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游的鄉村世界》 作者：包偉民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年09月 ISBN：9787520168298 定價：79.00元

八世為儒

陸游蟄居鄉村數十年，尤其到晚年，困于體衰家貧，痛感家業不振，臨終前還在“但悲不見九州同”，對恢復大業未成無限惆悵，心情難免壓抑。這就使得他有時既羨慕村落耕夫生活的踏實平穩，但同時卻又放不下業儒興家的精英路線，堅持讓子嗣讀書應舉，常常不免陷于矛盾心境之中。

陸游詩集中收錄有許多抱怨讀書應舉不如農耕，甚至不如工商各業的作品，淳熙十年十月所作的《書生嘆》比較典型：君不見城中小兒計不疏，賣漿賣餅活有余，夜歸無事喚儔侶，醉倒往往眠街衢。又不見壟頭男子手把鉏，丁字不識稱農夫，筋力雖勞憂患少，春秋社飲常歡娛。可憐秀才最誤計，一生衣食囊中書，聲名才出眾毀集，中道不復能他圖，抱書餓死在空谷，人雖可罪汝亦愚。嗚呼，人雖可罪汝亦愚，曼倩豈即賢侏儒！當時他正以祠官閑居三山，心情抑郁，因此才有此“可憐秀才最誤計”之嘆。在這以后，他更以閑居為主，特別是到了晚年，像這樣的感嘆也就越來越多了。如紹熙二年（1191）《示兒》，“愿兒力耕足衣食，讀書萬卷真何益”；慶元四年（1198）《雜感》，“勸君莫識一丁字，此事從來誤幾人”；嘉泰元年《七侄歲暮同諸孫來過偶得長句》，“四朝遇主終身困，八世為儒舉族貧”；直到嘉定二年（1209）他八十五歲時所寫的《春日雜興》詩，仍稱“一生衣食財取足，百世何妨常作農”。

與此同時，陸游又時時不忘督責兒子們的舉業，正如在前文所引嘉泰元年夏天的那首《舍西晚眺示子聿》詩中，他勉勵小兒子“嗟予久合墮鬼錄，憐汝猶能讀父書。西望牛頭渺天際，永懷吾祖起家初”。子坦、子遹（子聿）不得不“廢書出”，前去向佃農斂租，他大表慰勞。小兒子子遹讀書“常至夜分”，他“每聽之輒欣然忘百憂”。他還寄語孫子元用，“會看神授如椽筆，莫改家傳折角巾”。《詩稿》卷三四《示元用》。有時他雖然抱怨自己生平不算成功，但對兒子們都能夠恪守儒業，卻又表示“小兒可付巾箱業，未用逢人嘆不遭”。在這里，除了作為儒生放不下精英身份，不愿意讓子嗣們“委其為鄉人”，執著于業儒興家的立場之外，重要的還在于陸游對于儒家傳統的治國平天下理念的堅持。正如紹熙二年（1191）《五更讀書示子》一詩所揭示的：“吾兒雖戇素業存，頗能伴翁飽菜根。萬鐘一品不足論，時來出手蘇元元。”他指望著有朝一日時來運轉，兒孫們能夠“出手蘇元元”，解萬民于倒懸之中。這顯然是將自己一生未竟的事業寄托在了兒孫們的身上。

為了兒孫們的舉業，陸游不得不投入相當的精力與財力。紹熙五年（1194）冬，他記述兒子入城求師，“小兒破帽出求師，老父寒爐夜畫詩”。詩句沒有說明是哪個兒子，估計是小兒子子遹。博學如陸游，兒孫們準備科考，也不得不別求他人指教，這或許有陸游自己年歲已高、精力不濟的原因，更重要的還在于南宋時期應付科考的教館已經成為一種專門的職業，有不少應對考試的技藝，而且城市是傳播關于科考動向消息的中心，這也是前文提到的當時士人傾向城居的一大原因。與此同時，陸游在詩文中雖然也常常描寫他與兒孫們一起讀書的情形，卻也得依靠延聘塾師來負責兒孫們的教育。嘉泰二年（1202）《春曉》詩“老病自憐猶嗜學，誦書家塾羨諸生”句下，自注曰：“新館一客，諸孫晨興入學，誦書頗盛。”陸游曾經記述，南宋山會農村有在冬季三個月送子弟入小學的風氣，“所讀雜字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為的是“識字粗堪供賦役”，長大后方便與官府打交道。不過陸游家里的這個家塾并非只讀村書的小學，而是為了培養孫輩們應試考科舉的。有時，他還擔心兒孫們夜間讀書聲音太響，會影響鄰居們的休息，“婦女晨炊動井臼，兒童夜誦聒比鄰”。可見晚年陸游雖然一再嘆窮，仍專門為兒孫們聘有塾師，家庭教育無疑是鄉宦之家重要的與必不可少的生活開支，他們家庭的經濟開支要求與一般農民是不能用同一個水準去衡量的。

可惜的是，盡管如此的堅持與投入，根據地方志的記載，至少到其孫輩為止，陸游后裔在科考上都不怎么成功。這可以成為科舉社會人們的垂直流動性（社會地位）比之前代明顯增大的一個案例，同時也讓我們看到，堅持以儒自守、“莫改家傳折角巾”的士人階層，在南宋的鄉村世界里的存在與其社會特點。

出自第六章《鄉居生活：墊巾風度人爭看》