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在東西方都曾掀起閱讀熱潮的村上春樹，作息健康，聲譽頗佳。他堅持每天跑步，幾十年如一日地寫作，沒有八卦。為什么這種作家形象，受到無數年輕人的青睞？村上春樹塑造的人物有哪些特征，為什么受到眾人追捧？7月19日，新京報·文化云客廳系列直播第18期，作家張悅然與新京報記者、反向流行主播董牧孜對談，暢聊村上春樹和青春文學。

“局限性”是村上春樹背負的“雙刃劍”

村上春樹的小說總會包含某種年輕的、永恒的特質。被村上春樹小說吸引的讀者大多成長于物資豐沛的和平年代，與關注歷史相比，更在乎個人成長。

在張悅然看來，無論是短篇小說還是長篇小說，都要責無旁貸地面對時間，以及時間對人的改變。比如加拿大作家門羅的短篇小說始終關注時間的流逝，人的自我教育、成長，人對過去記憶的篡改、理解，以及記憶怎樣塑造自己。而村上春樹的小說很少用到追憶的視角，也很少處理時間上的變化。他的作品大多都是能在較短時間里結束的現代故事，比如此刻生活里發生的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種種冒險。讀者讀村上春樹的小說，最終會安然無恙地回到原地，收獲很多意義和價值，同時也會改變對當下平庸生活的看法。

文學史上，很多作家會被人有意無意地和疾病連在一起，有著“易感染”體質。張悅然認為，村上春樹成為一種健康的隱喻，他和他的人物都非常健康，這也成為他的人格魅力所在。比如他的《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么》書中，將跑步當做人生的理想來捍衛和守護，向讀者展現他努力經營生活、實現人生價值的追求。同時，他的小說中也建立起對青春、時間永恒的追求。

董牧孜談到，村上春樹有著健康的人格，其人格和作品的內在邏輯又是一致的。在他的筆下，主人公永遠是一種青春的狀態，而沒有傳統中人物成長所需要的蛻變。“他的分析是非常抽象的。當然他是以一種文學化的手法去處理，可是他對于這些問題本身的理解讓我覺得不夠戳到痛處，我覺得他是有一套模式化的處理方式。”

張悅然回應到，村上春樹的創作和神話學家坎貝爾所提到的“英雄歷險”的故事結構有著很大的關系。比如這樣的故事結構勢必會有很多全世界范圍內的讀者喜歡，用坎貝爾的話來說，這個神話模型潛藏在人類的集體無意識里。這種故事會喚醒讀者的舒適體驗，令人沉浸其中。

村上春樹一成不變的寫作模式引起一些爭議，很多人認為這是村上創作面臨的很大局限性。對此張悅然并不完全認可：“每個作家都有很多局限，這些局限也是其風格所在。如果一個作家能突破所有語境，也就沒有所謂的風格可言了。局限性是村上的‘雙刃劍’，也是村上可以獲得那么多讀者的原因。他的作品很多反而是寫實主義的，對于當下人們的心態拿捏得恰到好處。如果一定要說他的作品缺乏真實性的一方面，那就是對失去、對痛苦的體驗吧。他的作品缺少一些能夠抵達靈魂更深處、震撼人心的東西。”

董牧孜描述村上的作品處于一種經驗貧乏的狀態，缺少波瀾壯闊或者對人生的深刻感悟。張悅然則認為，在經驗匱乏時代的寫作素材問題中，村上找到了一條“違紀的道路”，很了不起。相同城市的生活、相似的人生困境，在大多數作家筆下都差不多，村上一直想讓他的小說脫離這樣一種千篇一律、平庸的生活。“能將平淡的生活寫出不同于別人的驚奇與歷險，我覺得他找到了一條路吧。”

面向自我式寫作需要尋找“情感支點”

在直播中，董牧孜提出一個疑問：作家是否都比較喜歡“面向自我式”寫作。這種寫作形式雖然比較容易讓讀者沉浸其中，但同時也面臨困境。

對此，張悅然表示并不太會在創作中直接用自己的生活經驗。就像一個人在現實生活中只會對某個特定的人群產生更多的共情，作家也只可能把情感放在一部分人的身上，理解一些人，接納一些人，比另外的人更多。作家在創作時應當找到這樣的情感支點，然后將自己的情感投注于一些離自己可能看起來很遠的人，但又有一種緊密的內心連接。作家不需要一遍遍重復自己的故事，但是也不意味著他可以寫所有人的故事，所以找到和自己連接的人很重要。

張悅然還談到，有時候在用過于情節化的方式建構小說時，會產生很多功能性情節和功能性人物，這些角色往往會讓作者無暇顧及。在真正優秀的作品中，人物真的有一部分是在小說寫作過程中長出的東西，也就是從人物或故事的某種需要中發展出來的性格或情節。比如安娜?卡列尼娜的死亡，看似是必然的結局，但其中又好像有股神秘的力量。

關于寫作的“神秘性”，張悅然表示，不會將寫作的過程神秘化。她不是那種特別迷信，有著“降靈般”般體驗的作家，最多感受到是在每天寫作的時候，忽然發現某個人物變得更活躍，更有能量。在她看來，職業作家要避免將寫作過程神秘化。“我覺得村上一直在用非常理性的方式創作，但他所有談寫作的文章里都有一種神秘化寫作的傾向。他每天寫作的過程好像英雄歷險一樣。這一點我是有懷疑的，感覺他的創作過程跟他寫出來的小說不完全匹配，他的小說還是建立在理性的構架之上。”

董牧孜將村上春樹創作的神秘性歸結為儀式感。“就好像當下時髦的跑步教，健身跑步這些都可以成為宗教性的感悟，或者身體體驗，這可能與對秩序本身的訴求有關，是一種純粹的對自我完成的訴求。

張悅然也很贊同這種看法。在她看來，有一類作家是隨著時間自然而然的老去，你會感覺到他們在不同的時間段處理著不同世界的問題。他們的主人公在成長，也在衰老。但是，有些作家筆下的主人公是不老的，也不成長。前者的創作更看重生命的經驗，愿意將隨著年齡的變化而產生的人生思考帶入到寫作中。但是對于后者來說，虛構本身更重要，作者會在自己的小說世界虛構一個秩序。就像村上，永遠在他的虛構世界里面維持著某種37歲的主人公的角色。

不要將小說的虛構情節用現實過度衡量

當下有這樣一種現象：很多讀者習慣用強烈的道德批判視角審視文學作品的主人公。比如《英國病人》獲金布克文學獎時，很多人因為其講述的是出軌故事而給作品打低分，他們將自己對于一些社會現象或者個人情感經歷上的義憤填膺作為評價作品的標準。而另一方面，道德上完美無瑕的主人公往往讓人很難與其產生共情。

“這確實是一個困境。”張悅然坦承，在寫作的時候雖然會尊重自己的選擇，但是外界的聲音特別強烈的時候，還是會有一種無形的壓迫。“我盡量少看社會議題，盡可能的關掉一些外面的聲音，尊重自己的選擇還是非常重要的。”

她還談到，當下很容易將作者的虛構和作者的立場放在一起。比如納博科夫的《洛麗塔》，本身創作非常出色，但是也激起很多道德上的詬病和不滿。“討論文學作品的體系和這個時代的文學作品脫軌了。永遠討論具體的內容，而不是怎么去寫這件事情，或者如何將虛構的情節寫得更精彩、更有突破。對于中國創作者來說，更需要堅實的虛構堡壘，換言之，這是我虛構的世界，不應該完全按照現實生活的標準去考量、評判它，我覺得這個衡量標準非常危險。”（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