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的長篇小說《鼠疫》寫的故事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地點是阿爾及利亞的地中海海濱城市奧蘭。由于鼠疫的迅速蔓延，大批居民的相繼死亡，當局封鎖了城市，奧蘭成了一座與世隔絕的圍城。這座鼠疫之城顯然影射了德國法西斯占領下的整個歐洲，也是關于人類在劫難逃的一個寓言。在《鼠疫》的結尾，雖然人們取得了勝利，但是鼠疫的陰影仍舊籠罩在小說主人公里厄的心頭：

里厄傾聽著城中震天的歡呼聲，心中卻沉思著:威脅著歡樂的東西始終存在，因為這些興高采烈的人群所看不到的東西，他卻一目了然。他知道，人們能夠在書中看到這些話：鼠疫桿菌永遠不死不滅，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歷時幾十年，它能在房間、地窖、皮箱、手帕和廢紙堆中耐心地潛伏守候，也許有朝一日，人們又遭厄運，或是再來上一次教訓，瘟神會再度發動它的鼠群，驅使它們選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為它們的葬身之地。

加繆曾經這樣談及寫作《鼠疫》的基本動機：“我想通過鼠疫來表現我們所感到的窒息和我們所經歷的那種充滿了威脅和流放的氣氛。我也想就此將這種解釋擴展至一般存在這一概念。”小說結尾這瘟神發動的鼠群，正象征著人類始終面臨的惘惘的威脅，象征著毀滅人類的一種可知以及未知的力量，它是關于人類總體生存境遇的象征表達。由此，“鼠疫”的意象就上升為“一般存在”的概念高度。

從《局外人》（也譯為：異鄉人）到《鼠疫》，加繆都表現了存在主義的基本思想，即世界是荒誕和不可理喻的，人是孤獨無助的。正像加繆自己所說：“《局外人》寫的是人在荒謬的世界中孤立無援，身不由己;《鼠疫》寫的是面臨同樣的荒唐的生存時，盡管每個人的觀點不同，但從深處看來，卻有等同的地方。”在這個意義上，《鼠疫》也同樣流露出悲觀主義情緒。但是，這部小說又通過里厄醫生的形象，表達出一種抵抗精神。這種抵抗，尚不僅僅停留在里厄醫生個人的舉動，而是表現為一種集體的行動。在里厄的組織下，一大批志愿者組成了救護隊，投身于對鼠疫的斗爭中。在這個意義上，《鼠疫》中群體性的抵抗精神已經構成了對《局外人》中個體覺醒階段的一種超越。

《鼠疫》中的里厄的形象，使小說中的精神特質遠離了虛無主義，正像諾貝爾頒獎詞中所說：加繆“以嚴肅而認真的思考，重新建立起已被摧毀的理想；力圖在無正義的世界上實現正義的可能性。這些都早已使他成為一名人道主義者。”

而在加繆作品中經常作為主題詞復現的“荒誕”，也不僅僅體現為一種負面因素：“他所倡導的人類處境的‘荒誕’，不是靠貧瘠的否定論撐腰，而是由一種強有力的‘無上誡命’所支持，可以說是一個‘但是’，一個背叛荒誕的意志，因為要喚醒這一意志，于是創造了一種價值。”

就是說，加繆的作品在把荒誕看成是人類生存處境的同時，也就意味著對荒誕的一種否定和抗爭，通過這種抗爭，加繆就在荒誕的世界中建立了一種價值形態，一種反抗荒誕的生存哲學。

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

加繆在1942年就提出的振聾發聵的那句話，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自殺。

然而加繆棄絕荒謬生活的方式是擁抱生存作為人的宿命，并由此推導出了三個結果：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

他的哲學最終導向一種反抗哲學，導向對生命和存在的一種激情。這種激情的內涵就是要全身心地投入和擁抱生活，正像希臘神話中那個受諸神懲罰的西西弗。西西弗把巨石推上山頂，而石頭由于自身的重量又重新從山上滾下，西西弗便一次次地推著石頭上山，永遠周而復始。

在他人看來，西西弗的生存是荒謬的，但是加繆卻認為西西弗是幸福的，西西弗每次推石頭上山都是在實現他自己的宿命，“他的命運是屬于他的，他的巖石是他自己的事情。”他的周而復始的行為就是對荒謬的反叛，當西西弗走向巨石的時候，他成為了自己的真正的主人。

《西西弗的神話》由此把“荒謬”看成人類生存的具有本體性的處境，受諸神懲罰周而復始推著石頭上山的西西弗正是關于人類荒謬的存在的一個寓言形象。而加繆最終倡導的是對人類荒謬的生存處境的反叛，并在這種反叛中確立自己的生存意義。

局外人對于絕對和真實的激情

《局外人》是加繆的小說成名作。這部小說由第一人稱敘事者——主人公默爾索的自述構成。默爾索以一種冷靜得近乎冷漠的口吻講述了他母親的死，講述了母親死后的第二天他就去尋歡作樂，還講述了他糊里糊涂地殺了一個人而被捕入獄，最終將走向刑場;小說還會偶爾進入默爾索的內心，透視他對于世界的荒誕感受。這就是《局外人》試圖表達的一種荒謬的世界觀。在默爾索這里，荒謬感產生于對自己處境的冷眼旁觀，產生于自己的局外人的姿態，產生于對世界的陌生化的體驗。正如加繆在《西西弗的神話》中所說的那樣:

一個能用歪理來解釋的世界，還是一個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個突然被剝奪了幻覺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個局外人。這種流放無可救藥，因為人被剝奪了對故鄉的回憶和對樂土的希望。這種人和生活的分離，演員和布景的分離，正是荒誕感。

但是默爾索的冷漠不意味著他是個毫無感覺的人。加繆在為《局外人》寫的序言中這樣評價默爾索:“他遠非麻木不仁，他懷有一種執著而深沉的激情，對于絕對和真實的激情。”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默爾索是一個對世界的荒誕的屬性比起他人來有著更為自覺的體認的人。通過默爾索的形象的塑造，加繆指出:荒謬感首先表現在對自我生存狀態的某種懷疑。正像他在《西西弗的神話》中描述的那樣:

有時，諸種背景崩潰了。起床，乘電車，在辦公室或工廠工作四小時，午飯，又乘電車，四小時工作，吃飯，睡覺;星期一、二、三、四、五、六，總是一個節奏，在絕大部分時間里很容易沿循這條道路。一旦某一天，“為什么”的問題被提出來，一切就從這帶點驚奇味道的厭倦開始了。“開始”是至關重要的。厭倦產生于一種機械麻木生活的活動之后，但它同時啟發了意識的活動。它喚醒意識并且激發起隨后的活動。

厭倦導致的是一種對生活的拒斥的態度，并最終指向一種覺醒。盡管在默爾索這里，這種可能的覺醒是以其生命的消亡為代價。

《局外人》中比故事情節更有名的是默爾索的冷漠的敘述：

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養老院的一封電報，說:“母死。明日葬。專此通知。”這說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

這段敘述反映了法國后現代主義理論家羅蘭·巴爾特所謂的一種零度寫作的特征。所謂“零度寫作”，即中性的，非感情化的寫作，這種排斥了主觀情緒和感情的敘述調子顯然更有助于加繆表達他的存在主義的荒謬的哲學觀和世界觀，小說的敘述方式與主題取向構成了有機的統一。

（觀點資料來自《廢墟的憂傷：西方現代文學漫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