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言 出版社：浙江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年05月 ISBN：9787533960018

作家一輩子干的一件事

——在京都大學的演講

時間： 1999年10月23日下午

地點： 日本京都

我能夠在這里對你們演講，是因為我寫過一些小說，是因為日本的漢學家吉田富夫先生、藤井省三先生和其他的幾位先生把我的一些小說翻譯成了日文。我的小說能被吉田富夫先生、藤井省三先生和其他的先生慧眼看中是我的幸運；我能夠踏上日本美麗的國土并對你們演講是我的榮耀。而今天的幸運和榮耀，是我二十年前開始寫作時做夢也想象不到的。

二十年前，當我拿起筆創作第一篇小說時，還是一個剛從我的故鄉高密東北鄉的高粱地里鉆出來的農民，用中國的城里人嘲笑鄉下人的說法，是“腦袋上頂著高粱花子”。我開始文學創作的最初動機非常簡單，就是想賺一點稿費買一雙閃閃發亮的皮鞋，滿足一下虛榮心。當然，在我買上了皮鞋之后，我的野心便隨之膨脹了。那時的我又想買一只上海造的手表，戴在手腕上，回鄉去向我的鄉親們炫耀。那時我還在一個軍營里站崗，在那些漫漫長夜里，我沉浸在想象的甜蜜當中。我想象著穿著皮鞋戴著手表在故鄉的大街上走來走去的情景，我想象著村子里的姑娘們投到我身上的充滿愛意的目光。我經常被自己的想象激動得熱淚盈眶，以至于忘了換崗的時間。但可悲的是，最終我也沒能用稿費換來手表，我戴的第一塊手表還是我的父親賣了一頭牛幫我買的；更可悲的是，當我穿著皮鞋戴著手表在大街上走來走去時，也沒有一個姑娘把目光投到我的身上，只有一些老太太用鄙夷的目光打量著我。

在我剛開始創作時，中國的當代文學正處在所謂的“傷痕文學”后期，幾乎所有的作品，都在控訴“文化大革命”的罪惡。這時的中國文學，還負載著很多政治任務，并沒有取得獨立的品格。我模仿著當時流行的作品，寫了一些今天看起來應該燒掉的作品。只有當我意識到文學必須擺脫為政治服務的魔影時，我才寫出了比較完全意義上的文學作品。這時，已是八十年代的中期了。我的覺悟，得之于閱讀： 那是十五年前冬天里的一個深夜，當我從川端康成的《雪國》里讀到“一只黑色的秋田狗蹲在那里的一塊踏石上，久久地舔著熱水”這樣一個句子時，一幅生動的畫面栩栩生地出現在我的眼前，我感到像被心儀已久的姑娘撫摸了一下似的，激動不安，興奮無比。我明白了什么是小說，我知道了我應該寫什么，也知道了應該怎樣寫。在此之前，我一直在為寫什么和怎樣寫發愁，既找不到適合自己的故事，更發不出自己的聲音。川端康成小說中的這樣一句話，如同暗夜中的燈塔，照亮了我前進的道路。

當時我已經顧不上把《雪國》讀完，放下他的書，我就抓起了自己的筆，寫出了這樣的句子：“高密東北鄉原產白色溫馴的大狗，綿延數代之后，很難再見一匹純種。”這是在我的小說中第一次出現“高密東北鄉”這個字眼，也是在我的小說中第一次出現關于“純種”的概念。這篇小說就是后來贏得過“臺灣聯合文學獎”并被翻譯成多種外文的《白狗秋千架》。從此之后，我高高地舉起了“高密東北鄉”這面大旗，就像一個草莽英雄一樣，開始了招兵買馬、創建王國的工作。

在舉起“高密東北鄉”這桿大旗之前，或者說在讀到川端康成先生的“舔著熱水的秋田狗”之前，我一直找不到創作的素材。我遵循著教科書里的教導，到農村、工廠里去體驗生活，但歸來后還是感到沒有什么東西好寫。川端康成的秋田狗喚醒了我： 原來狗也可以進入文學，原來熱水也可以進入文學!從此之后，我再也不必為找不到小說素材而發愁了。從此之后，當我寫著一篇小說的時候，新的小說就像急著回家下蛋的母雞一樣，在我的身后咕咕亂叫。過去是我寫小說，現在是小說寫我，我成了小說的奴隸。

