄亮相的這批在寫父母、述親情的舊題和熟題上綻放高光的厚重之作，對上述問題做出了實實在在的回答。詳察文本不難發(fā)現(xiàn)，洋溢在這些作品中的那種感人至深的情思沖擊力，都不是從直接交代素材和敘述實況的語句片段里升騰起來的，而是從敘述者“我”對父親或母親的日常言行、人生遭遇和精神狀態(tài)，試圖做出最可靠、最精準、最權威的闡釋、分析和評價的那種倔強語流里迸發(fā)出來的。在一過程中，讀者不但沒有被排斥在場外，反而始終被當作傾聽作者訴說的第一對象。

換句話講，這類散文在文體生成的起點上，就是面向讀者和關聯(lián)讀者的。完成整個作品的過程，就是作者向讀者證實自己對父親和母親的一生不僅牢牢記得而且深深懂得的過程。因此，以往無數類似主題的散文寫作中通常要反復堆砌的感恩稱頌之辭，在這兒一概都被排除。從這個意義上，也正可以說，在文學創(chuàng)作的世界里，子女對于父母或任何打算寫進作品的親人或朋友的最大誠意、敬意，并不是語象層面的浮泛贊美，而是題旨意蘊層面的深入理解和細切闡釋。

三

散文在現(xiàn)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格局中享有自成一體的獨立地位，這一點從理論上已很少有人反對。但與此同時，在寫作實踐中，散文又確實常年不變地承擔著文學話語“副聲道”的功能。小說家、詩人在小說、詩歌創(chuàng)作之余的創(chuàng)作談，文學評論家及文學理論研究者對文壇風云和專業(yè)話題的觀察與思考，以及各種賦比興式的感受、興觀群怨式的記錄和聯(lián)想……一經形諸文本，不管理論界有多大爭議，事實上大多歸集進了散文的門戶。

從尊重客觀事實的角度看，這不是散文界的混亂，而是散文寫作的正常生態(tài)。更何況，在所謂跨界而來的各路作者所寫的各類散文中，論藝術技巧和命題立意，都時有精湛深切絕不亞于“為散文而散文”的一流表現(xiàn)。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散文寫作方式對凝聚文學行業(yè)力量有益，對于在社會文化場域內，見證和塑造文學共同體的歷史傳統(tǒng)及現(xiàn)實形態(tài)也一直在發(fā)揮無可替代的作用。隨著時間推移，這類直擊現(xiàn)場或追蹤既往的散文寫作，也會顯露出一種文學史檔案和文學史資料的可貴價值。

閻綱的《屠岸溫潤亦剛強》（《北京文學》精彩閱讀版2019年第12期）、郁蔥的《此去經年——北馬路19號的繁花與落葉》（《長城》2019年第2期）、潞潞的《重讀一禾來信》（《收獲》2019年第5期）、劉醒龍的《沒有形容詞的三里灣》（《人民文學》2019年第10期）、蔣子龍的《碎片集》（《長城》2019年第5期）、孟繁華的《他是鴻雁，他是蒼鷹》（《散文》海外版2019年第7期）、陸正偉的《巴金和冰心的友情》（《上海文學》2019年第10期），以及湯吉夫口述、商昌寶整理的《憶作家朋友》（《長城》2019年第1期），都屬過去一年里記述文壇人物和文壇往事的散文力作。它們記述的人、事、文本，或值得紀念和重溫，或足可為當下文壇立一鏡鑒。

此外，在2019年期刊所載的散文新作中，李修文的《小站秘史》（《十月》2019年第2期）、東君的《向陽路的游蕩者》（《十月》2019年第4期）、羌人六的《綠皮火車》（《人民文學》2019年第10期）、劉汀的《東北偏北》（《天涯》2019年第1期）、陳元武的《昆蟲筆記》（《天涯》2019年第6期）、王族的《食為天》（《花城》2019年第2期、《中國作家》文學版2019年第9期）、毛云爾的《放刀子的人》（《散文》2019年第1期）、蔡惟忠的《作別炮聲》（《散文》2019年第2期），也閃爍出精致的架構和瓷實的內容相得益彰的異彩，證明它們的作者過去一年里花費在散文創(chuàng)作中的心血，絕對沒有虛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