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〇年初夏，我在廣州文藝市民空間舉行了一場名為“廣州都市女性寫作的亮點與意義”的直播講座。海報設計出來，“亮點與意義”改換成了“進化論”——直播團隊加上去的。乍一看，似乎有點標題黨的意思。但仔細一想，“進化論”有傳統延續的意味，這促使我做了一些思考。海報被微信群里的一些朋友看到，就有人問：是女人進化，還是女作家進化？“進化論”對女性有沒有不尊重的意思？

我突然感覺到了壓力，因為，女性這個話題近三十年始終長盛不衰。

一

“進化論”意味深長

從自己經歷說起：我在軍隊大院長大，這使我成長環境里沒有祖輩和街坊這樣的角色。直到上大學，我才比較長時間地與我的外婆相處。她的講述讓我知道了家族的過去，也促使我個人的文學閱讀與中國歷史產生了緊密的聯系。

我的外婆一九一一年出生在一個比較富有的家庭，上世紀二十年代讀了省城著名的女子中學，這在當時算是接受了較高水平教育。但后來，她回歸了家庭，做了一輩子家庭婦女。與她一輩的姐妹大多也沒有走向職場。外婆有位堂姐——我們叫她好婆，讀了師范，出類拔萃。她的父親是一位教育家。好婆從師范畢業后，她父親就要她嫁人，她不愿意，那時開始提倡自由戀愛，于是她就抗婚。她的姐妹在結婚前夜給她穿了七套衣服，每一套衣服都用針線密密地縫起來，以此表示抗婚。第二天早上，家人大驚失色。她父親還是一個比較開明的人，最后被迫同意了退婚。這在當時是震動四鄰的大事。好婆后來就成為一個省會城市的第一位中學女教師。

回望歷史，二十世紀中國女性的成長均與城市相關。逃離傳統生活的鄉村，進入個性解放的城市，恰好成為女性千載難逢的機會。雖然內地城市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都是“都市里的鄉村”，但還是為中國女性擺脫女兒、妻子、母親等“三從四德”觀念下的傳統規定角色，實現經濟與人格獨立，提供了機會。除了女性快速成長外，我們還要談談女性與城市——女性與城市關聯非常大。

首先，從女性進化論上來講，女性解放，女性的人格獨立、經濟獨立，都是城市為其提供了平臺和機會。中國鄉村幾千年的封建傳統，讓女性長期被困在被“三從四德”教條束縛的傳統角色平臺上，這一平臺到城市就被逐步解構化解。當然，并非一蹴而就，中國的城市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還是“都市里的鄉村”，仍然具有濃郁的鄉村特點。

不過，與其他城市不同，廣州較早開始都市化。近代以來，從“西關小姐”的年代，廣州的女性就開始走向社會。可以說，二十一世紀女性的快速成長有力超男性之趨勢。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開始在中文系教書的時候，就發現女生的優勢已經出現：人數與男生相當，學習成績占據全班前十。當然，也有人說這是因為中國教育屬于記憶型，比較適合女性。此說法沒有科學根據。

有目共睹的是，當代女性成長非常快，在男性擅長的領域，女性一樣可以取得成就。一些比較優秀的女性甚至開始抱怨：男性成長太慢，跟不上她們的步伐。這是一個有意味的現象。

女性可能更適應崇尚合作、分享與服務的非兵器非體力時代，剛柔相濟成為職場最佳性格。由此可見，婦女解放或者說中國女性社會身份的進化——從傳統規定的角色到今天的現代女性，其實只用了一百年的時間。

二

廣州女作家與寫作陣營

最近我所在的文藝評論家協會主編了一本名為《文采舜華》的書，書中提到的名家從黃遵憲到康有為、丘逢甲，從梁啟超到陳寅恪、黃藥眠、黃谷柳、歐陽山、陳殘云，再到蕭殷、黃秋耘、秦牧，我們發現其中沒有一位女性。

女性大家缺席，令人惋惜。廣州這座城缺一個丁玲，缺一個蕭紅，也缺一個張愛玲。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到復旦大學學習，見到茹志鵑帶著女兒王安憶來與我們開座談會。當時王安憶還沒有出名。上海這座城市，“十七年文學”時期出了一個著名女作家茹志鵑，八十年代冒出來知青作家王安憶，再加上民國時期的張愛玲以及其他一批上海女作家，形成了上海女性寫作傳統。

相比之下，廣州的作家還沒有形成上海的傳統，從簡單“進化論”角度講，廣州的女性寫作者真正形成團隊、形成規模，可以說是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有趣的是，從整個新時期文學發展角度看，晚了大約十年的時間。

一九九〇年，廣州女作家張欣從北大作家班畢業，她的小說創作發生了一個轉向：從軍隊醫院生活轉向廣州，轉向城市，轉向大都市。我認為，這一轉向以及張欣周圍的一批女作家的出現，標志著廣州都市女性寫作——團隊也好，群體也好，一個陣營也好——正式出現，且形成規模。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除了張欣、張梅的小說產生過全國性影響外，當時還有一個文學寫作現象，即黃愛東西、黃茵、張梅、石娃、素素、蘭妮等一批女作家參加且形成廣泛影響的女性寫作現象——“小女人散文”。它與“都市小說”正式構成了廣州都市女性寫作群體，并開始形成富有自身文化個性的寫作傳統。

