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1953～），湖北英山人。1987年畢業于武漢大學中文系作家班。曾任《長江文藝》副主編、湖北省作協副主席等職。1973年開始發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國作協。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曾獲首屆姚雪垠長篇歷史小說獎、第五屆屈原文學獎、第六屆茅盾文學獎等。

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隨著“純文學”讀者的漸趨流失，歷史小說卻“逆勢”而上，成為文學出版和影視改編的寵兒，收獲了遠超以往的讀者數量，并引起了社會的極大關注，乃至問鼎茅盾文學獎。至上世紀90年代以降，歷史小說則以越來越自覺的方式，用文學精準把脈社會現實，借追尋歷史真實的名義，維系著文學與現實的對話，并發展出了越來越成熟的諷喻技藝，在自覺不自覺間，以隱喻的形式構成了和現實的對位和應答，由此，歷史小說在贏得更大自由空間的同時，亦從歷史中汲取了批判性資源和思想啟示，打開了理解現實的另外可能。

當關注現實的“80年代精神”在90年代的“純文學”主流退潮后，表面上離現實最遠的歷史小說反倒不改初心，將現實主義的文學品格接續了下來。其實，在新時期之初，歷史小說就已充當了改革文學的側翼，一直配合著主流的現實題材的文學創作搖旗吶喊。當然，總的看來，80年代歷史小說的核心主題是追求現代化。不同于此前歷史小說對農民戰爭等題材的書寫熱情，此時的歷史題材小說一轉而成為了聚焦歷史變革的“改革小說”，其基本模式或是講述晚清以來的歷史危機，或是批判“封建”王朝的體制弊端，從而得出結論：只有告別落后停滯的封建社會，我們才能啟動新的歷史時間，進入新的普遍的世界歷史時空。因此，這類作品往往會呈現出更為鮮明的“新啟蒙主義”的批判性和強烈的“歷史目的論”色彩，如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作品《少年天子》和《白門柳》就體現出了這種特征。

然而，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改革主題的歷史小說開始式微，至90年代中期，此類小說逐漸被新的“文明論”主題的作品所壓倒取代。但小說《張居正》卻延續了對改革主題的書寫，其創作始于上世紀90年代初，結集出版于新世紀初，這種“逆潮流”而動的創作看起來就別有意味。

寫張居正其實就是在寫改革。作為有明一代最具權勢的內閣首輔，張居正于十年間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舉措，尤其是對吏治的整頓，他采取了“考成法”考核各級官吏，提高了國家機器的行政效能。“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在財政上，他清仗田地、推行“一條鞭法”，一舉扭轉財政赤字，使國庫充實，“太倉粟可支十年，周寺積金，至四百余萬”；在軍事上，他主張任用良將戚繼光、李成梁、凌云翼、殷正茂等安定北方，平定西南叛亂，保證了內外穩定。可以說，張居正主導的“萬歷新政”極大地將明中期以來的頹勢予以了某種程度的挽回，并使大明王朝呈現出難得的中興局面。然而隨著張居正的去世，新政所奠定的局面卻未能延續，明王朝的國運也急轉直下并最終走向了滅亡。另一方面，盡管“萬歷新政”的效果明顯，但對于張居正的政治作風及其私德歷史上也存在不少爭議，尤其是“工于謀國，拙于謀身”的評語幾成公論。對這樣一位復雜的改革家及其功過，上世紀90年代的熊召政又是如何進行書寫的呢？

重要不是故事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故事的年代。

根據熊召政的自述，他寫作《張居正》的誘因就是1992年的新一輪改革熱潮。“我寫歷史小說《張居正》的背景是鄧小平同志的南巡，當時我在深圳，看了《晚間新聞》的播放，《人民日報》那時也刊發了社論《東方吹來滿眼春》。我突然意識到，中國的改革要出現第二個高峰了。當時有朋友問我，‘你認為中國歷史上有多少改革成功的案例？’我想，改革的意義對歷朝歷代都是極為重要的，研究改革也是一個學者的使命。此后，我便開始尋找歷史上的改革案例，著重研究了張居正。”（參見《熊召政：從張居正到大金王朝》）

小說醞釀和寫作的10年間（從1993年至2002年），于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中產生的諸種社會矛盾也陸續呈現，現代化思潮開始出現分化，改革初期的期待和想象成為了某種“過去時”，新的市場化改革更多地表現出一些實用主義的氣質。隨著改革越來越步入“深水區”，改革的精神也產生了某些深刻變化。誕生于此時的小說《張居正》，一方面試圖借助作品來展露作家對新的改革時代的理解，另一方面又以上世紀90年代的改革原則來重新詮釋和反思了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路徑，這既是一次以藝術方式進行的統合歷史、彌合歷史張力的努力，又是一次意義含混、歧義重生的表意實踐。

