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起風了。

沿街的樓房門窗緊閉，尚未完全轉黃的樹葉搖搖欲墜，每陣風吹來，夏日留下的綠冠就像被剝去了薄薄一層，恐怕不出一周就只剩下枯枝，過早橫在灰白的花崗巖外墻前。電線桿上，一張張海報困在幾瓣藍色粗膠帶之間，白象酒吧過期的打折傳單偏安一隅，心理實驗志愿者招募和阿卡貝拉音樂會廣告互相拍打著，在被全員撕裂之前徒勞地爭搶相對安全的位置。

秋天即將提前結束，我揉掉飛進右眼的小顆粒，又將口鼻往圍巾里縮了縮。是時候準備過冬了。

“借過。”一個頭戴棒球帽的白人男生從身邊匆匆擦過，開始動手撕海報。從宿舍到食堂的路上，我已經碰到三個正在清理各種告示牌和電線桿的學生。颶風來襲前的最后幾小時里，任何可能被風吹跑的物體都必須從A大校園表面消失，這是學校應急辦公室昨晚群發郵件中最無聊的幾條提醒之一。其他更刺激的提示則包括等待停課通知、去食堂領“救濟糧”、堆沙袋“布防”，等等。

“A大的五百多個中國留學生正為逼近的颶風屏息等待，但這并不是他們遭遇的第一場災難，或許也不會是最后一場。”我想起章瑞前天在視頻里給我念的導語。那篇近萬字的獨家報道已經提審，她為志在必得的頭條位置興奮不已，然后又問了一遍，“你確定不能順便幫忙搜集點颶風的素材嗎？稿費可以算在一起，聽說風暴中心可能會經過你們學校。”

我重申了自己很樂意利用畢業前的空閑時間幫遇難同胞做點事，但還不至于拿自己的性命去和自然災害做斗爭。要是爸媽聽說，必定要痛罵我一頓，還搬出“你也想成為姜樺嗎”之類的質問。短短一個多月，“姜樺”這兩個字就從校園里隨便打個招呼的點頭之交，變成了魯莽、危險的代名詞，從A大校園傳回國內的親朋好友，又被0和1轉化的文字和圖像裹挾著散播到了全球。

而現在，姜樺的一只眼睛正對著我，探出覆在上面的漢語私教招募令，彎成柔和的弧度。她的另一只眼睛已經被那棒球帽男生一把撕走了，剩下的大半張臉留有雨水的印記，底下是一行血紅的大寫字母在尖叫：“你見過她嗎？”

我停住了腳步。過去一個多月，這張臉曾鋪遍城里的大街小巷，駐守本地或遠道而來的警察和記者拿著照片來來往往，先是詢問有沒有見過這個姑娘，后來則是詢問對她生前的印象。我敢肯定，周圍那些美國教授和同學看到我們中國人時，首先想到的也是她那尚未熟習美式大笑的拘謹面容，因為“找到她了嗎”成了我最常聽到的招呼。

但也許正是這樣，如今我們很多人已經不愿再直視這張臉了。原本大家商量好搜索結束后統一回收尋人啟事，后來便沒有人再提。她的微笑就和尋貓告示、外賣APP廣告一起被揉成團扔進垃圾桶，或者被其他海報貼掉，暫且拖延了被吹走、踩踏、碾碎的命運。

男生嘟噥著剝去海報剩余的部分，夾進手里那疊花花綠綠的廢紙里。蒼白的一角還戳在外面，就像食堂里中國同學閑談中冒出來的森森白骨、粘著干涸的血跡和腐爛的皮肉，一半似乎溶解在雜草泥濘中，另一半則固守著本來的樣子，警示著每個注意到它的人。

“呃……剛才那張海報，可以給我嗎？”我叫住了他。

他愣了一下，隨即轉為頓悟：“哦！很抱歉……”他取出紙張，又撕了一小條藍膠帶，粘回拉斷的一角，遞了過來，“應該把這個收好的。其實……”他又低頭翻了一遍手里的東西，抽出幾張白紙，“這些都給你吧。你們群體經歷的那些事，我真的很遺憾。”

于是我便捧著一沓皺巴巴的廢紙加入了食堂外的長隊。歡聲笑語綿延了幾十米，一直伸到隔壁的宿舍樓門口。哪怕是籃球賽季開始時的校隊主題大餐都比不上這樣的盛況，在大四這年體驗一番倒也圓滿，我想著，耳邊充斥著關于明天會不會真的停課、食堂會發哪些東西、學校哪個地方最容易被淹的討論。

兩個校工推著沙袋經過時，隊伍突然安靜了幾分，人人都伸長脖子，目送他們走向目的地。“性命堪憂不說，領吃的也要排隊，我算是有點理解難民的感受了！”某個女生大聲感嘆道。每陣風吹來時似乎都更猛了些，卷起嬉笑聲，將大家向前推去。

如果姜樺還在，她也會擠在這里吧。我環顧附近的亞洲面孔，她本該時刻跟蹤氣象臺預警，搭中國學聯的車去商場囤貨，在視頻里安撫父母一切如常，轉頭又迫不及待地跟美國同學科普颶風和臺風的區別。她會瞪大眼睛，聽我們幾個高年級同學繪聲繪色地講兩年前在學校外的河邊險些被“龍卷風”刮走的驚悚回憶，祈禱她在美國遭遇的第一場颶風不至于那么可怕，但至少可以留給她一兩個可供吹噓的傳奇故事。

但不是像這樣，不是她本人變成別人添油加醋的談資，更不是由于自己的一舉一動成為一場風暴的中心。

“喲，蔣遙！”同級的蕭楚楚在不遠處朝我揮手，身后跟了兩個大一學生，名字我記不太清了，“插個隊不要緊吧？”

周圍也時有外國同學揮手叫朋友加入，我們倒不必擔心有損形象。再說，一場被新聞稱為“可能發展為類似卡特里娜和桑迪”的颶風正威脅著摧毀這座百年名校，排隊這種事早就被壓到了許多更緊迫的憂慮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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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維木，1992年生于上海，耶魯大學歷史學碩士。著有長篇小說《遺忘》（豆瓣閱讀），中短篇小說散見于《山西文學》等刊物。現任職于上海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