我一九九八年年底調到深圳，當時讀到兩位老朋友介紹廣州的女作家和女性寫作者的文章。一個是艾云，學者型的散文家，藝術感覺與理性思考交相輝映；還有一個鐘曉毅，研究海外文學的學者，散文也寫得靈動潤澤。我在深圳的時候已經遠離文學了，但是文章吸引了我，讓我注意到廣州有一批女性寫作者。具體而言，是有一批都市寫作者，其中寫小說的，我比較熟悉，多為她們寫過評論。

小說家之外，黃愛東西是我喜歡并關注多年的廣州散文家。我一直遺憾她沒有寫小說，而是用散文把她感悟到的羊城歷史長河中一些屬于靈魂的東西表達了出來。當時廣州的媒體，特別是《南方周末》，為黃愛東西的隨筆散文提供了良好的傳播平臺。她所傳達的觀念，坦誠率直的態度，堅定自信的女性立場，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廣州的女性寫作出現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此時城市高度發展，珠三角城市群崛起，城市對于都市女性的生活形成很大的沖擊。

三

可以生發的許多城市文學話題

從廣州女性寫作者的角度，可以生發出許多城市文學話題。

廣州詩人中間我印象比較深的有三位：鄭小瓊、馮娜、譚暢。最初知道鄭小瓊是讀到她的“鐵的冰冷和疼痛”，她是四川人，在廣州寫作并安家落戶；廣州為云南白族詩人馮娜提供了回望故鄉的空間，“海邊的南方女人”構成她的另一個身份；來自河南的詩人譚暢的詩歌集《大女人》，書名與“小女人”相對，有什么樣的關系呢？值得琢磨。三人都從女性角度切入城市。

廣州的媒體也有一批知名的女記者、女編輯，她們也是優秀的寫作者，比如楚明、宋曉琪、劉丹、馮君、劉小玲，以及相對年輕一些的陳美華、鐘潔玲、白嵐、李賀，還有八〇后的安然、張淳、楊希、姚陌塵、劉妍等。此外，還有作協、大學、科研機構的艾云、鐘曉毅、西籬、高小莉、鄞珊、張鴻、東方莎莎、朱繼紅、王璐、王美怡等。目力所及，掛一漏萬，優秀者數不勝數。每一個名字后面，都是十年、二十年甚至幾十年對于文字的鐘愛與努力。寫作者“紅舞鞋”一旦穿上，痛并快樂著。她們的寫作跟廣州這座城都有千絲萬縷的關系。也是廣州這個平臺，讓她們能夠一直往前走。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廣東的“文化北伐”，意味廣東人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轉變。廣州女性寫作借此機遇，打開“都市通道”，為“都市欲望”正名，影響全國，風靡一時。張欣、張梅以及“小女人散文”，甚至成為都市時尚樣板。

廣州這座城市有如下特點：低調、務實、包容、進取；還有開放，多元文化、海洋性、咸淡水文化；尊重個人選擇、個人隱私，不介入他人家庭；移民城市，英雄不問出路；給予女作家相對自由的人生選擇權，尊重個性，尊重精神亦尊重物質。理論家還概括了“廣州四領先”：市場經濟領先，人生觀念領先，消費觀念領先，媒體傳播領先。以上這些，恰恰是廣州這座城為作家提供的寫作與精神資源。

我在廣州女作家的創作談中讀到：北京女作家活在云端，上海女作家說凡是寫作的人多半買不起房；廣州則有所不同，不但自己買得起房子，而且要有自己的一間書房。同時，女作家們大多不掩飾地說出自己的物質需求：口紅、香水、化妝品、靚衣、鮮花、美食、藝術品……

城市、都市、女性、女作家、女性寫作者、女性成長與廣州，實在是一個具有發散性的話題，值得回味。

結語：廣州都市女性寫作意義非凡

簡而言之，我眼中的廣州都市女性寫作意義非凡。

女性突破了傳統婦女角色，進入職場并成功獲得城市角色，精神獨立贏得社會尊重，形成溫婉卻堅定的中國式女性主義。如果說，舒婷《致橡樹》喊出了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女性的心聲；那么，廣州張欣等女作家的作品則全面勇敢地進入日常世俗，第一次有力地回答了魯迅時代“娜拉出走后怎么辦”的時代之問。

在我看來，她們的文學創作更類似一種表白與宣言：在偉大的城市中重建當代女性的自我——我不屬于誰，我只屬于我自己。

都市女性或許感受尖銳：愈近中年，世俗生活越要求你更多地考慮他人，唯有在文學藝術創作中，在超越現實的虛構中，女性方可以心無掛礙地真正回歸自我。此時，寫作或許成為自我世界的建構；藝術家在她的作品中完成一座堡壘，這虛幻而堅固的堡壘，成為女性精神棲息的最后一塊凈土。

我在張欣筆下女性角色的掙扎、張梅作品中女主人公的恍惚眼神、黃愛東西剛柔并濟的詼諧文字、黃詠梅的深入骨髓、梁鳳蓮的西關風情、鄭小瓊“冰冷的鐵”、馮娜的《出生地》、譚暢的“大女人”、陳思呈的溫柔敦厚、侯虹斌的尖銳疼痛、黃佟佟的真摯傾訴，以及裴諭新毫不猶豫的自我解剖中深沉地感知，洞徹地理解……

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原本屬于男性文人的人生感慨，同樣痛徹心扉地流淌在女性筆下。作為男性評論家的我，透過她們的傾訴與表達、文字與線條、色彩與旋律，看到她們同身后那座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廣州城建立了某種奇妙的聯系。歷經磨難，風風雨雨，與都市一道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