不可否認，小說《張居正》呈現出了多重面相。在思想資源上，熊召政的思想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上世紀80年代式的“新啟蒙主義”的思維框架中，對制約改革和現代化的“封建專制”文化的批判仍是小說的重要主題。這就使得小說在主要戲劇矛盾關系的設置上仍舊延續了“改革—保守”相對立的模式。小說前兩部的故事主線頗類似于新時期的改革小說：“右派”市長或廠長歸來，努力爭取上級和同僚的支持，壓倒保守派的掣肘，應對各種搗亂，任用闖將，爭取廣大干部群眾的支持，化解危機，贏得勝利。《張居正》與此類似，只不過他和他的“戰友們”面對的是高拱及其余黨。對張居正來說，一項首要的工作就是爭取皇權的支持，他必須維護好和李太后及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的同盟關系。在這里，我們不難看出作者的“反封建”態度。顯然，在熊召政看來，歷史上根深蒂固的封建權力思想和特權意識即是制約改革推進的重大阻力。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二月河和唐浩明的歷史小說中，這樣的文化焦慮已不再成為問題，因為他們已擺脫了新啟蒙主義框架性的約束，“文明論”已上升為作品的核心主題。而對張居正來說，改革的阻力既來自保守力量和政治反對派，亦來自歷史積弊所產生的封建利益集團間盤根錯節的社會關系。比如正在崛起的地方勢力和商業力量等。面對復雜的利益格局，脆弱的“萬歷新政”一直處于持續的壓力之中，所以張居正才不敢丁憂三年，而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韙也要奪情起復，維護寶貴的改革成果。或許張居正所要改革的積弊，某種程度上也是作者所期望的上世紀90年代的改革指向。在他看來，改革所陷入的某種困局需要重啟改革來化解，這些在上世紀90年代顯露出的官僚主義、地方主義、貪腐現象以及新興的資本力量和社會文化力量對社會的健康發展所帶來的挑戰等，都需要國家力量的強力解決。理解了這一層現實憂慮，我們或許就能對小說中很多重要情節的意味產生更多的會心理解。比如邵大俠勾結大員承包重大工程卻偷工減料造成重大事故，又如地方勢力的代表李延的貪腐案，何心隱所代表的“私學”對“官學”的挑戰等。

張居正是依靠法家力量來推進和深化改革的。這與上世紀90年代有一定影響的“新權威主義”也存在著某種呼應。“萬歷新政”的法家氣質鮮明地體現在張居正重用循吏、不用“清流”的用人方式上。小說中，張居正不斷地以夫子自道表達自己的改革觀，這表明張居正是一位實用主義的或曰功利主義的改革家，他反對清流所代表的“空疏無用”的道德激情和理想主義。為了鞏固改革成果、為了富國強兵國家至上的目標，他可以不擇手段，達成任何政治妥協，即使犧牲某些儒家原則也在所不惜。他對循吏的要求是勇于任事、敢想敢干，達到上級要求的目標即可，即使有些違規和貪墨也只是“小節”而已，可以接受。應該說，這種想法在上世紀90年代曾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一方面，它反映出人們渴望深化改革的訴求，對打破現實羈絆、不墨守陳規的探索精神的期望；另一方面，這種功利主義也放松了理想引領，給道德約束松了綁。不難看出，當時一度流行的反道德理想主義思潮和新自由主義觀念對作者還是有著某些潛在影響的。

小說《張居正》中出場人物眾多，作品全方位地展示了明中后期社會生活的場景和風貌，在敘事狀物和刻畫人物上都達到了較高水平。作者對明代典章制度、文人趣味和市井風情的描畫也顯示出一定功力。相對于彼時開始流行的偏傳奇的寫作路線，如歷史小說中常見的武俠、言情套路、宮斗情節等，小說《張居正》還是顯露出了作者反思歷史并折射現實的思想抱負和藝術追求。雖說小說中對欲望場景的描述有些流俗并顯現出某種把玩的趣味，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也可以看作對晚明社會人欲橫流時代的某種文學再現。小說中設置了多條敘事線索，如張居正和玉娘的愛情，萬歷皇帝的權力型人格的成長，以及張居正性格的異化等，通過這些線索，小說既試圖呈現出更為廣闊的社會視野，也試圖傳達出更為豐富的“人性”內容，小說努力尋求表達的仍是“純文學”關注的某些主題和深度思考。然而，對于此后的歷史小說來說，很大程度上已不再需要刻意背負這些文學“包袱”了。比如《大秦帝國》中，孫皓暉關心的只是以小說這種文體表達作家對歷史和現實的判斷，對文學的慣例和“陳規”已不再措意。從這些方面來看，小說《張居正》無論從主題、思想觀念還是藝術風格上，都可看成是一部具有標志性的處于轉折期的歷史小說，此后，甚至在它寫作的同時，歷史小說的寫作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