當然，每一個作家都必然地生活在一定的社會政治環境中，要想寫出完全與政治無關的作品也是不可能的。但好的作家，總是千方百計地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更加廣泛和普遍的意義，總是使自己的作品能被更多的人接受和理解。好的作家雖然寫的很可能只是他的故鄉那塊巴掌大小的地方，很可能只是那塊巴掌大小的地方上的人和事，但由于他動筆之前就意識到了那塊巴掌大的地方是世界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那塊巴掌大的地方上發生的事情是世界歷史的一個片段，所以，他的作品就具有了走向世界、被全部人類理解和接受的可能性。這是美國作家福克納給我的啟示，也是日本作家水上勉、三島由紀夫、大江健三郎給我的啟示。當然，沒有他們，我也會這樣寫；沒有他們，我也會走上這條道路。但他們的創作實踐為我提供了有用的經驗，使我少走了許多彎路。

1985年，我寫出了《透明的紅蘿卜》《爆炸》《枯河》等一批小說，在文壇上獲得了廣泛的名聲。1986年，我寫出了《紅高粱家族》，確立了在文壇的地位。1987年，我寫了《歡樂》和《紅蝗》，這兩部中篇小說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連許多一直吹捧我的評論家也不喜歡我了，我知道他們被我嚇壞了。接下來的兩年內，我創作了長篇小說《天堂蒜薹之歌》和《十三步》。《天堂蒜薹之歌》是根據一個真實的事件而寫，那里的貪官污吏揚言要打斷我的腿。《十三步》是一部復雜的作品，去年我在法國巴黎的一所大學演講，一個法國讀者對我說，她用了五種顏色的筆做著記號，才把這本書讀懂。我告訴她，如果讓我重讀《十三步》，需要用六種顏色的筆做記號。1989年，我寫出了已被藤井省三先生翻譯成日文的《酒國》，這部長篇，在中國幾乎無人知道，但我認為它是我迄今為止最完美的長篇，我為它感到驕傲。接下來的幾年里，我寫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說，在創作這些中短篇小說時，我的心一直不得安寧，因為有一個巨大的題材在召喚著我，這個題材，就是被吉田富夫教授翻譯成日文的《豐乳肥臀》，這部書給我帶來了很多麻煩，當然也給我帶來了新的聲譽。如果把《酒國》和《豐乳肥臀》進行比較，那么，《酒國》是我的美麗刁蠻的情人，而《豐乳肥臀》則是我的寬厚沉穩的祖母。

我曾經被中國的文學評論家貼上了許多的文學標簽，他們時而說我是“新感覺派”，時而說我是“尋根派”，時而又把我劃到“先鋒派”的陣營里。對此我既不反對也不贊同。作家關心的只是自己的創作，他甚至不去關心讀者對自己作品的看法。他關心的只是自己作品中人物的命運，因為這是他創造的比他自己更為重要的生命，與他血肉相連。一個作家一輩子其實只能干一件事： 把自己的血肉，連同自己的靈魂，轉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

一個作家一輩子可能寫出幾十本書，可能塑造出幾百個人物，但幾十本書只不過是一本書的種種翻版，幾百個人物只不過是一個人物的種種化身。這幾十本書合成的一本書就是作家的自傳，這幾百個人物合成的一個人物就是作家的自我。

如果硬要我從自己的書里抽出一個這樣的人物，那么，這個人物就是我在《透明的紅蘿卜》里寫的那個沒有姓名的黑孩子。這個黑孩子雖然具有說話的能力，但他很少說話，他感到說話對他是一種沉重的負擔。這個黑孩子能夠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苦難，他在滴水成冰的嚴寒天氣里，只穿一條短褲，光著脊背，赤著雙腳；他能夠將燒紅的鋼鐵攥在手里；他能夠對自己身上的傷口熟視無睹。他具有幻想的能力，能夠看到別人看不到的奇異而美麗的事物；他能夠聽到別人聽不到的聲音，譬如他能聽到頭發落到地上發出的聲音；他能嗅到別人嗅不到的氣味；當然，他也像《豐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一樣迷戀著女人的乳房……正因為他具有了這些非同尋常之處，所以他感受到的世界就是在常人看來顯得既奇特又新鮮的世界。所以他就用自己的眼睛開拓了人類的視野，所以他用自己的體驗豐富了人類的體驗，所以他既是我又超出了我，他既是人又超越了人。在科技如此發達、復制生活如此方便的今天，這種似是而非的超越，正是文學存在著、并可能繼續存在下去的理由。

黑孩子是一個精靈，他與我一起成長，并伴隨著我走遍天下，他是我的保護神。現在，他就站在我的身后，如果男士們看不到他，女士們一定看到了，因為無論多么奇特的孩子，都有自己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